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一个越南僧侶释广德的自焚案与最近在卑诗省（2021年）的一名父亲被法院和国家机构强逼他接受自己十几岁的的女儿进行药物变性的案件之间存在着重要又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起案件都使人们感到绝望，他们的权利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所践踏，被一个冷漠而腐败的机构所忽视，而媒体们则集体失语。
陌生而遥远的记忆
这张照片（见下图）里的人是越南大乘佛教和尚释广德，他于1963年6月11日在繁忙的西贡公路交叉路口的一个政治抗议活动中自焚。这是一起20世纪令人震惊的媒体事件。时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他本人只再多活了五个月)，当时对这张照片说：“历史上没有新闻图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过如此大的轰动。”
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图像不同，释广德平静地坐在他自己创造的人间地狱之中，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那个时代其他现在著名的图像几乎无一例外地描绘了对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做的一件可怕的事。这张照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是巨大的。片刻之际，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时把手放在嘴上，变得沉默了。是什么使一个人做着如此恐怖的事情，却又如此明显地镇定自若呢？
纽约时报的戴维·哈尔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是为数不多在场的记者之一，他写道：“我太震惊了，震惊到连哭泣也不行。太困惑了,以至于不能做笔记或问问题，甚至不能思索……。他连肌肉都没有跳动一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的外向沉着与周围哭泣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有人会因为政治原因而把自己活活烧死?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这种极端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人是谁，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
为了了解释广德事件与我今天在卑诗省所涉及的一个案件的关系，您必须了解它当时的政治形势。释广德和他的和尚们已经拼命抗争了一段时间了，以使腐败且看似冷漠的全球媒体关注当时天主教主导的南越吴廷琰政府对越南佛教徒的宗教压迫。1963年5月8日，禁止悬挂宗教旗帜的禁令导致佛教徒在顺化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约九千人参加了这场抗议活动，最终因不明原因的爆炸声，警察和军事人员向人群开火，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两个被压在政府装甲运兵车车轮下的孩子。
南越吴廷琰
南越政府将顺化大屠杀归咎于越共，全球媒体对事件视而不见或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美国驻南越大使与吴廷琰政府一鼻孔出气，称政府的解释“客观，准确，公正”，而全球许多媒体都在重复这样的观点。
媒体和政府的不诚实或冷漠成为越南佛教徒所面对的一个非常迫切和令人沮丧的问题。政府现在公开屠杀佛教示威者，而媒体则无视它甚至帮政府做宣传。的确，上述《纽约时报》的戴维·哈尔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是6月11日在西贡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少数记者之一，他本人当时也巧妙地暗示，顺化抗议活动可能与共产主义者有关，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是由人群中的特工挑衅者造成的，而不是政府的军队的责任。
佛教抗议
佛教徒如何让很大程度上漠不关心的媒体给予他们的处境应有的关注呢？当然，这个问题以很戏剧性(译者按:很悲剧性地)地得到相当大的解决，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一个偶然性自发的事件，而当天自焚现场其实只有少数几位国际记者在场。
释广德的自焚是迫使国际媒体予以关注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仔细观察照片，您会看到其他和尚带着照相机走来走去。该活动是精心策划的。该计划的确奏效，世界媒体也给予了关注，因为当一个人为了抗议不公正而自焚时，很难忽略如此戏剧性的事情。
