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海一间科勒卫浴门店的摄像头看上去不起眼，但央视记者从科勒中国的一位零售销售主任口中了解到，门店安装的摄像头有人脸识别功能。
报出进店时间后，记者得到了自己的三张大头照，抓拍角度不同，但系统生成的ID都一样。只要顾客在一间科勒门店出现一次，今后再去到任何一间门店，光顾次数也会被系统记录下来。
万店掌工作人员说，面对不戴口罩的人脸，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大约有95%，戴上口罩的人也有80%-85%的概率被准确识别。除此之外，公司为商家提供的“人脸互动营销解决方案”，还能通过照片分析人的性别、年龄、甚至被抓拍时的心情。
不过，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应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
而在央视记者的走访过程中，没有一个商家明确告知顾客面部信息会被收集，征求意见更无从谈起。多家店铺都可能涉及违规收集。
我们不得不担心更多的问题：连同面部信息一起，其他个人信息数据存储在哪里，它们是否被用来盈利、是否有泄露的风险？
哪个环节需要我们特别警惕？我们是否会在遍布四周的监控技术里被“温水煮青蛙”、习惯了它的存在，还是真的有某一个不能碰的人性和隐私底线？
这其实和真正的“人工智能”还差得很远。但因为它的应用实在太广，嵌进了无数的使用场景中，而应用过程又十分地顺畅，给人一种“智能”的错觉。
“顺畅”，是面部识别技术的一大特征。在推崇这个技术的人眼里，它最大程度地模仿了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即用“看”即可。毕竟，用眼睛识别一个人的脸，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功能。你拿起你的 iPhone，就会自动解锁；走进家门，门会自动打开；进入学校和办公室等需要安保的场所，不用停下查证件……
但这种顺畅的交互，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没有交互”。一切都无缝地、在无声无息之间发生。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并不能以知情的方式，给出我的同意。我用我的指纹必须按在门锁上，这个“按”的动作，亦是我在与机器“对话”——我现在需要开门了。而我只是在摄像头面前“出现”，我的脸就已经给出了所有的信号，不管我想不想。
这也是为什么人脸识别技术可以非常“隐蔽”。它是一个不需要给出“知情同意”就可以应用的技术。它出现了，它应用了，但你不知道。而知情同意的缺失，也让隐私泄露变得极其容易。到底有多少摄像头在我身边，跟踪我、记录我？我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我的脸？这些问题，想起来略微有一些可怕。
我们人有许多可供识别的生物特征，包括指纹、虹膜、面部特征，乃至基因等等，都有潜在的数据化的可能。它们可以被记录，可以被复制，可以被传播，可以散见在互联网各处——公安系统里有我们的指纹，微信里录下了我们的声音，而我们上传到社交网络的照片上都有我们的脸。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技术社会学教授凯莉·盖茨（Kelly Gates）将其称为“去身化的身份”（disembodied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已然“离开了”我们身体，我们甚至不再对其有掌控。
但是，面部识别技术的关键在于，这些独一无二的生物信息数据，怎么和更多的技术、更大的数据库、更广的系统中的各式各样的关于我们的碎片拼起来，凑成一个完整的“自己”。
将一个人的面部特征作为加密信息、打开我的手机“刷脸”，和将一个人的脸解码成为“我的身份”，在更大的系统里流转（和公安系统匹配的监控），虽然都是“刷脸”，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刷法。
如果你的脸只是用来打开你家的门，那么你的脸除了重建出“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但当这个数据从你的小世界来到了“云端”，与更大的数据库相交、互相印证，那么你自己的身份，也就更加无所遁形——你是谁，你家在哪里，你大概处于社会中什么样的地位，你昨天网购的东西，你的“健康码”、你的身份证号……即使证件号码等重要信息泄露可能性小，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其它数据，“重建”一个你，并不会太困难。
我们和深渊之间，并没有多少坚实的保护。
1）一个技术是否能准确识别出一个特定个人的真实社会身份；
2）信息是否只留存于本地、还是在更广的网络中流动、使用；
3）使用一个技术是否需要用户的协作；
4）技术开发者是否有保护隐私的动力。
在那场人工智能大会上，我着实领会到了生产端的动力，以及客户的购买力。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得到了大量的投资，而投资者需要看到技术投入应用、看到回报。于是，面部识别技术被包装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打包出售给商业客户。是他们最有能力购买这些技术作为“解决方案”，而这种购买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面部识别技术的研发走向。
一个有面部识别解锁功能的手机，或者能刷脸开门的智能门锁，对我们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毕竟，指纹也能解锁，密码也能开门，不“云端”“智能”也无妨。但对于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以及各级管理部门而言，全面而有效的监控，身份的精准识别，乃至收集、使用数据以获益，带来的好处十分巨大，比“保护隐私”更加重要。强大的推动力，让技术开发越走越远，且越来越向经营者、管理者、客户，而不是实际用户倾斜。
在面部识别这个技术的很多应用场景里，用户发出的声音是有限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力的。我们有选择“不使用”的权力吗？我们的意愿能够得到重视吗？我们是否能够判断，一个技术运用在什么地方是合适的、在什么地方是过度的？理想的市场场景里，我们可以用脚投票；而当下的市场，资本的强大加上信息的不透明，让用户处于无权、无声的劣势。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像福柯笔下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监控无处不在，能看到所有人、识别所有人，而被观看者甚至无法得知监控在哪里、从何而来。
一个良性发展的技术，不应该是这样。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必须是这样的吗？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在商业交易中，双方应该是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协商交易的关系；在雇佣劳动中，双方应该是相互信任、付出劳动并得到回报的关系。面部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滥用，扭曲了这种关系，将公平与信任踩在脚下。
隐私是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一个人有能力且有权利支配自己的空间，不受他人的干扰；也意味着对隐私的保护，能够最大程度地尊重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随时需要监控、需要操纵的螺丝钉。不管技术如何发展，我们的底线是，一个安全、方便的社会，不应该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
所以，技术背后的“潜台词”，可能比技术本身更加重要。追问技术存在的理由，追问技术与人的关系，是让一个技术变得不再“可怕”的第一步。
比如，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机场、火车站等地，我们实际上是让渡自己一部分的隐私，去换取方便、安全；这用别的方式或许很难达到、不够经济；或许能够阻止巨大的灾难——911事件发生时，监控录像实际上已经拍到了恐怖分子的脸，但并没有识别出来。
但在小区、在学校、在火锅店，每个场景都是不同的，都有着自己的“潜台词”——为什么要用它？数据的作用是什么？数据存储在哪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这对被监控、被识别的人的好处在哪里？是否知情、是否予以了同意？这些都是在技术被应用之前，需要提出的问题。
希望我们将来的社会，还能让我们坦然“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