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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天了,章莹颖家人,还在寻找章莹颖。

2017年6月9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失踪。其后,她被证实遭到绑架和杀害。如今三年过去,凶手已被擒获,法院结束审判,对旁观者而言,章莹颖案已经结束了。

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章莹颖始终没有被找到,她的家人也没有收到过任何道歉和赔偿。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家庭承担了无理的剥夺、纯粹的失去,却没有一个“解决”可供他们消化这个巨大的创伤,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之中。

莹颖是有在还是没有在?

家里的四楼生了跳蚤。细细的、黑黑的虫子像雾一样,跳上挽起裤脚的腿时不知不觉。等到发现,腿上已经是痛痒、红肿的包。章荣高在四楼的房间里坐下,一边说,是一只野猫在屋顶上生了小猫,又带着小猫走了。

因为糖尿病和长年累月的失眠,他的脸浮肿着。房间里的杀虫药味刺鼻,跳蚤却禁而不绝,他还是在这里坐着,脸上是木然的神情,烟一根接一根地点起来。

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这栋破旧的小楼里,四楼是晾晒衣服、养鸡养兔的地方,一间小阁楼只容得下单人床、衣柜和书桌,但这里安静。过去,章家的女儿莹颖,就是在这个简陋的阁楼里埋头苦读,从一个出身农村的底层家庭,进入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然后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直到2017年6月9日,她失踪了。

去美国找女儿又回来后,章荣高就住在这里。三年过去了,他被永久地剥夺了安睡的权利。强烈的煎熬下,他只能在极度疲惫时——通常是凌晨两三点——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就会醒来。

我联系他是一个晚上,快十一点,小城已经渐渐熄灭灯火,我客气地问他,忙不忙?他的回答是,忙什么呢,每天都在发呆啊。

章荣高常在夜晚走到章莹颖念过书的小学©姚璐

白天,他在一家电力公司做司机兼门卫。妻子叶丽凤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也会上到四楼这个房间里来。这是唯一留有女儿痕迹的地方,里面是章莹颖从小到大的书籍、照片、纪念册、从美国带回来的吉他。等章荣高下班回来,会看到房间里那些擦过眼泪的纸巾。这些纸巾又留着,用来擦地上的灰尘。

“你很像我莹颖。”这是叶丽凤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她慢慢地走过来,因为常年腰痛,走路时重心有轻微的偏移。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极哀伤的神色。章荣高说,她总是跟相似年龄的女孩子这样说,“头脑受到很大的刺激”。

夫妻俩都用“我莹颖”来称呼自己的女儿。叶丽凤不识字,但她的叙述细密而动人。“孩子啊”,她这样称呼我。她一个人在路上走时,会抬头看天空,会想,莹颖会不会在天上看着,知不知道我在走路呢?她想到莹颖出事的时候——因为不识字,没有人告诉她莹颖受害的真实情境——但她会想,莹颖会不会叫着“救命啊,救命啊”,想到这她就心碎了,“我的莹颖,真不能想象”。

三年过去,章莹颖始终没有被找到,甚至没有托梦来。直到今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叶丽凤第一次梦见了女儿。她梦见女儿回家,在楼下喊,“老爸——老爸”。过去女儿就是这样的,她是个开朗的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会没大没小地喊“章荣高开门”,爸爸佯装生气不理,她又喊,“老爸——老爸”。一模一样的情境重现在梦中,女儿“小小声、唱歌很好听”的声音在喊,叶丽凤一下惊醒过来,立刻打电话给章荣高。

这个梦搅乱了夫妇俩的心绪。内心深处,叶丽凤仍然固执地相信,女儿还在这个世界上。

她总是想,凶手和莹颖没有仇恨,是不是只是把莹颖绑架了?卖掉了?他是不是缺钱?是不是有一天,她会想到办法挣脱,能够再回来?她看着我,用非常认真的语气描述了这个梦,然后问,“这样的情况(莹颖)是有在还是没有在?”

而章荣高在听了这个梦之后,“半个月我都一句话不讲”。找不到女儿,凶手没有道歉,学校不愿赔偿,还没有讨得公道,但却已经无路可走,“我女儿又在那里叫”。

坏消息仍在传来

四楼的房间里摆着章莹颖的照片 ©姚璐

章荣高的手机屏保是女儿的照片。章莹颖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像她每一张照片一样,露出灿烂的笑容。很多时候,章荣高都会把手机举到眼前,定定地看着。叶丽凤看了难受,劝他换掉。他拒绝了,“不会换的,背景(即使)换了,她的长相也不会忘记”。

