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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案警察被定罪,这对美国华人意味着什么?

 

压颈导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本周被判两项谋杀和一项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案件宣判后,全美警察局都面临更严格的审视。周三,美国司法部宣布就过度执法和对少数族裔执法不公问题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展开全面调查,显示了拜登政府对全国警局加强监管的决心。

但在华人新移民聚集的微信上,人们对这次判决的评论却反映出他们对警察的复杂情感。虽然有很多华人在成为罪案受害者后不愿报警,但也有很多人仍然将警察视为唯一可以保护他们安全的人,在最近这波反亚裔仇恨攻击浪潮中更是如此。去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削减警察经费、甚至解散警局呼声高涨的时候,纽约数百名华人就曾在多个地点集会,力挺警察。

在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攻击事件中,嫌犯来自包括黑人在内的各个族裔,这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正如我在去年一篇观点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也在华人二代年轻人和他们的一代移民父母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站在一起的辩论。新闻机构The City和The Marshall Project对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分析显示,去年针对65岁以上亚裔老人的攻击事件中,黑人嫌犯占比15%。

与此同时,华人与警察的关系也很复杂。排华法案期间,警察到唐人街抓捕无证华人的记忆至今仍让很多华裔老人心有余悸。在当前这波反亚裔仇恨攻击浪潮中,警察有时会以证据不足为由不对嫌犯进行逮捕,也使一些华人觉得执法人员不把他们当回事。上文提及的数据分析也显示,去年发生在纽约皇后区的17宗攻击亚裔事件全部在未逮捕嫌犯的情况下结案,其中五宗案件中的嫌犯已经被指认,受害人也希望将其绳之以法。导致六名亚裔死亡的亚特兰大枪击案凶嫌未被以仇恨罪起诉,也是华人谈论的热点话题。

当代美国社会中,黑人在执法暴力中受到伤害的数据不成比例地高,但华人的遭遇也不容忽视。而在涉及后者的过度执法事件中,警察大多时候同样不会受到惩罚。1995年,16岁的纽约华裔少年黄永新在玩一把玩具枪时被警察当成持有真枪,黄永新被击毙,而肇事警察没有被起诉。去年12月,19岁的费城华裔少年陈智博疑似出现精神状况,手持一把软气枪(仿真玩具枪)走上高速公路,并自己致电911报警,结果警方称其“不配合”,连开七枪将他击毙,没有警察被起诉。陈智博出事前两个月,同样在费城,黑人青年Walter Wallace Jr.也被警察射杀,他的家人说他患有精神疾病,事件仍在调查中。

代表陈智博家的律师Ben Crump也是弗洛伊德和其他多位在警察执勤期间死亡的黑人家庭的律师,“这不是警察应该用来处理精神疾病紧急状况的方法。”他在一条推文中说。

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方法”或许就是“体系”的一部分,这些事件或许也体现出,当体系出了问题,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弹正在艰难地尝试改变这个体系,华人在这场浪潮中也很难置身事外。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很多二代华人移民加入其中,而一些一代华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

这些当然不能改变华人对社会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成为罪案受害者的担心,但至少就安全来说,华人心里也难免有这样的疑问:在一个更公正的体系下,无论是黄永新、陈智博还是乔治·弗洛伊德、Walter Wallace Jr.,是否现在都还活着?

 

封面题图来自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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