同年晚些时候，几名模仿者也自焚，但没有得到同等的关注。实际上，越南的一位官员说，她将“拍拍我的手，出席参加另一场和尚烧烤表演。”但这种轻浮的态度并未被世界其他国家所接受，释广德的牺牲最终还是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甚至最后导致了南越吴廷琰政府的垮台。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事件的关键是它迫使全球媒体引起关注，引起了公众舆论的转变，并最终带来了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曾在卑诗省参与的一个案例与释广德事件有着那么的共同点，今天我又回到了这个故事。它具有一些相同的基本特征-尽管其结果并没有像释广德的案件那样极端或令人震惊。父亲的名字以“Clark Kent”的名字来代替，在法庭文件中他以“CD”的匿名缩写来称呼他。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认同,甚至协助制药集团对他的女儿进行性别从新分配。而他对这些事的反应,及所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把我们指向一些完全相同的动机和答案。
对我来说，这是真是一次超现实的经历，因为其实我非常了解这个人，而且我知道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威胁，可是现在却是从监狱里给我打的这个电话。尽管这事的发生比预期的要早，但实际上，我对这种悲惨的情况终于来临并不感到完全惊讶，因为我已一早预测到了。要了解当今卑诗省发生的这场悲剧-而这个悲剧我认为应该在世界上每个立法机关和法庭的走廊中回荡。我需要让读者重新开始，简要概述一下现在臭名昭著的AB诉CD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而我，直接介入了其中。
本文作者 Jenn Smith
我是一名现年56岁的跨性别人士。我是男性。我有时会以雌雄同体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但是我从未认为我这样的展示能或有可能改变我的性别。虽然有的时候我确实想成为一名女性，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要拒绝承认我自己的生理现实的程度。因此我选择了扮演性别角色而同时又不否认现实。我可以是一个男性，也可以是一个跨性别者，“跨性别者”只是指一种行为方式。我相信这是表达跨性别人士身份的唯一健康方法，不仅对自己，而且对社会也是如此。下面的故事将为您说明不这样做的危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想做的事，但为了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始终与真理保持联系，尤其是涉及法律和青年教育方面。
我参与了有关跨性别问题的政治辩论,至今已经四年了。我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研究和撰写批评了所谓的“跨性别阴谋”的文章，我对社会上男性变为女性（反之亦然），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孩子的洗脑手段和造成的困惑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更不用说这些过程中在暗中推动的令人不安的极权主义色彩了，我在我广泛阅读的论文《Synanon》中讨论过，《洗脑游戏》，以及“现代跨性别激进主义”。
我进一步认为，特别是让未成年人的在医学或药物中进行“性重新分配”应是非法的，因为这会带来永久性的改变生命的后果。我认为通过使用“确认性别”的药物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大规模的化学绝育是一种医疗犯罪，尤其是当您了解为跨性别的年轻人所做的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信息后。
在过去的五到六年中，被确认为跨性别人士的未成年人数量已经大大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就应该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但是当您开始分析哪些儿童被识别为跨性别人士时，这一事实就变得更加令人震惊。根据一项研究，有52％的“性别焦虑症”青年（未成年人对自己的生理性别做反向认同）除性别焦虑症外还患有一种或多种DSM列出的精神疾病。其他许多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基本发现，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有着心理困扰的年轻人。
