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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百年前的警告：解决人口减少，必须依靠公平分配

2021-05-20 |作者： | 来源：小炒说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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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国家干预论”太过出名，凯恩斯的“人口论”就被埋没了。凯恩斯年轻时非常仰慕同为剑桥大学出身的马尔萨斯。早在1914年，就在剑桥大学开设了一门叫做“人口”的课程，讲义草稿并未被收录在凯恩斯文集中，一直躺在剑桥大学档案室，直到20世纪末才被发现。
 
本文是凯恩斯在1936年（54岁）出版成名作《货币通论》之后，发表于1937年的一个演讲稿，原题为“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其背景是，世界正深陷“大萧条”之后的“长期停滞”状态，英国正深受人口红利消退之困扰。凯恩斯认为，人类尚未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魔咒，关键要看如何处理，其给出的药方是：更公平的分配。“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要想维持国内繁荣和和平，就必须完全依赖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增加消费，迫使利率下降。”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而言，意义不言而喻。
1
历史与未来

众所周知，未来从未与历史相似。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想象和知识太过浅薄以至于不能预见特定的变化，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然而，作为“鲜活的”人，我们不得不有所行动。内心的平和与舒适要求我们应该隐藏自己预见的是如此之少。但是，我们必须受一些假说的指导，因此我们倾向于用某些惯例来代替无法获得的知识，与所有的可能性相反，其中最主要的是假设未来与过去相似，这是我们在现实中的行为。
 
我认为，尽管这是十九世纪的自满情绪的一个构成要素，但是在当时的人对人类行为的哲学思考中，他们接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理论——边沁学派，据此，替代性行动方案的所有可能后果都应被表示为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他们的比较优势，另一个数字表示它们采取有关行动方案的概率；因此，将一个特定行动的所有可能后果所附有的数字相乘，并将结果相加，我们就可以知道该做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神话般的或然知识系统被用于把未来降低到与当下同等的可计算的状态。从未有人按照这一理论行事。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思想有时仍会受到一些伪理性主义观念的影响。
 
今晚我要强调这种惯例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接受的行为惯例，依照这个惯例，我们想当然地假定历史会重演。因为我认为，即使在那些我们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期待明确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假定仍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人口的未来趋势，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能力预见未来。
 
与其他任何有关于未来社会或经济的因素相比，我们更有把握的是，人口水平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稳定和急剧上升之后，将在短期内面临一个静止或下降的趋势。虽然下降的速度有待商榷，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我们已经习惯的情况相比，这种转变将是巨大的。我们对未来有这种不寻常的了解，是因为人口统计的结果存在长期且明确的时滞。
 
然而，“未来不同于现在”这一想法与我们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是如此的相悖，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强烈反对在实践中按照它行事。事实上，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后果已经可以预见，我今晚的目的是处理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的一个显著的经济后果；这就是说，我要暂时说服你们离开头脑中的既定惯例，接受“未来不同于过去”的观点。
 
2
人口与繁荣 

人口增加对资本需求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技术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资本的需求或多或少地与人口成比例增长。但是，商业预期更多的是基于当前的需求而不是未来的需求，人口增长的时代往往会滋生乐观主义，因为需求通常会超过而不是低于预期。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某类资本暂时供过于求的错误会迅速得到纠正。
 
但在一个人口减少的时代，情况恰恰相反。需求往往低于预期，而供过于求的状态则不太容易纠正。因此，悲观的气氛可能随之而来；并且，尽管悲观主义最终可能通过影响供给而自我纠正，但从人口增加到人口减少的转变给繁荣带来的首要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我认为，在评估19世纪以来资本大量增加的原因时，不同于其他影响因素，人口增长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我所说的资本技术是指长期内作为采购当前消费品的有效方法的相对重要性，我所考虑的因素可以方便地描述为生产周期，粗略地说，它是所做工作和产品消费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加权平均。换言之，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消费者人数、平均消费水平和平均生产周期。
 
