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这家民宿的院子里找到集体舞会，可以从改建成手工艺品市集的床单厂往北走，朝着素食食堂的方向行驶，这家食堂呼吁食客“赤脚走在泥土里，沐浴在阳光下”。如果你看到无人值守、顾客可以通过荣誉系统付款的精酿啤酒吧，那你就已经走过了。
欢迎来到中国山城大理，它有时也被称为“大理福尼亚”，是中国特立独行、漂泊不定或纯粹好奇者的绿洲。
这座城市的昵称致敬的是加州，也是对那里轻松自在、绿树成荫、阳光普照刻板印象的反映。同时，这也认可了一种趋势：自远程办公在疫情期间变得流行以来，大量科技行业从业者涌入了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中国西南部白雪皑皑、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峰之间，在波光粼粼的洱海之畔编程。
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背包客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廉价的房租和田园诗般的古镇吸引着他们，古城门和白墙庭院昭示着白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已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
但最近，大理聚集了另一批漂泊的灵魂：来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逃离了许多人曾经向往的紧张生活方式。高昂的生活成本、残酷的竞争、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日益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把大理变成了中国当下的世外桃源。
28岁的周晓明（音）三年前从上海搬来大理，他说：“本身融入不了主流的年轻人就只能找边缘化城市。”
周先生向来崇尚自由，曾在上海一所采取创新教育方式的学校担任教师。但他发现那里的生活成本太高，而且想探索更多非主流的教学方法。大理有许多可供借鉴的——有教学生徒步的实验型幼儿园，有专注于手工制作的幼儿园，还有许多在家自学的人群。现在，周先生在城郊茶田之间的一个村庄里私下教授一名学生。
“大理应该属于比较边缘性的城市，或者说包容度比较高、流动性特别大，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大部分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周晓明说。
人口56万的大理既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拙劣的模仿，这取决于你的看法。
不久前的一个周三，在一位以色列音乐家的院子里，一名中国火舞演员随着澳大利亚土著乐器迪吉里杜管的嗡嗡声翩翩起舞。几公里外，成群的年轻人站在古城的街道两旁，兜售廉价的算命服务，附近的酒吧里传出阵阵音乐。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里，一个读书小组分散地坐在地垫上，讨论20世纪著名作家沈从文。
在大理， “治愈”似乎是个绕不开的流行词。治愈瑜伽、治愈露营，甚至有治愈咖啡店。最近的一个周二，在一个联合办公空间里，有二十来人听了一场关于如何战胜孤独的演讲。在民宿的集体舞会上，参与者被鼓励重新发现自己内心的童真。
素方舟的治愈氛围尤其浓厚。这是位于古城北部的一个庞大建筑群，里面有素食食堂、瑜伽室、锣鼓课和一个染料车间。将来，它还会有一个“自给自足实验室”，34岁的唐冠华正在院子里建造它，这是一个手工建造的木制穹顶，建成后将由太阳能供电，并作为用当地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的展示空间。
唐冠华希望该实验室能鼓励游客尝试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十多年前，他在中国开创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自酿食醋，自己发电，许多人认为他很奇怪。现在，已经有八个人付费参与建造穹顶。
“以前可能没事，都上着班。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行了，”他在一顿素食火锅晚餐上说，“他们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
一些新来的人说，他们想永远呆在这里；还有一些人承认，他们只是想在回到城市之前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即使是最刻薄的观察家也会承认，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明显更加开放和放松。
“（这里的人）不会去刻意地识别你的身份标签，你能够真正做一个人，去真正地被看见，”22岁的自由撰稿人乔伊·陈（音）说。她从大学辍学，一个月前从江西搬到了大理。
当时，她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家书店阁楼的阅读角里，细读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楼下的墙上挂着卡夫卡和切·格瓦拉的照片。
这种开放性也延伸到了潜在的敏感话题。在另一家咖啡店，房梁上插着一面彩虹旗。另一家书店提供有关宗教主题的书籍，比如美国印第安萨满教、基督教和西藏历史。
问题是，大理还能充当多久的避风港。
游客和网红们纷纷涌向大理，挥舞着自拍杆，在商家出租的粉色汽车里摆姿势拍照。在整个古城，俗气的纪念品商店取代了手工艺品摊和书店。湖边到处都是设计精美的民宿，放在上海或北京也不会显得逊色，经营者往往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有钱人。
租金飙升，迫使老居民离开古城，迁往更偏远的村庄。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真正不受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在乔伊·陈阅读波伏娃的那家书店，老板露西娅·赵（音）最近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33岁的露西娅·赵被一家科技公司解雇后，于2022年从成都搬到大理。她说，她开的这家书店专注于艺术、女权主义和哲学，因为她想创造一个人们可以重新学习批判性思考的空间。
但在8月，官员突然没收了她所有的书，理由是露西娅·赵只申请了普通的营业执照，而不是专门用于销售出版物的许可证。申请许可证和重建库存期间，她停业了几个月。
她现在在选书时更加谨慎了。当地官员偶尔会来店里视察，最近还仔细检查了她陈列的反战书籍。
“我觉得它一定是（比成都、北京）有更大的自由度，”赵女士说。“但是跟我去年刚来的时候相比，它的尺度在缩小。”
然而，对于大理的许多人来说，政治似乎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之一。这可能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们来大理正是为了避免那些世俗的烦恼。
在一个深受程序员和创业者欢迎的合住空间的厨房里，30岁的程序员李波（音）回忆起自己在大理触犯容忍边界的经历。去年10月，他厌倦了在北京的办公室工作，搬到了大理，很快就和这个青年空间的其他居民成为了朋友。白天，他们一起在屋顶露台上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去酒吧。
抵达后不久，在万圣节，他打扮成一名新冠病毒检测人员，这些身穿防护服的人物象征着中国三年来的严格限制。他坚称这是闹着玩，与政治无关，但他还是被警方短暂拘留了。
但在小镇上的篝火派对、徒步旅行和公开演讲中，李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不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比如他的最新项目：开发一个人工智能算命机器人，他计划第二天晚上以每次五块钱的价格向酒吧里的朋友们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