该信息发布之时，卑诗省有大约6500名儿童受政府监管在各种寄养家庭中，因此，这表明在卑诗省接受政府照料的所有青少年中，有多达7.7％被视为“性别烦躁不安”（跨性别人士）。并且在至少一位医生的照顾下。有许多医生与这类年轻人打交道，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在政府护理中，多达十分之一的年轻人可能被确定为跨性别者，而在普通人群中，只有200多名年轻人被医疗机构断定是跨性别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似乎再次遭受严重创伤和脆弱的青少年人正沦为掠夺性跨性别意识形态巨龙的受害者。但是，当您意识在政府监护的儿童中有52％的是原住民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这唤起了人们对加拿大故意对原住民年轻人进行绝育的黑暗历史的记忆。
2019年6月15日温哥华美术馆反SOGI性教育集会。
作为一名积极人士，我四年来一直在拼命地努力，以提高加拿大社会对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的认识，以及我们学校在混淆儿童的性别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过SOGI 123等计划和其他遍及世界的类似计划），并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制药集团的终身客户，这可能会对其身体造成永久性损害（包括绝育）。
我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公开的演讲，解释了我们最脆弱的孩子如何被垃圾，利益冲突缠身的大型制药业操控的所谓科学研究导入歧途。我受到了激进的LGBT激进主义者的激烈对抗，他们将我保护孩子的努力描绘为某种程度上的偏见甚至荒谬地说我是跨性别恐惧症，而他们自己却口口声声强调那些对儿童进行的化学绝育是一件好事。
到2018年下半年，我一直在努力试图提高社会对这一切的认识，并已就该主题广泛发表一些文章.2018年春夏，我特别警告卑诗省的居民，《卑诗省婴儿法》和省地方卫生当局允许践踏父母权利，并允许儿童违背父母的意愿而进行性别转移。我在此不会像我以前写过的文章那样重新讨论所有这些细节，但是当时我的反对者称我为“恐惧贩子”，而且声称政府绝不会践踏父母权利，以使未成年人进行医学上的变性。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BC省早在2016年的一桩案件中就已经使用了《婴儿法》的条文做了判决，但这一事并未在媒体上报道，而且直到我从该案中获得并发布法院文件后，公众才知道这件事。截至2018年底，仍没有公开记录有人利用《婴儿法》的条文来压制父母在儿童进行医疗变性时的权利。这必须被改变。
进去后，我遇到了那个人，尽管在卑诗省，这个人被人们称为“Clark”，或更常见的是“CD”（法院为掩盖家庭身份而给他分配的一组匿名姓名缩写），直到几个月后，当法院发布该案的禁令以保护该女孩和医生的身份和私人健康信息时，该姓名缩写才被分配给他。出于本文的目的，我将他称为CD，部分原因是我仍处于法院命令之下，不能透露涉及的任何当事方，除医生的姓名之外，我是不反对这些命令的。
我不在此将在当月晚些时候为Post-Millennial,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了医疗专业人员和CD之间交流的所有细节详细描述了，读者可以自己回顾所有细节的故事。这是有关此案的第一个发表的故事，并引发了连锁反应，这使这个故事变成了全世界讨论的话题（不幸的是，主要是在加拿大境外），但简要的总结还是需要的。
AB是卑诗省三角洲一所学校的学生，该学校秘密地主持了一个教育资源/计划的试点项目，该计划现在被称为SOGI 123（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表面上被称为反欺凌计划，但设计为普及性的（幼儿园至12年级）课程，其中包括教导孩子“性别重新分配”和性别变化是正常的，应予以庆祝。
我长期以来一直是SOGI 123和全球其他此类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计划中提供的材料是故意令人困惑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最脆弱的年轻人而言，这可能会导致学校实质上制造变性儿童和青少年。AB的案件正好提供了支持我这些观点的直接证据（BC省最近其他备受瞩目的案件也是如此）。
AB在课堂上观看了推荐作为SOGI 123一部分的两部电影，一部是瑞典的纪录片，另一部是在卑诗省拍摄的题为《帅与雄伟》的影片，都是用情感主题和音乐巧妙地制作的，均以突然被认作男孩的年轻女孩为特色,剪掉他们的头发看起来像个男孩，然后更改名字。看完班里的电影后，AB回家剪掉她的长发，开始暗示她感觉像个男孩。
与LGBT激进主义者圈子所描述的反对者相反，CD并不是没有宽容度的偏执者。当他第一次了解女儿的变性愿望时，他尝试着尽可能多地了解她并与她一起商谈。但他极不喜欢这样的一些事实：三角洲学区一直在背后为他的女儿洗脑，培育和促进她的新性别认同，并给她起了一个新的男性名字，而这一切都没有征询他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公开反对她的变性行为。事实上，他还给她买了一个跨性别的旗子，允许她使用新的男性名字和打扮得像个男孩，当她想使用与女性向男性化转化有关的最具争议的一些装置时，他甚至没有抱怨（这是个人隐私，不适合提及,但必须说明，这些都表明了CD具有很强的容忍度。）
