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权威律师说：孟晚舟不能认罪

随后，加拿大法官宣布他没有管辖权，因为嫌疑人已在一艘美国注册船只上，尽管船仍然停在加拿大港口，但这艘船却被认为是美国领土。

我的委托人在美国被拘留了几周之后，又被送到圣路易斯与她的孩子们团聚。检察官告诉她，如果她认罪，她将获得“已服刑期”，可以自由地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她同意了。

但从司法角度而言，一旦当事人同意认罪，便意味着与她一起被引渡的丈夫也有罪。最后，她的丈夫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判决。

而在我接手的另一个案件中，一家注册于加拿大的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二人都是加拿大人）因涉嫌电话营销诈骗而要求被引渡回美国。

当时，我受男性CEO委托，另一名律师则代表女性CFO。二人被指控存在犯罪行为，并要求进行引渡程序的时候，双方并没有结婚，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诞下三个孩子，并最终结婚了。

于是他们担心如果二人都被引渡，他们的孩子会遭遇什么情况。最后，女性CFO的律师与美国当局达成一项内部交易，这项交易与孟案提议类似：要求当事人在监狱待一天（她出庭的那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助理检察官起草了一份她必须签署的声明，该声明牵连到她和她的同居配偶。

只是到了次日，当事人被带到洛杉矶法庭前时，她又突然辩称自己“无罪”，于是所有内部交易都被取消了。美国司法部周末对她进行了审问，并把她安排在一家豪华酒店住下，同时带她去了迪士尼乐园。

直至周一，他们再次尝试出庭，这一次当事人终于承认“有罪”，那天她被允许飞回加拿大温哥华，与孩子们相聚在一起。

另一边，她的丈夫坚决反对引渡，最终在加拿大赢得了一起上诉，然后面临另一场引渡听证会。不幸的是该过程中，妻子突然死于癌症。她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丈夫的引渡听证会上作证，说她被迫认罪并牵连了丈夫，尽管丈夫完全是无辜的。

然而，由于她之前的“认罪供词”，导致她出席丈夫第二次引渡听证会时的发言，对丈夫情境产生了严重不利。如今，诉讼已进行了整整10年，也就是所谓的“欺诈案”发生20年后，当事人妻子早已过世，但丈夫仍然被关押在乔治亚州。目前，他又在加州就欺诈案提出上诉，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的三个孩子都留给了外祖父母抚养。

第三个案例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委托人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为一家大型美国公司，修建了从东欧直通中国的管道。后来，该公司及其几名高管被控涉嫌贿赂管道两端的官员。但其实在常规预算中，这是一种隐形应急措施，是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的成本”。

委托人参与谈判了大部分建筑工程的合同，这家公司的主管们被指控贪污，但却指认我的委托人是罪魁祸首。他自愿前往华盛顿，向司法部表明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最终他没有被逮捕，并被允许回到欧洲家中。

据悉我的委托人和他的家人已被预先批准作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登陆。然而三年前，当他们试图移民加拿大时，

他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临时逮捕，就像孟一样。加拿大移民当局以他涉嫌犯罪为由拒绝了他和家人入境。

在他被关押在加拿大期间，他的美国律师谈判达成了一项交易，这个交易与美国目前在孟案中提出的非常相似，条件是他同意美国的司法管辖权。他相信美国司法部会履行交易，于是他被带到美国，交了500万美元的保释金，这样他就可以回到欧洲与妻子和儿子团聚了。

不过由于一些不可控因素，委托人错过了开庭日期。因未能出庭，他被没收了保释金，并被判处一年监禁，尽管据他的律师称，美国司法部事先同意他只服刑一天。

重点在于，这并非司法部或律师说了算，而是法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在美国，法院也习惯了拖延时间。

最后一个案例中，美方的论点是美国对一家美国公司有管辖权。但是，我委托人的公司，就像华为一样，并没有在美国注册，我的委托人在去华盛顿洗清罪名之前都没有去过那里。可以说，美国对他或他的公司没有管辖权，而这个情况跟孟案很类似。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对华为提出起诉是一项政治举措，旨在篡夺华为在5G市场上的成功，并让美国公司在这个新兴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显然误算了其起诉孟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无论如何，从根本上来讲，孟晚舟的名字必须从起诉书中剔除。否则，即使加拿大司法部长下令释放她，只要她碰巧抵达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美国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追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