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在公众印象中是个高福利国家。1984年，现任总理小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颁布了《加拿大健康法案》。法案规定，为收到联邦医疗拨款，各省及原住民领地必须严格执行健康保险计划。由此，加拿大改变了医疗费用主要由省级政府负担的历史。省级政府为界内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10个省3个原住民领地所有的公民、枫叶卡居民、工签持有者，都能在当地申请医疗卡，享受免费医疗。如果打算搬离原省，有三个月的过渡期。这三个月中可以申请新省的医疗卡，其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仍由原在省负担。
2017年，加拿大国民看病支出超过2400亿加币，占GDP的11.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成员国中名列第11。根据该组织的健康指数标准，在加拿大看病等待就医时间长于平均值，国家整体治疗水平和资源的使用趋于平均值，政府负担的牙医费用名列倒数第二，综合医疗体系排名第九位。报告指出，加拿大现存的医疗体系问题主要是：相对高的婴儿死亡率、慢性病的普遍性、超长的候诊时间、工作时间以外的护理不到位、政府不负担处方药和看牙的费用。
医疗保险普惠贫困病人
加拿大公众医疗系统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城市化和科学理论的普及，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人们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时，也深感随之而来的衍生物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时，大部分家庭无力支付看病的开销，医院通过设立私人病房吸引中产阶级，以期获得收入和赢得更广泛的认可。
私人病房
政府也对此无能为力，传统教会也无力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诸如贫困人口的居住条件、性别冲突、阶级对立、娼妓、酗酒、疾病、童工、女权、精神健康以及公众卫生等问题。建立一个新的福利制度，也就成为应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
启蒙运动使科技乌托邦的概念应运而生，为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科技兴国的计划因一战的爆发被搁置。1914至1918年，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投入了战场。战后加拿大经济虚弱，战场上回来的老弱病残只能依靠少量的抚恤金和社会捐助，只有受重伤的老兵才能领到有限的医疗费用。
从战场上返回的医生们，更加支持先前科技乌托邦主义者的倡议，确信只有科学理论体系才能保障一个健康的战后世界。战争虽然致使改革搁浅，但战场上的经验使加拿大意识到国家健康保险体系的必要性。
1939年二战爆发前，贫困家庭看病主要依赖社会援助。私人病房和大病房之间的环境和治疗差别巨大。二战期间，多伦多儿童医院里70%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家里的父亲上了战场，母亲是家里唯一养家糊口的劳动力。
1940年，一名加拿大男孩与奔赴战场的父亲道别
医院将此状况上报省政府，以期政府能给予贫困家庭补助。1941年，安大略省医院联盟被省政府授权推行北美医院联盟 的“蓝十字计划” ——该计划使得更多家庭的医疗费用由保险负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使用保险，公众病房里的病人数逐渐减少。
1958年，安省政府通过了《320法案》和《医疗保险和诊断服务法案》。同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安省居民受惠于新发布的《安省政府服务委员会》政策。随着上世纪60年代医疗保险范围的扩大，私人病房于1966年不复存在，普通病人长期没有医疗保险的历史彻底终结。
1969年安省执行全民医疗保险的联邦政策。到1972年，全加拿大境内都在执行《医疗保险法案》。新的医疗保险政策，使得贫困家庭也能在医院被公平地对待。病床的分配也不再受家庭经济条件和阶级差别的影响。
全国医疗诉讼过半为可预防事故
如今，免费医疗的重点在于提供医疗救治，而非考虑病人的经济能力。这制度听上去很让人产生安全感，但事实上，加拿大医生和护士严重紧缺，病床紧张。去看急诊，全国平均候诊时间是7.9小时。在糟糕的情况下，不但候诊时间超过16小时，而且没有座位。
2019年，一条视频在加拿大的社交媒体上走红，33岁的Marilyn Inez在该视频中哭诉，因为预约不上医生，自己的癌症被拖了两年才被诊断出来
2019年3月，一位剧痛中的妇女在急诊室等了11个小时后才轮到自己，但为时已晚，隔日早上告别了人世。这样的新闻已算不上骇人听闻，但各方都无能为力。诊断后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或手术，在等待时间最长的省需要45.1周，最短也需15.4周（2017年）。