CD认为他的女儿正经历着与被暗恋的年轻男老师拒绝有关的一个阶段，而且他认为他比任何心理学家，法官或医生都更了解她，所以他只是说：“不，因为医药方面的东西，你应该等到成年后才开始。”他不想让青少年的情绪化的焦虑决定让她去做一些她以后可能会严重后悔而又无法从中退缩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与利维坦（Leviathan）的战斗正式开始了。
CD与机构的斗争以卑诗省儿童医院寄给他的信的形式开始，儿童医院告诉他，他和他的前妻在女儿决定开始注射睾丸激素时都没有发言权。医生和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卑诗省婴儿法》第17条，他们认为他当时的13岁女儿是“成熟的未成年人”，“有能力”做出决定，并且有“同意接受治疗的权利”。这些决定属于孩子一个人……[并且]父母无法否决该决定。”
可以说，法院裁定，根据《卑诗省婴儿法》的规定，该女孩和医生已充分表明她有权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开始治疗。包括在卑诗省最高法院的上诉在内的两年庭审没有改变任何决定，并导致法庭颁令禁止发布任何出版物以保护其女儿的身份和她的私人健康信息，甚至禁止公开引起争议的有关医生的身份。在后一种情况下，有关医生们收到了死亡威胁，并在庭上列举了美国的一起案件，一名愤怒的福音派男子谋杀了一名堕胎医生。法院认为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所以也颁令禁止媒体报道他们的名字。
实际上，加拿大最大的右翼媒体Postmedia和加拿大最大的左翼媒体Black Press都拒绝发布我的节目广告。一遍又一遍地，我和我与之共事的人被媒体完全忽略了，或者被完全歪曲了。
彻底的谎言和虚假的事情在外面传播，而我几乎从来没有被采访过，只有我的对手接受了采访，而他们对我的任何评论却都被视为真相。作为一个跨性别人士，我被认为是对抗LGBT的憎恶偏执狂，就是因为我人为不应该推进对年轻人的绝育手段。记者一遍又一遍地忽略我是一个跨性别人士的事实，好像那个细节称呼我为“跨性别人士”时没有什么区别似的，只是假装我是个顽固的“CIS”女人。(译者按,CIS是跨性别极端分子对认同自己生理性别人士的一个贬义称呼)
五所学院和大学，包括我的母校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取消或拒绝我的演讲。两个城市政府拒绝向我租借设施。在维多利亚州的一次小型新闻发布会上，我呼吁政府对孩子的“性重新分配”进行调查之后，我被骚扰并被本质上构成LGBT暴民的人追赶到街上，他们朝我跑来尖叫。让我滚出城。
这只是许多怪异事件中的又一个，作为一个跨性别人士，被所谓要促进爱和包容变性人的人们妖魔化,并羞辱赶出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各主要媒体都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报道。我已经无法计算我与媒体的有多少次争斗了，现在不是这样做的地方。但是必须注意，一直与我保持密切联系的CD也在同时为他的事情积极地在吸引媒体的注意。
也许最好的一次对儿童变性治疗的困惑与忧虑的展示是在UBC大学的一次演讲中。CD观看了我的这个演讲,因为这个演讲的内容多次提及了他的案件所揭露的对父母权利的践踏与剥夺。尽管其他五所大学取消了我的演讲，但UBC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言论自由政策，因此他们无法阻止我在校园里演讲。
UBC确实在最后一刻试图阻止这场演讲，而这种形式是在活动发生前两天突然宣布他们将我的保安费提高了三倍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要求在24小时内支付1250元的安全保证金，否则他们将取消演讲，这是在本来已经很昂贵的租赁费用之外的，而这项演讲的入场费仅为5元，以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幸运的是，与支持者和我的共同赞助人克里斯·麦凯（Chris McCay）一起，我们得以筹集到这笔钱，并让演讲得以进行。
演讲的那天，一大批抗议者和Antifa成员再次蜂拥而至，阻塞了入口，并恐吓来参加的人。高昂的保安费却没有阻止Antifa成员进入了会场范围，然后他们当然引起了骚扰，并拔出了火警警报并清空了建筑物（您可以在我的《疯狂的六个月》纪录片中看到UBC的混乱镜头）。我的演讲后不久，温哥华骄傲协会宣布，因容许我在UBC大学租用场地做演讲,他们把UBC大学从2019年的骄傲游行中逐出。UBC作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LGBT权利和教育捍卫者被从举世闻名的温哥华骄傲游行中驱逐出来，就只是因为他们允许一个跨性别人士在校园里谈论儿童医疗变性的危险。
到2020年，我和CD以及安吉丽娜·爱尔兰（Angelina Ireland）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创建一个名为