现在，人口的增加必然会按比例增加对资本的需求；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发明对生产周期的影响，取决于该时代特有的发明类型。十九世纪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交通、住房标准和公共服务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延长消费期的特点。
 
众所周知，高度耐用的物品是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特征。但是，同样的事情在今天是否属实，并不十分清楚。许多现代发明都是为了找到减少某一特定结果的方法；还有一部分是出于我们的喜好和技术快速变化的经验，我们对那些资本节约型商品的偏好是明确的。
 
因此，我认为，不能依赖目前的技术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就会大大增加平均生产周期。甚至可能的情况是，除了利率的可能变化的影响之外，平均周期可能趋于缩减。此外，可以想象，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有减少平均生产周期的作用。因为随着我们越来越富有，我们的消费倾向于转向那些平均生产周期较短的消费物品，特别是平均生命周期相对较短的其他人的服务。
 
现在，如果消费者的数量正在减少，而且不能指望生产周期有任何重大技术性延长，那么对资本品净增长的需求就会完全取决于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或利率的下降。我将尝试给出几个非常粗略的数字，以说明所涉及的不同因素的大小顺序。
 
回顾从1860年到1913年的50多年间。我没有发现生产技术周期长度有任何重要变化的证据。对实际资本数量的统计存在困难，但是，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数据并没有表明，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出所使用的资本数量有很大的变化。住房和农业这两种资本化程度最高的服务，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只有当人们用于住房上的收入比例明显增加时（战后确实有一定的证据），我才会预测生产的技术周期会明显延长。在战前的50年里，利率的长期平均数相当稳定，如果是这样，我有信心，这一时期内利率的增长不会超过10%。
 
现在，在同一时期，英国人口增加了约50%。而英国工业和投资所服务的人口则增加了更多。我想，生活水平肯定提高了约60%。因此，对资本需求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归因于需要增加每单位消费的资本化的那种技术变革。
 

总而言之，可靠的人口数据表明，大约一半的资本增长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数字大约如下，但我要强调，这些结论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只能被看作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大致指引。

 
因此，在生活水平得到同样提高、生产周期得到同样延长的情况下，一个稳定的人口数量需要的资本存量的增长只比实际增长的一半多一点。此外，当近一半的国内投资是由人口增长所要求的时候，这一时期的外国投资中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也是由于这一原因。
 
另一方面，平均收入的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其他一些制度和社会的影响，可能提高了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倾向于储蓄的国民收入的比例。我对这一点没有信心，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对富人的征税，这些因素倾向于相反的方向。
 
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对我的论点来说已经足够了——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当前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在每年收入的8%到15%之间。这个储蓄率会使资本存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估计现有的资本存量代表多少年的国民收入。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准确知道的数字，但有可能指出一个数量级。当我说出答案时，你可能会发现它与你所期望的有很大差别。
 
现有的国家资本存量大约相当于年国民收入的四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年收入在400亿英镑左右，我们的资本存量可能是150亿英镑。（我在这里不包括外国投资，它将使这个数字上升到4.5倍）因此，以每年收入的8%到15%的速度进行的新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的累计每年增长在2%到4%之间。
 
概括而言，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做两个默认的假设——即财富分配或任何其他影响储蓄收入比例的因素没有发生急剧变化；此外，利率没有发生足以改变平均生产周期长度的变化。关于这两个假设的消除，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然而，根据这些假设，以我们现有的组织，在繁荣和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我们将发现对我们的资本存量的净增长的需求，每年达到2%到4%之间。而且这种情况必将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我们将在下文中采用较低的估计值，即2%，因为如果这个估值过于低，论点将无从谈起。
 
迄今为止，对新资本的需求来自两个方面，每个方面的力量都差不多：其中一半以上是为了满足发明和改进的需求，这些发明和改进增加了人均产出，并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水平。
 