国家的免费医疗政策，负担公民70%的看病费用。除了魁北克省，其他省份剩下的30%（包括眼科、口腔、处方药、救护车费用、家庭护理）不在免费医疗涵盖范围之内。在加拿大看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有的人干脆去墨西哥旅行时顺便看当地的口腔医生，能便宜80%～90%。
在加拿大看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去墨西哥旅行时顺便看当地的口腔医生，能便宜80%～90%
65%～75%的加拿大人为自己购买保险，来负担这30%的费用，但报销部分有上限，第一年最高不超过500加币。98%的公司为雇员购买这部分的保险，一人被保，直系亲属都能使用。
经合组织的报告，忽略了加拿大医疗制度中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即医疗事故。在加国，医疗事故的死亡人数仅次于癌症和心脏病，位于第三，每78秒就会产生一位新的医疗事故受害者。医疗事故中最常见的失误包括开错药或给错剂量；疏忽了病人的过敏记录致使病人服药后过敏；在医院里发生感染或者误诊。
2018年全加拿大境内有900起医疗诉讼，超过一半是可以预防的医疗事故。加拿大打官司时间久，一桩诉讼拖几年很正常。不少病人在医疗事故中丧失了工作能力，毫无生活质量而言，需要经济补助。有研究者指出，医疗事故的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加拿大医疗剧《拯救希望》剧照
过于“乐观”导致误诊
新闻上有关误诊、开错药或写错剂量的报道屡见不鲜。也有受害人就在笔者身边。2017年，笔者发现有一个女同学很少来上课，以为是年轻人犯懒。转年在新闻上看到她，才得知她家中发生的变故。
2017年11月中旬，她弟弟打篮球时右腿受了伤，因伤势不见好转，父亲带他去了诊所，被医生告知只是受了运动伤。第二次，医生给他腿上打了石膏。回家后弟弟不停地哭，感觉腿部的肿痛越来越难以忍受，眼睛也开始肿大，需要用手指撑着才能把眼睛睁开。第三次去医院，医生说因为石膏太紧，拆了石膏，没给弟弟做任何进一步的检查。回家后弟弟出现发烧、失明、体重下降的症状。
12月下旬第四次去医院，有一个医生意识到不是腿部的问题。第二天，医生在男孩眼部、脑部、颈部、脊椎、膝盖都发现了恶性肿瘤。2018年2月底，男孩离开了人世。这位女同学说，并不指望医生能够挽救她弟弟的生命。但男孩才14岁，一家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病痛折磨而无能为力。每次无论如何跟医院描述弟弟的痛苦，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一致认为，用不着做任何进一步的检查。
被误诊的男孩 Erlen Ozkanli, 14岁
女同学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我个人经历过非常主观的加拿大医生。习惯了中国的看病流程，在这里看医生的经历让我深感挫败。在这里如果症状不严重，通常是找家庭医生而不是直接去医院。每次不论我如何向医生描述各种难以忍受的症状，对方从未建议过我做任何检查，一律云淡风轻地告诉我多锻炼身体，健康饮食，放松心情，如果身体感觉疼痛就吃泰利诺。
几年前，我被荨麻疹干扰得夜难寝，人憔悴。而初期，由于对突发的症状没有任何头绪，我的压力更大。而医生很轻松地告诉我，我没有任何病，只是压力过大，让我放松。我要求验血，她告诉我没必要；我要求看过敏医生，她说用不着。我问我到底是什么病？她说这种情况不少见，原因不明，持续一段时间会自行消失。我问多久会消失，回答是“不一定”。
转天，半边脸都肿起来，影响到呼吸。我去诊所，当班医生先给我尝试性地开了过敏药，并不确定是否对症，并让我不要耽误马上去找家庭医生或去看急诊。好在过敏药见效。后来，我还是在百度上查到自己大概得的是荨麻疹。
一名加拿大女孩正在接受治疗
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家庭医生只量一下体重、身高、血压，用一下听诊器，手指按压两下胸腹，全程不超过几分钟。对这样的检查我心存疑虑，便问医生，如果我得了癌症，你怎么能检查出来？她说，你没任何症状。我说癌症是等出现症状就是晚期了。她让我不要想太多。
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CMPA）是加拿大医疗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保护医生和维护他们的名誉。该协会依靠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拨款，资金雄厚，为缴纳年费的医生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支持。2018年，CMPA为医疗事故受害者支付了2.6亿加币。
CMPA被指责宁可走繁琐的法律程序，花费几百万加币的诉讼费，也不愿化繁为简，支付受害人赔偿金。有请愿者呼吁加拿大政府学习丹麦的无过失补偿。依照丹麦的制度，医疗事故受害者会不经诉讼自动获得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