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 | 孙若茜
听说马伯庸的团队有一个叫“松子库”的文件夹，里面存的都是些未来或许可以取用成书的头绪和素材，在马伯庸自己的电脑里，那个文件夹叫“坑”。不知道为什么，这名字一听就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道应用题，一个游泳池一边注水一边放水，问水什么时候能放完？一个作家一边填坑一边给自己挖坑，问作品会以什么样的频率出版？
作家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时间倒退五年，马伯庸的名字后面跟的是“影视元年”。那时候，他的几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其中最火的两部是《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前者使马伯庸正式成了畅销书作家，后者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红了。那时候，距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后来《风起陇西》被改编成剧，借着“风起”，小说《洛阳》也被改编成了《风起洛阳》。
今年，以极高的频率紧跟着马伯庸出现的词变成了“宇宙”——“马伯庸宇宙”，作品连同其衍生的影视剧的数量和热度可以想象。我们的采访原本约在去年年底小说《大医》出版的时候，小说分上下两部，各有五十多万字，发行时间上有些间隔。上部“破晓篇”我还没读完，就又收到了另一本小说《长安的荔枝》，加塞儿把它读了，再赶去读《大医》下部“日出篇”……结果疫情带来延宕，等真正坐下采访，是《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电视剧正要上线的时候。光听作品的数量像是已经过了两年吧，其实前后加起来不到俩月。
在马伯庸这么多作品的改编里，我对《显微镜下的大明》有一种相对特殊的期待，因为原著是他唯一的一部非虚构历史纪实，很难想象改编后的呈现。不像读他其他小说时，会通过字句间充沛的画面感直接在眼前生成镜头，甚至还会常在心里暗暗做出远景和特写的切换。
《显微镜下的大明丝绢案》剧照
据说这部作品写作的缘起是2014年他听一个朋友讲到万历年间徽州的一桩民间税案骚乱，听得意犹未尽，就去搜资料，结果发现了《丝绢全书》。它是当时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等搜集到一起编纂的合集。一个地方性事件能保存下如此全面且完整的原始材料是非常难得的。马伯庸在书中的序言里写到：“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
当然，“比电视剧还精彩”是马伯庸自行脑补后的阅读体验，如果让我们直接去读原始史料，恐怕未必能有同样的感受。马伯庸就此写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也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一剧的原著，原著当中他没有做任何虚构。
至于为什么写成非虚构的历史纪实作品而不是虚构的历史小说呢？马伯庸说，当时是在《长安十二时辰》之后，他怕被故事性绑架，怕自己很容易就觉得应该再写一个更畅销、更让人喜欢的故事。所以就想写一个非故事性，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东西。但同时，它又必须是他自己觉得好的，能涉及到历史的底层规律的。这样的写作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要写“丝绢案”，就必须去理解明代的土地史、财政史、货币史，明代的经济和商业，还有政治史等等层面。用马伯庸的话说：“它给出了一个动力。”学透了之后，对明代整体有理解了，他觉得，那好，也别浪费，就顺理成章地又写了一个《两京十五日》，那是后话了。
再回到“丝绢案”，它本身不是一个故事，是个事件。“你想想看，按照书里细节是展开不了故事的。它不是戏剧性的叙事结构，而是新闻的结构，讲的是前因后果，故事需要的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变化。那里面全在开会、算账，所有冲突都在于这个账我算得对，你那个账算得不对，不对在哪……这种东西是没法在视觉上呈现的。”马伯庸觉得，写故事时，所有东西都是为故事的戏剧性服务的，有些东西可以要，有些东西不必要，他都会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去剪裁。但是写非虚构的作品，事件就不是按作家的意志去运转了。真实反而会产生力量。
“非虚构要求的就是真实，如果编一个东西出来，个人信誉就破产了，大家不会再相信你写的东西。”他说，“我当时写的很痛苦，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这件事他只要这么做，会特别好看，但是事实上他就没那么做，而是非从另外一个没有戏剧性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后来，这本书的版权被买走，“我说你们连这种东西都买？觉得还挺对不起他们的，就帮着改了改，编了一个故事出来作为基础。”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马伯庸亲自上手编剧的剧版“丝绢案”了。至于剧中还原了作家多少创作冲动，原著篇幅短小精悍，不如当个游戏自己比比看吧。
关于这部作品只再说一点，主人公帅嘉谟在剧中的人设是个“算呆子”。书中对他的描述是“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马伯庸在小说《长安的荔枝》里安排的主人公李善德也在算学上颇有天赋，这也是他最终能解决运送荔枝难题的关键因素。书中写他是开元十五年明算科出身。但“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及第全无升迁之望，一辈子只在九品晃荡”。
我记得马伯庸曾在过往的采访中提过自己特别不擅长数学，甚至把大学《高等数学》的课本放在枕头边上治疗失眠，因此问起这两个人物的设置。马伯庸说，可以说是崇拜，或者说是敬畏，因为不懂而充满敬畏。他说他发现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黄仁宇教授也提到过，就是忽视数字，我们通常不会去讲打一场仗出了多少兵，动员了多少物资，没有对数字的管理和特别明确的记载。但实际上，算钱是一个理解历史最重要的途径。看政治斗争，看人性，其实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资源分配。如果能把数字抠明白，就能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的许多事都源自经济上的抉择，而不是政治上或者个人情感色彩上的抉择。
大而化之地说，历史的推演始终遵循着经济逻辑，对于资源分配的焦虑和把控是古今从来没有变过的。不管是古代在宫里、官场还是在现代的办公室，本质上一样，都会面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权力的倾轧，只要把握住这条线索向上推演，都是对资源抢夺的同一结果在不同场景的展现。这大概就是我们总能在马伯庸的历史写作里读到现代感的原因吧，他说，古今的共情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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