CD同意为竞选活动提供帮助并在我竞选活动中的一场演讲中发言。这个竞选活动在维多利亚市希尔顿酒店举行，但是媒体再次忽略了这些努力。他们忽略了我们发出的新闻稿，尽管卑诗省珍贵的教育课程资源SOGI 123的主要批评对手正与省教育部长竞争议员席位。当宣布AB v CD案中的父亲将发表讲话以支持我的竞选活动并在豪华的希尔顿酒店发言时，新闻界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即使他们收到了邀请，事实上整个选举也没有其他有趣的事情在发生。
从2019年到2020年，当我在街头和跨性别文化战争的战壕中作战时，CD在法庭上进行着自己的斗争，他深深陷入一场极其繁琐又像地狱一般的法庭抗争之中。他可能最终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他的女儿现在是他的变性“儿子”，而且孩子的医学变性不太可能因为他的反对而停止。虽然如此,他仍然感到有义务继续争取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利。幸好他得到了律师Carey Linde的无偿帮助，为他做了很多繁重的工作，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与CD的关系有时很紧张。因此，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继续为自己和他的女儿做点什么，而且是在为其他父母和其他孩子继续战斗下去。
如前所述，法院已实施了发布禁令，以保护涉案关键人物的身份，禁令并不是要阻止媒体讨论此案及其细节，而是要确保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讨论该案时,所有涉案的人都不被提及他们的姓名,尤其涉案女孩，及其父亲CD自己（因为他们有着非常独特的姓氏）甚至还有那些医生们。
法院最终尝试将重点转移到试图在该家庭中建立和谐，并让CD接受其孩子作为“男孩”的新身份。当时正在审理此案的马扎里法官担心，如果CD会反复使用女性代词和标识符指称他的孩子，这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因为她被诊断出患有“性别烦躁不安”（人在性别认同方面遇到情绪困扰）。
因此，他下令CD避免“用孩子出生时使用的名字来称呼AB，并且避免将AB称为女孩，无论是直接面对AB还是在与第三方提及孩子的时候。”CD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女儿面前使用女性称呼，以免伤害她。但与此同时，他其实也不想加强孩子的那种认为自己是可以改变性别的想法,他觉得那是一种幻觉。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说漏嘴,而使用了女性的代词或名字来称呼她，这在法庭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大家需要了解，行为命令不属于必须遵守《权利宪章》规定的法律程序，就像一个人在一间私人企业的行为其实不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一样。如果您在工作中说的一些话本来通常会受到《权利宪章》保护，但这些言论如果被认为会对公司造成损害的话，您仍然可能被解雇。家庭行为命令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例如，父亲可能会不断称自己的孩子超重-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并且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可能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但在以下情况下是被禁止的家庭环境，以便为家庭带来和平并避免伤害儿童。这样的命令在家庭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诉法院批准了一项针对CD的为期一年的行为令，旨在稳定家庭并让CD接受其孩子的新身份并且不致于对其情感造成伤害。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在线上散布着许多虚假信息，加拿大备受争议的法案C16与该裁决无关，事实上，即使在此案出庭的两年中也从来没有被引用过。如果有一个案例要提及这个有争议的C16法案，这个案子是可以的，但是C16没有在这个案件中被引用过。
保守派媒体事实上也对这个案件关注了一点，但他们似乎对追逐杰西卡·亚尼夫（Jessica Yaniv）的兴趣更大。杰西卡·亚尼夫（Jessica Yaniv）是一个非常奇怪但其实没什么影响力的跨性别人士。他所做的更像是场移动表演式的闹剧，他用拐杖攻击记者，四处奔波。他的电动滑板车和其他荒唐之事，其实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没有真正重要的意义。而AB v CD案则具有巨大的意义，相比之下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CD被允许可以谈论他的案子，但他必须遵守保护其女儿和医生身份匿名的命令。可是他没有这样做。2020年2月，CD与Federalist合作，发表了一个报道，其中包括他女儿的照片，甚至还有她的名字。CD将耶利米·基南（Jeremiah Keenan）推荐给我。我与他联系，但当我看到其中包括有关该女孩的照片和信息时，我很不高兴，并请他模糊或遮掩该女孩的照片，但他拒绝了。
