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卡捷琳娜说，她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被车臣武装分子强奸。
天还没黑，两名戴着黑色巴拉克拉瓦帽的士兵冲进了马里乌波尔的地下室，凯捷琳娜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和邻居一起躲在这里。
有那么一瞬间，这位19岁的女孩希望这些士兵可能是乌克兰人，尽管她知道在俄罗斯控制的地区这是不可能的。
她很快意识到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武装分子，这支部队因对留在乌克兰港口城市的平民特别残忍而闻名。
“我们需要检查文件，”她记得其中一名士兵对挤在地下室里的人们说。当她起身去取她的鼻子时，一个男人拦住了她，把手放在她的脸颊上，夸她的鼻子很漂亮。“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她说。她感觉到将要发生什么。
“我内心深处已经猜到了，只是不敢承认，”她后来回忆道。
战争刚开始一周，乌克兰外长库勒巴就声称，乌克兰妇女被俄罗斯士兵强奸的“案例数不胜数”。但冲突已经过去100多天了，调查人员仍在努力评估性暴力的普遍程度，以及有多少人有像卡捷琳娜这样的故事。
在马里乌波尔等被占领地区，不仅信息和渠道有限，创伤、恐惧和耻辱也会阻止人们站出来。
乌克兰总检察长伊丽娜·维涅季克托娃（Iryna Venediktova）说，“在我们仍处于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调查被占领土上的性犯罪非常困难。这非常困难，因为受害者真的很害怕。”
波兰检察官收集了1000多份来自难民的战争罪证词，他们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份证词与性暴力有关。
至少就目前而言，卡捷琳娜仍是未被记入统计的受害者之一。当记录潜在战争罪行的研究人员经过她在波兰停留的难民中心时，她退回到自己的小床上。她是通过俄罗斯迂回逃离马里乌波尔的。
后来，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她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时，她主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至于向当局报告她的案件，她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乌克兰拉斯特拉达（La Strada Ukraine）的负责人卡捷琳娜·切里帕卡（Kateryna Cherepakha）说，人们不愿提交官方报告，这一点并不罕见。该机构为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开设了一条全国热线。
她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联系我们热线的人不愿意与警察或检察官交谈。”她的组织就报告过程向人们提供咨询，以便他们在准备好时能够挺身而出。冲突期间的强奸被认为是一种战争罪，而且没有诉讼时效。
切里帕卡说，自从2月下旬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她的志愿者接到了16起强奸案请求帮助的电话。她说，除了一名受害者外，其他受害者都是女性，当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最小的只有13岁。
乌克兰检察官办公室尚未公布自己的案件计数。官员们表示，他们只了解冲突中性侵犯的部分情况，并不想淡化这个问题。
其他乌克兰官员则被指控做相反的事——利用强奸的故事来煽动情绪。乌克兰议会上周投票罢免了人权监察员柳德米拉·丹尼索娃（Lyudmyla Denisova），部分原因是担心她传播未经证实的报道，并关注最耸人听闻的细节，包括婴儿被强奸。
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一直在努力证实这一说法。在收到的124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指控中，它能够确认12至24起涉及俄罗斯武装部队或附属团体，5起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7起涉及在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内身份不明的个人。联合国确定另外44个无法核实，其中8个是假的或极不可能的。它还在继续调查另外48项指控。
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帕滕（Pramila Patten）称，这只是“最常被严重低估的指控”的“冰山一角”。
纵观历史，强奸一直被用作一种战争武器——无论是征服、恐吓或种族清洗人民。据报道，从缅甸到波斯尼亚的冲突中都有系统性的性暴力，而历史学家估计，在二战的最后几天，多达200万德国人在与纳粹军队作战时被苏联军队强奸。
根据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数据集，俄罗斯军队在目前的冲突之前就有在乌克兰东部实施强奸的报告。
但人权官员和倡导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他们认为目前俄军在乌克兰，并没有有意识地协调和实施强奸行为。联合国监测小组负责人玛蒂尔达·博格纳（Matilda Bogner）说，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还没有发现在乌克兰有系统地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证据”。
官员们表示，一旦受害者到达安全地带，他们预计会听到更多的案例。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本周表示：“有多起来自幸存者的报告，称俄罗斯士兵破门进入地下室，当着她们孩子的面强奸妇女”，并“被俄罗斯士兵拍摄下来”。
她还说：“俄罗斯有责任制止军队内部的强奸、暴力和暴行。”
俄罗斯官员否认了这些说法。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本齐亚（Vasily Nebenzia）说：“针对俄罗斯军队的性暴力指控不断重复……但没有提供证据。”
在马里乌波尔等地区，核实暴行报告的主要障碍仍然是获取渠道。
马里乌波尔已经成为乌克兰最黑暗苦难的象征，一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美国官员援引了一份解密的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称，甚至连俄罗斯官员都担心，其军事人员的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他们自称为“解放者”的说法。
马里乌波尔市长瓦迪姆·博伊琴科（Vadym Boychenko）表示，他知道该市大约有12起强奸案报告。但是，由于被害者极其恐惧，而且该地与俄罗斯毗邻，大多数想要离开的居民只能经由俄罗斯中转，这意味着信息很少。
卡捷琳娜告诉《华盛顿邮报》，当车臣人3月26日进入地下室时，她和一名75岁的妇女以及这位妇女的宠物吉娃娃正坐在地下室的门边上。这是自几周前俄罗斯军队占领该地区以来，第一次有士兵进入该建筑。
其中一名士兵告诉她，她需要上楼接受“检查”。炮火在他们周围轰鸣，她告诉他她不敢上去。
但他把她带到二楼一间空着的公寓，让她弯下腰，把手放在沙发上。“他告诉我该怎么做，”她说。“我告诉他我不想这么做。”
“但他告诉我他会杀了我。”
她跪了下来，求对方饶她一命。
“但他默默地把我扶起来，做了他想做的事情，”她说。
那天在地下室里几乎没有人支持她。
她一直和男友的家人住在公寓里，而他本人在入侵前已经出国工作。由于持续数周的低温和食物短缺，很明显她在这里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她的父亲在四年前去世，她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38岁的阿特姆是阿佐夫斯特尔钢铁厂的一名工人，是她的朋友，母亲跟卡捷琳娜住在一幢公寓。她说，当士兵们到达时，他正在医院看望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冒险出去，被爆炸的弹片击中。但他证实了卡捷琳娜的说法，说他后来回到地下室，听到多名邻居目睹她被带到楼上。
“地下室里还有其他男人可以帮助她，”他说，“但他们也很害怕。”
4月25日，卡捷琳娜、阿尔特姆和家里的三个朋友逃了出来，他们冒险通过了俄罗斯的检查站，然后进入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他们说他们想去挪威。
虽然卡特琳娜表示，她计划有一天上报这起强奸案，但她也表示，她对犯罪者受到惩罚不抱什么希望。她说，她从始至终没见到他的脸，对他的其他情况也一无所知。
“但我希望终有一天，他能受到惩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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