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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从热血到膨胀,从理想到堕落,他今时是否后悔,走入那一条新闻之路?

——空悲切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A

1918年10月5日,民国六年,报业先驱邵飘萍与潘公弼于北京创办《京报》。

无党无派,不靠特殊权力集团撑腰,主张言舆自由——《京报》辅一面世,就以关注国家命运、揭露腐败为指导原则,很快得到广大读者喜爱,名声倾动一时。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浙江金华人邵飘萍(1886 – 1926)信奉“新闻救国”,早年当过《申报》特派北京记者,发回的系列特稿“北京通讯”,常常夹叙夹议,描绘光怪陆离的北京政局,以及军阀、政客、买办们勾心斗角的各色嘴脸。

在校期间,邵飘萍更是曾与蔡元培、徐宝璜一同创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培养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骨干,其中就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

邵曾手书“铁肩辣手”挂于《京报》报馆大堂,原文出自被奸臣严嵩杀害的明朝著名言官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以此作为办报座右铭,显然寄托着激浊扬清的新闻理想。

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张作霖曾经汇款30万给他,只为了堵他的嘴,却被他立即退回,“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6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大军进入北京,随即逮捕了邵飘萍,两天后在天桥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0岁,是民国年间第一位遇害的名记者。

一个世纪以后,承继着新闻理想和历史渊源的《新京报》横空出世,他的创办人,正是邵飘萍的浙江同乡,被称为新世纪传媒圈大佬的戴自更。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新京报》原报社社长戴自更(正局级)

 

只可惜,戴自更却没能保住晚节,2020年4月,北京检察机关依法对戴自更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邵飘萍在旧时代,为了维持言论自由、独立办报不得不从北洋政府和军阀那里搞钱,但始终坚持“拿了人家却不嘴软”;

戴自更却为了个人私欲,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甚至用一手创办的《新京报》进行公关报道,为金融“害人精”公开洗白,两者高下立判。

世事流转,怎不让人唏嘘?B

戴自更1963年出生于宁波市宁海县。不同于当今浙东繁华的计划单列市宁波,宁海县当时还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县城。

据他口述,“我当时在海边,晒得黑不溜秋的,每天捞点内海里的大鱼小鱼。那天我刚好在海里捞鱼,我的二姐过来说我考上大学了,我就去学校里拿通知书。”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1981年,17岁渔村少年戴自更从家乡宁海出发,坐了27小时火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报到。

刚入学时,他沉默、懵懂,入校时因为不会讲普通话,一度有些不自信。为此他学习愈发刻苦用功,逐渐成长为同届生中的标杆。

人大老师们后来提起“中文八一”班,总是说“就是戴自更那个班”。

“人大给了我好多知识,让我想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就是要改变点什么。”“我基本的价值观是在大学形成的。比如现在讲的家国情怀,的确是在大学树立起来的。”

戴自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动情回忆到自己的大学生活。人大七年求学经历,锻造了戴自更今后纵横捭阖新闻界的基本功。

1988年,戴自更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光明日报。80年代的光明日报风头正劲,挟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余威,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发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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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明日报,戴自更先后当过编辑、江苏和新疆驻站记者。1992年,他来到广东驻站,从29岁到39岁,从普通记者做到站长,他把最热血的时光洒在了南粤大地。

而戴自更在广东这十年,正是岭南本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逐渐壮大的十年。当时的南都,笔锋犀利,敢言敢写,在社会矛盾重重的九十年代发挥了针砭时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作用。

比如1993年发表的《让该死的死去——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前前后后》推动了当年的“供给侧”国企改革、1998年发表的《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推动了当年的扫黑除恶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是孙小果第一次判刑之时。

南方系新闻理念深刻影响了他。秉持着当年未褪色的信仰,90年代戴自更在广州留下了200多篇上千页手稿,写过《广东何时能摆脱港台文化的阴影》《珠海停工潮带给我们的思考——尽快制定颁布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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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戴自更手稿

 

虽可感受其中的沸腾热血,但光明日报毕竟是持稳的老牌大报,也许对戴自更来说,还是终究缺乏那更“自由”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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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戴自更人生另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奉调回京,担任副局级的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工作部主任。

本来这个岗位谁也不看好,毕竟经营好大报,混好机关才是核心业务。但他却在这个岗位上,迎来了第二春。

或许是看重他的对突破束缚的渴望,2003年,光明日报社领导找到了已是不惑之年的戴自更,交给他一份艰巨的任务——创办一份新报纸。

戴自更惊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初显身手。在熟人中青报驻广州站记者林炜建议下,他联系到南方都市报时任总编程益中,两人一拍即合,未来十数年的合作即宣告起航。

之后,他更是周旋于各地的老板,一笔一笔地,为报纸募到宝贵的启动资金。

终于,在03年11月11日,这份得到了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两大集团支持的报纸,宣布正式创刊。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也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区经营的报纸。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新京报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插曲——开始戴自更想叫北京时报,被有关官员阻挠;后又想叫京报,致敬邵飘萍,但北京日报有意见,你叫京报,我叫什么?最后加个“新”,方才过审。

“当时的理想,就是想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报纸首先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要还新闻本来的面目。”

2017年,他在一篇采访中对记者这么说道。

那时的他,距离“调虎离山”——从新京报社长突然转任北京文投总经理还剩不到两个月,正急需向外传递安好的信号。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昔日峥嵘时,有无舒缓一些眼前的灼心焦虑。