在我看来，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向所有主要媒体发布了新闻稿。就媒体的兴趣而言，这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父亲被迫协助其女儿“性重新分配”，因为他被指控违反法院命令，还有另外一个耸人听闻的基督教电视福音传教士，再加上一个可能是加拿大跨性别意识形态的主要反对者,本人又是一个跨性别者，一起站在被告席被审判，这应该在法律史上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一件重大案件。那时我们都没有律师，我们全都代表着自己上庭,而对手们是十几位高薪聘请代表女孩，政府和医生的律师们。
由于接受了几家保守派媒体和基督教媒体的采访，我在法庭上进行90分钟呈词演讲的那天，法庭上挤满了主要是基督徒的群众。当天，我们不得不搬到更大的法庭房间,以容纳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很少在法庭上看到的场面。我们辩论了为什么父亲有权将一个女孩称为一个女孩并坚持这就是真相。我们还辩论了公众的知情权，以了解有关将女孩强行转变为男孩的那些医生们的信息。从许多方面来看，这让人回想起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所谓的“Scopes Monkey Trial”（斯科普斯猴子审判），那场1925年轰动美国的案件。这次法庭旁听席上上挤满了主要是基督徒的群众。您可能会认为起码有些诚意报道真相的媒体会对此感兴趣，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运气。几乎所有各大媒体都没有派人在法庭上出现。只有一位来自于Postmedia的加拿大主流记者带着本手写记事本来了。
在讨论违反出版禁令的行为时,审案法官坦曼法官表示，他想先与CD谈谈。当然，他谴责他违反了出版禁令，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显然是“故意”再次不当称呼孩子的性别，并使用女性标识符指称她。CD解释说，他与自己脑海里的直觉作对，因为他一直是把她抚养成一个女孩，并且知道她生理上就是一个女孩，因此使用女性识别称呼是自动的。法官对此表示怀疑，并认为他可能是在故意使孩子难过。他要求他保证他将不再与她一起的时候使用女性标识符，而将使用男性代词（这是根据行为令而定,在一个月后会过期）。当法官要求他保证时，我可以看到CD停顿了一下。他似乎很不舒服。我可以说他不想提供保证，但同时也知道法官有权因他违反出版禁令而向他做出裁判。因此他勉强同意了，但他的沉默及消极是明显的。
“我想通过为法院澄清一些事情来表达我的观点，”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继续违反出版禁令，有些人和实际上的现在的法庭都可能会感到困惑。今天的法庭上有许多基督徒，我知道他们自己都公然违反了这个禁令。为什么有着长期遵守法律和秩序的基督徒会如此顽固地违反法院的命令呢？我想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我知道法官大人您最近才刚刚接手处理此案，之前的禁令都不是您颁下的,而您必须执行这些命令……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亲眼看着法庭在指责一位父亲讲真话并要求他讲谎言。
乔治·奥威尔曾经说过，极权国家的最终行为是迫使其公民讲谎话。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与此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摆脱了捍卫事实的束缚，要求公民去说谎。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当法院将自己与真理脱钩时，它同时将自己与正义脱钩。同时，它必将失去社会的尊重。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可以看到法官听到了我的意见，他显得有点不舒服，但他什么也没说。稍后，我继续向法庭进行了近90分钟的演讲，但这场出色的演讲几乎被特别是加拿大主流媒体完全忽略了，一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感到惊讶。站在最高法院面前的一个跨性别人士具有讽刺意味地在谴责法院践踏真理以支持变性意识形态，这对任何人都不应该失去兴趣。您可能会以为诚实的媒体至少会觉得这很有趣。
但是，只有来自Postmedia的唯一一位为Vancouver Province写文章的记者出席了庭审，并亲眼目睹了这一奇观。出庭后，他在外面采访劳拉·林恩·泰勒·汤普森（Laura Lynn Tyler Thompson）。他对采访我没有兴趣，所以我稍等片刻，然后自己主动插话。我给了他一长串有关弱势儿童（包括寄养儿童）的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他站着不停地倾听我说过的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他感兴趣的话，我说我都可以把信息发给他。他最后有没有报道？他是否报道说，我是一名跨性别身份的活跃人士，曾站出来指责法院强迫一个父亲讲谎言呢？不，他没有,他一句都没有报道。
