新冠疫情爆发后，朱莉(Julie，假名)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1年初，她还不到10岁，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隔绝，安装了 TikTok，开始花几个小时上网，陷入了社交媒体的困境，最终她发现LGBTQ+ 群体，并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
她在自己写的这篇文章中说：“跨性别活动人士积极发布有关‘安全’乳房束缚的视频，以及睪固酮如何让你感觉愉悦，以及它如何让你所有的问题突然消失。我越是被这些影片洗脑，我就越开始对它们产生共鸣。”
2021年，5年级的朱莉开始私下承认自己是个非二元性别者。
在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YCDSB)一名老师的帮助下，在课堂上使用“他们”(they/them)的代名词和新的男性化名字，她的父母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2022年6月，她的父母才得知女儿在学校里悄悄发生的事。当他们反对，并要求学校负责人将他们纳入有关女儿的谈话中时，学校甚至致电儿童援助协会(Children’s Aid Society，简称CAS)要求介入此事，该协会开始对这个家庭进行了调查。
2023年12月，朱莉意识到自己被一种“社交时尚”所席卷，而忽略了她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她的家人对学校必须“让家长蒙在鼓里”的权力，发出警告。
朱莉的母亲Christina说：“身为家长，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因为在我背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我怀疑事情真的出了问题。”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份，媒体没有透露学校的名称，也没有使用朱莉或她母亲的真实姓名。
朱莉在与记者分享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并反思了她的童年和人生中这段令人困惑的时期，当时“我有点男性化”， “我热爱运动，也有男性朋友，但我从未经历过性别不安。我喜欢裙子，作为一个女孩我感觉很舒服。”朱莉说10岁就开始进入青春期，比同龄人早。
“当时我没有很多朋友，而且我被班上的人欺负，所以我当然想成为一个爱我的社区的一部分。”朱莉在接受《国家邮报》采访时说。她的身体不适与几位同学的性别认同谱一致。 “我认为，不幸的是，这就是一切的开始。”朱莉说。
母亲Christina(下图)表示，当时她并不知道女儿的学校局允许孩子们，在未经监护人同意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性别过渡”(socially transition)。
约克区安省教育厅长拒绝对此个案发表评论，但发言人表示，学校不应该制定对家长保密的政策。教育厅发言人乔杜里(Isha Chaudhur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已获悉儿童援助协会参与了此案，对个人情况发表评论是不合适的。 ”发言人的声明称：“但是，我可以重申政府的明确期待，即家长充分参与学校当局及孩子的生活。我们希望各方保持透明，以确保每个孩子的安全和成功。”
代表该省大多数儿童援助组织的安省儿童援助协会(Ontario 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Aid Societie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他们无法再讨论朱莉案件的具体细节，但总体来说，近年来该机构发现与性别认同相关的电话有所增加。
“我们从成员机构那里得知，社区有越来越多就性别认同相关的问题与他们联系。”发言人克拉克(Brynne Clarke)在电邮中写道：“在评估有关儿童或青少年福祉的问题时，儿童福利机构必须确保遵守‘凯特琳原则’(Katelynn’s Principle)，该原则将儿童和青少年的声音和身份置于所有决策的中心。”
母亲Christina说，在朱莉开始剪头发后，她第一次了解到女儿在“性别过渡”，并坦言感觉到她“不再像个女孩子了”。这项发现让Christina和丈夫感到不安。父母认为老师没有告知女儿的事，学校损害了朱莉的健康。
这对父母最终要求与学校负责人会面，据Christina说，学校管理人员曾同意停止使用“他们”的代名词，只用女儿的法定姓名称呼她。然而，Christina表示，学校最终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
