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克·赫斯特
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德莱克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
近日，中澳关系急转直下，而澳大利亚又是中国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铁矿石大幅涨价，也有人担忧澳大利亚会以此为由进一步压制中国。
然而在本文作者看来，前有日本为鉴，为了降低风险，中国一定会另寻出路，加大从巴西和非洲进口、最大限度利用废金属生产钢铁。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迟早要受这当头一棒。
在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这是一个具有全球维度的国家故事：南澳的葡萄酒、塔斯马尼亚的龙虾、昆士兰的木材和西澳的大麦现在都因外交和战略局势恶化而陷入到了销售困境。
但中澳两国都需要在新冠疫情后获取自身利益，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看到双方互相猛烈攻击，但各自都还没有打出一记击倒对方的重拳。
目前的假设是，澳大利亚备受青睐的铁矿石出口是不受影响的。在2019-20财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收入为1020亿美元，其中中国贡献了849亿美元（相当于给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每个人约3400美元）。
矿产出口业是澳大利亚经济支柱产业，图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在采矿现场发表演说
在2019-20年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占全球铁矿石出口总额的53%（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巴西是第二大铁矿石出口国，占全球铁矿石出口的21%，之后有一些无足轻重的铁矿石出口国填补前五名空位，南非供应4%，加拿大3%，印度2%。
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如此成功是基于以下有利条件，即我们的生产效率、矿物纯度、地理位置和市场支配地位，再加上铁矿石作为大宗商品所具有的周期性特点。我们的出口商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澳大利亚助力中国的钢铁密集型发展计划，无论是中国需要在国内发展后疫情经济还是在国外推进它们梦寐以求的一带一路项目工程。
中国在放长线钓大鱼
中国知道，在没有后备计划的情况下，要想占上风，唯一的办法就是着眼长远。中国是在2010年汲取到这条惨痛教训的，当时中国钢铁协会（CISA）试图联合中国钢铁企业一起抵制进口澳洲铁矿石，结果是该协会惨败并使其下属钢铁企业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此之前，确定铁矿石价格的过程是通过主要买家和卖家一对一谈判来确定长期合约的基准价格。由于在紧张的2008年谈判中没有基准价格达成，于是中钢协被委任为首席谈判者代表中国钢铁企业进行谈判。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钢铁需求的大幅下降，新日本制铁公司（Nippon Steel）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Hamersley）达成一致，决定在2009年5月降价33%。但中钢协推动进一步降价60%，它声称“这些价格无法反映出钢铁制造商和铁矿石供应商之间互利共赢的关系。因此，中钢协不能接受这些价格，也不会遵循这些价格……如果出现铁矿石供应短缺的情况，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宁愿减产。”
2010年3月30日，即在力拓公司四名员工——胡士泰及其三名同事因受贿和窃取商业机密罪而分别被判入狱7至14年后的第二天，价格基准制度被放弃。
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同意以现货市场价格按季度进行结算。最初的季度价格约为114.51美元/吨，这几乎是2008年基准价格60.80美元/吨的两倍。
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为避免经济停滞而实施了规模高达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随后，中国钢铁需求猛增。但中钢协拒绝接受新的定价体系，并试图进一步抵制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以抗议转向现货市场定价体系。中钢协负责人表示，“中钢协呼吁钢铁企业和铁矿石贸易商在未来两个月内不要从……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购买铁矿石。”
但不到四周，宝钢（一家中国央企）就签字同意了现货定价制度。中钢协采取的策略来自于其暂时的义愤填膺，而这显然没有宝钢的商业和发展冲动更强烈。
中国钢铁业的支离破碎也是阻止实施全行业抵制的一个重要障碍，尤其是在无法追踪到每一批进口货物的情况下。中钢协的干预对其下属钢铁厂来说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运费结算方式也根据新的价格机制进行了调整，在发生调整后的21个月内，中国进口商支付给澳大利亚出口商的船运租金大概是每月2.883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钢铁业同期利润的26.2%。
从惠特拉姆错误的价格下限政策中汲取教训
铁矿石市场的历史被失败的政府干预行为所塑造，有些市场干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有些则稍显草率。但这些市场干预行为的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谋求获得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将在较长时段内如何发展。
但也有例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成功减少了本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
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戈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将20世纪60年代的矿产和能源投资热潮形容为“矿产大劫案”，其明证就是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在1966年至1973年间缴纳的税收仅为可怜的0.2%”（1966年澳大利亚的私营公司税率为27.5%）。
1973年，惠特拉姆政府对铁矿石实行了最低限价政策。在新的最低限价制度下，矿产出口需要每年审批，而且是只有在出口价格达到了澳矿产和能源部所认定的“充分世界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才会获批。
日本威胁说，它将转而采购印度、秘鲁和安哥拉等其它产区的铁矿石。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声恫吓。