那天发生的事情表示着21世纪跨性别激进主义的最大胜利。法院彻底摆脱事实而作出裁决和命令的壮举必须被视为跨性别活动家最显著但最令人不安的成就之一，历史也应将其记录下来。但是，尽管报纸等媒体被认为是记录历史的最重要媒介，很显然，这一惊人的章节将不会被记录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CD对于本地媒体缺乏对他这个案件任何兴趣是真的感到有些震惊了。
最初，总检察长和法院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或实际上无视了CD的新违规行为，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似乎表明他们不想起诉他，但他一直在把事情不断地升级。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应该像在维多利亚州希尔顿酒店（在我竞选期间）那样努力与我合作，那个时候，我倆尽了最大努力遵守法院命令，同时向公众讲述他的故事。尽管我和他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加拿大最大的几家媒体，CBC，CTV，Global和其他一些媒体仍然无视着这个案件。
在2021年初，总检察长宣布他们计划对CD提起藐视法庭的指控，但却没有颁发逮捕令。CD随后在其网上募捐页面上放置了一段包含女儿身份信息的视频链接。这显然是压倒总检察长的最后一根稻草。总检察长让温哥华警方开始监控他的公共通讯信息并收集针对他的证据。CD已被法院和总检察长多次警告，如果他继续违反法院命令，他将被控以藐视法庭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行事指控。但他不仅继续这样做，还升级到以自己的人生前途做为赌注，他会为此失去工作并得到一项犯罪记录。
当然，法官对他的胆大妄为感到震惊，他下令将CD拘留并关押，直到2021年4月13日开始审判。
父亲被捕的消息立即在媒体上流传开来。对该父亲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全世界的保守媒体上，包括FOX News和Breitbart等大媒体。不幸的是，许多报道都是夸张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完全不诚实的。
看看以前帮我出版过文章的《The Post Millennial》，便是一个比较不诚实的报告很好的例子。我曾与这个媒体合作出版过CD案的原始故事，后者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歪曲了为什么CD会被捕。他们没有写出他因违反出版禁令而涉嫌藐视法庭而被捕，而是直接撒谎并声称他是因为称他的女儿为女性而被捕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幸的是，这个谎言在无数媒体中广泛流传，而且还并带有此案的其他错误信息。加拿大的主流媒体，例如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电视台等，仍然基本上缺席，甚至实际上仍然缺席，但是至少各地的主要保守媒体都在谈论CD的被捕。
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中，我选择引用“祭典”一词，但我当然想到的是“自我献祭”，以及故意为了更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行为，就像释广德曾经做的那样。以可想象的最极端的方式进行。由于媒体和执政权力拒绝承认并解决他们的担忧，释广德和他周围的人变得非常沮丧，他们决定必须采取极端行动来提高别人对自己的注意。
我没想到CD会透露太多关于他女儿的信息，也没想到他会那样大胆地违反法院命令。作为一个从第一天开始就与CD进行过交流和合作的人，我必须说,他的许多决定使我感到困惑和沮丧，但他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引起人们的注意。CD与我合作，看到了我如何在相对不知名的环境中奋斗了四年，却被媒体一遍又一遍地忽略，然后本人也对加拿大媒体漠不关心，以至于他得出结论，只有极端的举动才能迫使这个问题引起公众的注意。因此我惊恐地看着他把自己淋上汽油，而毅然地点燃了自己的性命。与大卫·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一样，当他被拘留并入狱时，“我太震惊了，无法哭泣，太困惑以至于不能做笔记或问问题，太困惑了”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撰写本文时，CD处于监狱中等待审判。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为他的被捕使这件事成为世界各地的一个重大事件。通过积极地和可以说是鲁莽地凝视着Leviathan并在法律的火焰中焚烧自己，他迫使世界予以关注自己，从而使人们对正在发生的极端情况有了批判性的认识。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它怎么走得这么远？