D

有人称21世纪前十年为黄金十年,的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功举办奥运会,GDP跻身全球第二……那也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新京报》不拘一格的人才延揽战略,引得各路人才竞相报效。

南方都市报更是把大批采编、经营、管理骨干派往北京,在程益中、戴自更、杨斌、王跃春等高管团队带领下,《新京报》蒸蒸日上,逐渐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一个重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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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自更在演讲

 

至今来看,《新京报》在京城报界都是非常独特的,走出了介于传统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打造了一套独立的内容体系。

传媒界影响日盛,同行们的吹捧也淙淙不绝,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新世纪传媒史上的旗帜性人物”。对此,他从摆手谦逊,到照单全收。

从简历可以看出,戴自更因“创办”之功,从2003年开始,一直担任新京报社长长达15年。一把手十多年未换,这在我们体制内相当少见。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而与《新京报》共历风雨15年,首席功臣戴自更也慢慢把报社转变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里面说一不二,社家不分,无论是报道还是日常事务,都打下了他个人风格深重的烙印。

2005年12月,时任《新京报》总编辑的杨斌、副编辑孙雪东和李多钰遭遇免职。据传是由于报道了2005年9月宁夏民工王斌余杀人事件的手法,引起主管部门强烈不满。

2006年,受雇于《新京报》的卓伟(日后成为了“第一狗仔”的那位),写了一篇有关窦唯的爆料,被窦唯怒砸报社,引发舆论漩涡,之后卓伟离职。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2010年5月14日,两名年轻女子在被性虐待者曾祥宝囚禁近两年之后被警方解救。可没几天,《新京报》便急不可待地推出了它的“独家报道”,在专版中长达两个版面深入介绍“性虐疑犯曾祥宝剪影” 。

……

这几年来,《新京报》的新闻时常因为夸张、猎奇、违背新闻伦理等引发争议。这只是因为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日益进化,人们对传统新闻更挑剔了而已,人家其实早在十年、十五年前就一直是这样了。

“流量第一、利益第一”的风格,曾使得《新京报》和戴自更在老成持重的党媒中杀出一条新路,可过度依赖这种套路,玩脱的风险越来越高,最终踏错了那最关键一步。

E

2017年4月,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先生负面消息缠身,随后《新京报》以近乎公关式报道为吴和安邦集团“洗白”。

在吹捧完9000多亿元资产、子公司全盈利之后,吴董事长面对记者侃侃而谈,话术精致,宏大岸然。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新京报》:著名经济学家林教授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提到,“中国企业怎么样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尤其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利用中国智慧的管理理念脱颖而出,安邦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安邦未来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吴: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实现了“安邦1.0版”的目标,按照去年的标准,迈入世界500强行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安邦是一家扎根中国的全球化的保险企业。接下来的安邦2.0版目标,我们的重点是养老和医疗,包括社区养老、重症养护、居家养老等,同时能带动更多的社会就业、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前前后后,各种公关报道更是搭配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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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的门道,也被媒体扒出:

2015年底,新京报社出资设立了一个叫山水从容的创投基金,基金法人戴自更是当时新京报的社长。而山水从容的最大股东则是一个叫君助天合的私募基金,出资人广宏盛通是安邦的关联公司,基金管理人上海君助的老板林聪,是吴董的表弟。——摘自拆哪儿

自恃媒体大亨,自恃掌握发声口,公然干扰中央监管布局,为金融“害人精”洗白,这不是一个媒体人该有的节操,更不是一个党员该有的行径。

2017年8月,随着上级一纸调令,戴自更结束了三十余年的媒体生涯,转任北京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此时的戴自更,应该也能隐约察觉到新时代升起的旗帜,已经不再是旧日的色调了。

2018年5月,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先生被判18年,罚款105亿元。

2018年,北京市委巡视组专门赴新京报社,指出一系列公款旅游、铺张浪费、报销随意、审批流于形式等问题。

2019年6月10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戴自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F

如今已经雨打风吹去的戴自更,如果今天还能想起“胜抵十万军”的偶像先驱邵飘萍,不知作何感想。

事实上,作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萍和他这位百年后的晚辈也有同样的缺点,比如讲究排场,追求奢华,出入小汽车,且为赌场、青楼常客,出手阔绰,一掷千金。

来看北京纪委监委对戴自更的定性,是不是有点相似的味道: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取得、持有、实际使用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活动,超标准举办会议”“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获取巨额收益”“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违规兼职取酬,收受他人给予的期权”“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当然,同他的前辈一样,如果没有这等排场和架势,根据圆锥理论同阶层人士才能坐在一起,戴自更也无法得到政坛要人、富甲巨贾的重视,独家新闻和新闻背后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2020年3月6日,戴自更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双开);3月13日,因受贿罪被逮捕。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2020年4月,北京检察机关依法对戴自更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被告人戴自更于2006年至2019年5月期间,利用其先后担任新京报社社长、总编辑,北京新京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山水从容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报社老总向来是高危岗位。这些年来,被查被抓的很多,被撤职的更多。媒体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在我国讲求政治家办报,需要一把手政治素质极高。

市场化大潮下,老总们又要采编经营两手一齐抓,难免雁过拔毛,进而不知收手,最后把自己折了进去。这位戴社长急转直下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负面案例。

新京报戴自更,南方系报界大佬的陨落

梁任公在《清议报》100期祝词里提到,“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身陷囹圄的戴自更,从热血到膨胀,从理想到堕落,他今时是否后悔,走入那一条责任重于泰山的新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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