2022年9月，6年级开始后的几周内，朱莉第一次开始认定自己是个跨性别男孩，她使用了男性的名字，并对开始睪固酮治疗和接受双侧乳房切除术产生兴趣。
Christina和丈夫，对朱莉性别认同的变化以及她对手术选择和荷尔蒙疗法的了解程度感到震惊。她说：“我很震惊一个孩子知道这么多，以及这些信息来自哪里。”
朱莉开始经常戴着胸束，她的皮肤因此瘀伤，Christina担心这会对她的健康产生长期影响，也导致了她与父母的激烈争吵。然后，朱莉于9月中旬离家出走。她因意图自残而出走后被送往医院。
她说，朱莉在这段时间与医疗专业人员的交流中，整个人被性别认定的建议所掩盖。
朱莉写道，当她只有11岁时，她的家庭医生向她保证“胸束是完全健康的”，并询问她是否有兴趣了解青春期阻断剂。朱莉说，一位精神科医生警告她的父母，如果他们不确认她的跨性别身份，她可能会自杀。
朱莉在文章中写道：“在那个年纪，我无法对‘医疗干预’(性别)做出有意识的决定，这些干预措施具有极高危及生命的副作用风险，可能使我无法怀孕。所有人都承认我是个男孩，从来没有试图挖掘任何可能导致这些自杀念头的潜在问题。”
Christina从该机构获得并与《国家邮报》分享的一份来自儿童援助协会的报告称，当朱莉逃跑时，她的校长打电话给CAS，转Christina反对朱莉的跨性别身份，形容Christina为潜在的“冲突祸首”。
Christina说，这是学校在未来几个月内向CAS拨打多次电话中的第一通，之后导致CAS至少有5次家访。学校将朱莉的挣扎归咎于Christina未能确认女儿新的跨性别身份。Christina说，她相信这些电话“肯定”导致了CAS的家访和后续行动。官方文件显示，学校的建言在此期间得到了CAS的认可。
2022年10月，在Christina和丈夫要求学校恢复使用朱莉的法定姓名后，CAS“收到了学校的后续转介”。朱莉再次试图出走，家人最终达成妥协，聘请了一位治疗师，并勉强接受同学们用她在学校喜欢的代名词和名字来称呼朱莉。然而，父母要求教育工作者继续使用朱莉的法定姓名。
到2023年1月，Christina仍在寻求学校的保证，以确保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朱莉的合法姓名。根据电邮，校长回应说，这样的要求给朱莉造成了“创伤”，而她“作为管理者的角色是支持我照顾的学生”。交流后几天内，校长在5个月内第3次致电 CAS，表达了她对Christina教养方式的担忧。经过精心编制的 CAS 报告称：“来电者说，‘她知道这家人爱他们的孩子，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但他们此时在情感上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随后的家访与先前的家访非常相似，家长们讨论了朱莉的心理健康、自残，以及学校在私事中调解的担忧。
在CAS突击家访后的一封电邮中，Christina询问校长为何联系该机构，校长援引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法》第125条规定称教育工作者有的“报告”的义务。又说“当CAS就报告联系您时，他们会解释问题的性质。”学校管理人员在回复电邮结尾问候语上方，用黄色突出显示的文字说道，祝Christina“情人节快乐”。
倡导保护宪法权利的加拿大宪章倡导者组织律师摩尔(Marty Moore)，在给《国家邮报》的一封电邮中表示：“这不是一个独特的情况”。 “当全国各地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被认为是不同性别表示谨慎或犹豫时，学校也会有类似的反应。”摩尔表示，他担心“宽泛的法定语言给学校官员和CAS人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他们受自己对儿童情感伤害的主观看法的影响。”
今年稍早，亚省、沙省和纽奔驰域省一起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要求儿童在校涉及授予“性别过渡”措施时须获得家长同意。在亚省，任何希望在学校接受“性别过渡”措施的16岁以下儿童都需要获得家长许可。16岁以上的学生家长则只会收到通知，但毋须征得家长同意。
摩尔预计，此类举措将引起LGBTQ群体的抵制，但省教育厅和地方学校局需要立法为指引。他补充说：“此类立法可能需要援引《宪章》的但书条款，以避免被法院搁置并卷入多年令人担忧的诉讼。”
在整个6年级期间，朱莉的离家出走、周期性自残和住院的事情仍在继续。朱莉说，她的父母最初表现出缺乏支持的确令人痛苦。然而，她表示，学校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把她父母排除在外的决定大大加剧了她的问题。“因为学校向我的父母隐瞒了很多事情，我只是尽力不告诉我的父母这些事情。”朱莉说： “我的校长，她跟我谈过几次话，她说她理解我非常糟糕的处境；我的父母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他们正在伤害我。再者，如果我需要与儿童援助人员交谈，她可以随时帮我打电话。”