现在，过去的经验表明，生活水平每年超过1%的累积增长，很少被证明是可行的。即使创新集聚可以实现更高增长，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比这更大的变化率。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个国家可能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但一般来说，年化累积增速似乎略低于1%。
 
你会看到，我在这里区分了两种发明，一种是使单位资本使用比以前更少的劳动生产单位产品的发明，另一种是导致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超过产出比例的发明。我假设前一类改进在未来会像在过去一样进行，并准备接受我的假设，即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达到我们在过去任何十年中所经历的最佳标准；我计算过，假设在充分就业和人口稳定的条件下，属于这一类的发明不可能吸收一半以上的储蓄。但是，在第二类发明中，有些发明会在某些或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而且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假设利率不变，发明的净结果是否会在某一方面改变单位产出的资本需求。
 
因此，为了确保多年来繁荣的平衡条件，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制度和财富分配方式，使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被储蓄起来，或者我们充分降低利率，使技术或消费方向发生有利可图的巨大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利用与产出成比例地增加。当然，最明智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采取这两种政策。
3
失业与公平
这些观点与更早的马尔萨斯理论有什么关系呢？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更多的人均资本资源（主要是老一辈作者以土地的形式设想的）必定会给生活水平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人口的增长会通过阻碍这种好处对人类的生活标准产生灾难性影响。与之相反，乍一看，我似乎是在质疑这一旧理论并认为在人口下降的阶段维持繁荣比以前困难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我所讲内容的真实解释。但是，如果在座的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者，请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反对他们的基本论点。毫无疑问，稳定的人口数量确实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但这需要一个条件，即资源或消费不断增加才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前还有一个至少和马尔萨斯所说的一样可怕的恶魔，即从有效需求的崩溃中逃脱的失业恶魔。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恶魔称为马尔萨斯恶魔，因为它是马尔萨斯本人首先告诉我们的。
正如年轻的马尔萨斯被他周围的人口事实所困扰，并试图使这个问题合理化一样，年长的马尔萨斯也同样被他周围的失业事实所困扰，并试图使这个问题合理化，但就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而言，却不那么成功。现在，当马尔萨斯的恶魔（人口）被锁起来的时候，马尔萨斯的恶魔（失业）就有可能被释放。当人口这个恶魔被锁住时，我们摆脱了一个威胁；但我们比以前更容易受到另一个失业资源的恶魔的影响。
 
我认为，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要想维持国内繁荣和和平，就必须完全依赖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来增加消费的政策以及迫使利率下降，从而使生产周期的大幅度改变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不能坚定不移地奉行这些政策，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被骗走我们因一个恶魔的束缚而获得的利益，并将遭受另一个恶魔更难以忍受的蹂躏。
 
然而，会有许多社会和政治力量来反对必要的变革。除非我们循序渐进，否则很可能无法明智地做出改变。我们必须预见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并采取行动来面对它。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拒绝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拒绝通过银行和金融的力量将利率维持在接近19世纪的平均水平（顺便说一下，这比今天的利率略低），那么，长期以来资源利用不足的趋势最终一定会削弱和摧毁这种社会形式。
 
但另一方面，如果在时代精神和现有的启蒙运动的说服和指导下，它允许我们逐渐改变对积累的态度（我认为它可能），使它适合于人口静止或下降的情况，我们也许将能够得到两全其美的结果，即保持我们目前体制的自由和独立，而随着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日益降低以及与之对应的回报在社会计划中处于适当的位置，其更明显的缺点将逐渐被消灭。
 
人口过快下降显然会带来许多严重的问题，并且在今晚的讨论范围之外，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在这种情况的威胁下，应该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必要的力量和智慧，稳定或缓慢下降的人口可能使我们能够将生活水平提高到应有的水平，同时保留我们传统生活计划中我们更加重视的那些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些失去这些部分的人的下场。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逃离“马尔萨斯陷阱”。我只想警告你们，如果我们不小心，锁住一个恶魔（人口）可能会释放另一个恶魔（失业），而且，这是一个更令人恐惧和更不可驾驭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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