到了1973年，澳大利亚对铁矿石供应的限制可能会降低日本短期的钢铁生产能力。与近40年后中钢协的威胁不同，澳大利亚出口商没有办法推翻或规避政府强制实施的底线价格，这确保了出口限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威胁。这次干预迫使日本谈判代表同意涨价，而价格则上涨了一倍多，从1973年的6.62美元/吨上涨到1976年的14.57美元/吨。
然而在悄无声息之间，市场的车轮转向了，澳大利亚即将从来日方长的市场竞争中学上一课。
在澳大利亚实施价格下限政策干预市场之前，日本已开始担忧本国的铁矿石供应是否安全，因为在1966年至1970年间，日本钢铁产量平均增长17.8%。惠特拉姆政府实施的价格干预政策促使日本投资财团通过购买铁矿石开采项目的股权而非仅仅是签订长期合同来确保本国的铁矿石供应。在1971年至1980年间，日本出资人投资成立了10家合资企业（4家在澳大利亚，6家在巴西）。
通过减少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日本买家减少了澳大利亚政府干预谈判的机会，使其无法再强迫铁矿石价格上涨。巴西出口商在欧洲和日本两个市场游刃有余，这一竞争能力有效连接了全球市场。这也给了日本买家一个真正的选择机会，使他们能够在短期内将进货渠道转移到巴西并降低澳大利亚政府成功干预市场的几率。
非洲万能牌
巴西丰富的铁矿石资源最终都将会被开采出来。但澳大利亚的行为使日本更深切地意识到在战略性大宗商品上过度依赖单一主导生产商将承担怎样的风险。而这一场景很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下一步所要采取的行动。
当惠特拉姆实施价格下限政策时，日本约48%的进口依赖澳大利亚。相比之下，在2019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占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62%。
加大从巴西进口铁矿石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废金属生产钢铁是中国应对计划中比较容易预见的部分，这么做是为了在中期内替补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矿石。而非洲则是那张能替代一切的万能牌。
根据17个矿山发布的报告，有人在2013年预测西非和中非铁矿石出口量有可能在2018年前增加481百万吨/年。2011年，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RBC Capital Markets）预测，在2016年前，非洲的铁矿石出口能力将达到475 – 575百万吨/年（基于对32个矿山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了多个矿山项目 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些预测出现的时机是错误的，但那些矿石却依旧在那。随着巴西铁矿石出口量的增长和更大规模的利用废料，非洲有足够多的铁矿石可被用来削弱澳大利亚全球铁矿石出口领头羊的地位。
铁矿石资源丰富的西非和中非国家一再证明了它们的风险评估师是正确的。不稳定的价格、反复无常的政府以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物流挑战，使这些矿产几十年未被开发。但一个新的现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投资者在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地进行的矿石开采活动已经趋于成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应付这种动荡的环境。
以臭名昭著的几内亚西芒杜项目为例。十多年来，开采这些概算储量（2P）高达22.5亿吨的高品位铁矿石一直是间谍小说中的内容。有人在2010年做出预测，绰号为“皮尔巴拉杀手”的西芒杜项目将在2015年达到年产量7000万吨的目标。目前的时间表是到2027年达到年产8000万吨。
虽然2015年的产量目标未能实现，但包括国企中国铝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对该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据报道，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宝武钢铁集团正在动员旗下的钢铁企业与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主要建筑企业一道开发这个延宕已久的项目。
宝武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该集团董事长陈德荣今年初在中国钢铁协会会议上邀请其他钢厂高管共同开发了一个大型海外项目。宝武集团希望从银行（35%）、钢铁厂（50%）和基础设施承建商（15%）那里筹集60亿美元开发该项目。
然而，陈德荣似乎仍在努力促成可能的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金融机构与钢铁企业有着截然不同的优先目标。银行希望价格水平保持在高位，而钢铁制造商则希望价格下降。或许最关键的是，中国政府尚未下定决心开发这一项目。
中国关键的国家层级经济规划机构——大权在握的国家发改委还没有对这个项目做出表态。目前，只有中层官员参与了这个项目。发改委的矛盾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关，即国家是否应继续支持本国此前奉行的高投资发展模式。
但日益恶化的中澳关系是一个新出现的复杂变数。随着习近平主席宣布施行更加自力更生的政策，以及北京有可能将澳大利亚标记为敌对供货国，我们能否看到宝武集团的计划破茧重生呢？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澳大利亚的繁荣是基于中国消化我国矿石的好胃口，在今日出现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僵局后，中国和澳大利亚都在谈论多元化发展的问题。
为了我国铁矿石出口的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希望泰国和越南等国能引领东南亚地区的新一轮需求。如果它们能将本国对钢铁的需求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加上印尼等原本服务业经济体加速发展本国制造业，那么澳大利亚出口商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会享受到高价格和高需求。
如此有利的局面也意味着，中国建立替代生产基地和供应链的雄心仍面临阻力。确保战略贸易关系稳定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智囊们已认识到澳大利亚在全球铁矿石市场上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然而，如果中国能够将其建造高速列车和摩天大楼的能力转化为在遥远地方成功开发铁矿石项目的能力，那么澳大利亚可能迟早要受当头一棒。也许中国以后将会不言自明地发起抵制行动，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能在非洲大规模并有效率地开采矿石，而这正是其它曾经尝试过这么做的国家所一直没能做到的。
来源|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