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YCDSB)发言人布罗森斯(Mark Brosens)在一封电邮中说：“出于对隐私的尊重”，教育局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教育局相信家庭、学校和学区的合作可以提供最好的教育体验。我们的教育局支持天主教会的教义和社区成员的人权。YCDSB提供许多支持来帮助我们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Christina回顾朱莉6年级的时光，“我们真正的地狱才开始”。照顾女儿、涉足法律和教育领域、造访医院，以及应对CAS的突然家访，可谓万样事情压在身上，压力也开始对她的身心造成损害。Christina说：“我不得不辞去工作才能参与其中，因为我一直写信给老师，老师和校长从不回应。”
直到7年级的前几个月，朱莉一直在与自己的性别认同和心理健康作斗争。朱莉转到另一所中学后，Christina发现校长主动提出让朱莉使用男孩的洗手间和更衣室，做这决定前她的女儿并没有事先提出这个想法。
朱莉在她的文章中写道，她对使用男性洗手间感到不舒服(她使用了中性洗手间)，不过她确实使用了男更衣室，因为那里有单独的隔间。朱莉写道，妈妈和那些使用男更衣室的男孩父母都没有得到通知。
2023年11月，朱莉的生活发生了转折，当时她的父亲带回一本施里尔 (Abigail Shrier) 的《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ible Damage)，书中认为，由于社群的感染力，许多年轻女孩经历了快速发生的“性别不安”(ROGD)情况。朱莉的父亲为自己买了这本书，尽管朱莉认为这本书存在“跨性别恐惧症”，但她还是出于好奇而决定阅读它。
她写道：“在阅读了关于变性者以及他们如何认定自己是变性人的文章后，我明白自己过往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需要在伤害我所爱的人或我自己之前回头。”
不久之后，朱莉扔掉了胸束，开始恢复女性身份。然而，她说，在最初认定自己是非二元性别，然后又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后，她当时所获得的掌声和支持，在觉今是而昨非后，这些掌声和支持就消失了。
Christina对记者说：“当我们宣布她想重新使用女性代名词时，每个人都不断地问她：‘你确定吗？你确定要变回去(女性)吗？’ ，又问‘你确定你的父母没有把这事强加给你吗？’”
尽管朱莉向她的朋友和老师保证转回(女性)是自愿的选择，朱莉还是觉得这影响了她的社交生活。“我并没有真正失去任何朋友，但我最亲密的朋友似乎正在远离我。就像他们和我说话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都是LGBTQ社群的一部分。”
随着自己的“跨性别认同”潮退，朱莉不得不应对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忽视的潜在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治疗师对她进行了评估，认为她有边缘性人格障碍、贪食症和因身体形象问题而产生的焦虑等特征。不过Christina现在觉得她女儿的表现“比整个六年级都要好得多”，并且终于解决了她的心理健康问题。
朱莉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旅程，让教育工作者积极隐藏她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至后来女儿最终得到解决根本问题的诊断，Christina因此证明了安省学校政策存在的缺陷。
Christina批评校方说，在他们眼中，如果我不支持女儿，不去称呼她为‘他’的话，我便是孩子的敌人。她说：“他们暗示我有恐跨性别症、恐同症。”
朱莉说，自杀念头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中旬，但自从暑假以来，她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她将自己持续的心理健康问题，部分归因于同学不愿意用她出生名字来称呼她。本周，她将在一所新的学校开始就读8年级，她希望在那里结交“不知道我的过去”的新朋友。
整个夏天，朱莉获得了潜水证书，又为她的衣柜增添了女孩子的服装，并在基督教夏令营里结交了新的朋友。她说：“我终于对我的身份感到真正的平静了。”
(图：国家邮报、加通社资料图片、Pex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