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Tom先生的故事要从1952年左右说起。当时他二十多岁，在芝加哥的一家疗养院接受结核病治疗。不过，当时的他无法用英语和医生交流，自己又因为患有肺结核不能跟朋友和家人见面。在当时许多西人的眼里，那时的David Tom年纪轻轻，独自在离家10000英里的陌生国度。这些似乎都为日后他被误解为“精神病人”创造了条件，或者说，这些背景被大家更容易地认为是“引发初期精神疾病”的因素。据他的医院报告，上面记录说，他开始表现出奇怪的行为，医生将其行为解释为精神疾病，也许是早期的精神分裂症。David Tom先生几乎不会说英语，他能对医院人员说的只有“Me, no crazy“，（“我，没疯”），但他能流利地讲台语和广东话，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华裔美国人所说的两种主要方言，不仅在芝加哥，而且在整个美国都是。不幸的是，伊利诺伊州精神卫生部并没有理会这些，也没有给他提供中文译员的帮助。而且更糟的是，他们没有为他做出适当的诊断、治疗和咨询。事实上，在他接下来的31年强制收容期间，没有工作人员或患者会用广东话或台语跟他交流。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没有朋友或家人可以过来探望，也没有获得自由的希望，让他越来越绝望。在精神病院苦苦挣扎了三十年后，他的这起案件终于被库克县公共监护人Patrick Murphy发现，关于David Tom的一场历史性的法庭战才随即开始。最终他这个故事也引起了当地乃至全北美的关注。虽然，法庭在今年最终判定结束对他的禁锢。不幸的是，此时的他已经表现出全面的精神分裂、躁狂抑郁症、脑损伤和失语症，使他在行为和认知方面的功能只有两三岁儿童的水平，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在被关期间缺乏适当的诊断和治疗所致。事情发展至今，给予David Tom先生再多的赔款也永远无法补偿他失去最宝贵年华和他的精神损伤。而他的精神病医生也表示，现在的他已经五十多岁，很难再有精神方面明显的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