Im Jazz 2015
2010年代的跨性别热潮迅速传遍世界。在人类的整个存在过程中，“改变性别”的整个想法几乎是所闻所未闻的,除了形而上学界和地下性世界。但是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大量的未成年人突然宣布要成为异性。我不会在这里细分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突然的增长,与跨性别主题节目的出现有关，例如RuPaul的Drag Race（2008）和跨性别现实电视节目I Am Jazz（2015）以及许多其他的节目。同时，全球各地的学校开始通过SOGI 123等计划将跨性别正常化主题纳入其教育资源，并且如上所述，它已将弱势儿童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这一切都得到了我所谓的“垃圾”，与药物集团提供资金的跨性别“科学”研究的支持有关，以及内分泌学会等提出的各种指引等。制药业利益集团已从未成年人的化学“重新分配”中受益匪浅，这有些都在我强烈抗议的各场公开演讲中，被我大量的记录了下来。
在他的艰辛历程中，由于他的秘密身份，CD获得了“克拉克·肯特”的绰号，最终变成了“超人”，这个称号成了CD及其追随者一个象征。但是我知道CD，他不是超人，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某些方面，他象征着每个人，甚至甚至代表着一种类似于尼采的“永恒的男人”或“永恒的父亲”。他发现自己面对着Leviathan，这是一个奇怪，巨大且无理的怪物，已经把他的女儿从他身边夺走了。这不是超人vs Lex Luther的故事，甚至不是David vs Goliath的故事，这不是AB vs CD的故事，这是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悲剧的故事。父母权利的悲剧，儿童拒绝自己的生理性别的悲剧，以及重视教育和重视真理的人们的悲剧。
在试图挽救女儿的过程中，CD被国家剥夺了权力，受到了法院的警告和折磨，遭到了媒体的忽视，他失去了耐性而决定牺牲自己，他想争取提高整个社会对我们两个人都在战斗的这个事业的认识。今天，他坐在卑诗省的一个惩教所中，等待面对藐视法庭的多项指控进行判决，他面临最高可判处长达五年的监禁。他被某些人形容为犯罪分子，因为他对看似疯狂的情况做出了激烈反应，但是正如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曾经写道：“有时精神错乱是对周围世界的合乎逻辑的反应。”无论是精神错乱还是头脑清醒，唯独CD才有资格说。但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做出了个人牺牲，以向世界发出警报，说明跨性别意识形态现在已将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极端的危险境地。
30年前，像CD这样的经历情景，除了在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风格的科幻小说里出现之外，是无法想象的。他的女儿是通过秘密行动从他身边被带走的，现在正慢慢转变成男性，而他本人却被国家机关有效地阉割了，他并在很大程度上根本没有任何同情心的法庭上接受了一次离奇的审判。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情况。每次他看到新的变性“儿子”时，都会面对他曾经拥有的那个女儿的鬼影。
CD已经完成了他想做的事情。他给这个世界敲响了警钟。各地的父母和所有珍视真理和公权力正义的都应该感谢他。在世界各地，处理跨性别问题的立法机构和每个法院都应该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都需要停顿片刻并注视一下此案，就像世界在1963年停下来审视着释广德（ThíchQuảngĐức）一样。，并思考一下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中非常严肃和这么悲剧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请通过访问父亲的捐款页面来支持这位父亲，他遭受了巨大的工资和法律费用损失，更不用说他被拖到地狱一般的法律诉讼中了，而这一切都是他在对女儿所做的一切之外。
本文译者：Ivan Pak 白巍
译者按:对这位父亲的捐助可以访问以下连接:
https://gogetfunding.com/bc-father-fighting-medical-transitioning-of-children/
高度更新:
截至到4月26日，CD被卑诗省最高法庭判入狱6个月，因已在狱中，还剩134天的服刑。
本文仅限作者观点，不代表高度见闻立场，但作为媒体平台，高度见闻还是要对本文作者Jenn Smith及译者Ivan Pak白巍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