“莹颖就是我的生命,莹颖走了我肯定也跟着她一起走。因为我没有保护好她。第一个接触的记者我就许下这个愿。”章荣高说,支撑自己走到今天的,是为了找到女儿、讨回公道。从章莹颖失踪,宣告死亡,逮捕犯罪嫌疑人,将其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这个牵动人心的案件在2019年7月18日的宣判后逐渐归于沉寂,但坏消息仍在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一家人的头等大事是找到莹颖,但从案发到现在,“连头发丝都没有见到”。凶手克里斯滕森被逮捕后,始终不愿意交代章莹颖的下落。直到2019年8月,其律师透露信息,克里斯滕森称将章莹颖的尸体置入三个垃圾袋,倒入公寓外垃圾桶。

调查显示,2017 年6月12日,凶手公寓外的垃圾在案发后被转运至一处私人垃圾填埋场,期间垃圾箱内物品被压缩至少2次,章莹颖的遗骸体积可能被压缩得小于一部手机。而当时垃圾填埋场使用区域的面积约为半个足球场,又有约 9 米的垃圾覆盖在包含遗骸的垃圾上。

在垃圾填埋场寻找章莹颖的遗骸难度极大 ©视觉中国

章家找人接洽了检察官,希望检方牵头FBI、州警、校警继续搜寻。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检察官给的答复是,搜寻很难继续,一方面是经费的问题,一方面是人手的问题。

章莹颖的男友侯霄霖判断,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找到的可能性是困难的。而且找到的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本身的工作并没有直观的帮助,因为他们是检察官和警察,警察的任务是抓住犯人,检察官任务是指控犯人,找不找到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找到人只是为了满足家人的情感上需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找人是排在所有事情的前面的。”

章家人除了过年的时候在桌上多摆上一只碗,没有任何纪念女儿的方法。江歌妈妈曾经给章荣高打过电话,他们在电话里互相鼓励了一番。但在内心来讲,他觉得对方“人找到了”,虽然“心痛”,但有个交代。

家人也提告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两名心理顾问,因为凶手克里斯滕森曾在案发前向UIUC心理咨询室的两名员工心理咨询,透露了其杀人的倾向和准备。但这一民事诉讼先在2019年末被联邦法院驳回,论点是罪犯的犯罪行为和学校雇员的失误没有直接联系。

重新提诉后,又在今年6月被伊利诺伊州地方法院驳回。最后一次民事诉讼事实上是徒劳的挣扎,律师转告章荣高,“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希望比较小,但总是要把能够尝试的途径都做到位”。

学校的冷酷让章荣高觉得不可接受,“这个社会,人类都不存在”。这之后,章荣高的情绪落入了谷底。

“打晕过去,就把她带到公寓,将她强奸了,卡她脖子……”夜深人静的时候,女儿的遇害过程在他脑子里嗡嗡乱转,“你说会不会气,多少痛苦”,“你叫我怎么放下来?”

戛然而止的希望

接到侯霄霖说莹颖失踪的电话时,章荣高正在浙江开长途货车。那时候他在电力公司做门卫,一家人已经见过侯霄霖,妻子叶丽凤问莹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莹颖做什么事情都很有把握,她告诉母亲,自己会先安排两家人在北京见面。

章荣高做门卫一个月工资只得2000多块,叶丽凤于是跟章荣高说,不如周末再出去跑车,每周可多挣几百,攒一点钱好准备去北京。坏消息传来时,车还没跑几趟。“这是命运吧?”叶丽凤回忆起这一切时这样说。

这个家庭一直被贫穷的阴影笼罩。章荣高念过初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开货车维生,连日疲劳驾驶,常常一个月都回不了家。叶丽凤不识字,只能打打零工,扎纸花、或者帮人带孩子。一家人唯一的资产是那栋占地75平米的四层小楼,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由岳父借款3.5万元给章荣高盖起来的,这笔钱之后一直没有偿还。

1990年后,章莹颖和弟弟章新阳接连出生,他们是农村户口,在城里念书要交择校费,章家一直捉襟见肘地生活。章荣高常年不在家,叶丽凤没有念过书,没有人可以辅导孩子,但章莹颖非常好学。

她从小就知道,上学要“读高价”,是不容易的。她从来不需要叫起床,不需要催着做作业,章荣高说,有次学校开家长会,有家长说老师不好,所以孩子的英语成绩不好。然后校长说,那怎么章莹颖次次考第一?章荣高说他听到这话时感到激动,眼泪都要出来了。

2016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章莹颖

©吴双 | 凤凰WEEKLY

章莹颖是家里耀眼的存在。有一年学校让家长去发言,章荣高和叶丽凤都不愿意去,怕自己不会说话丢脸,让章莹颖去找念过高中的小姨。可是章莹颖说,一定要爸爸妈妈。叶丽凤记得,为了决定谁去,女儿让夫妻俩猜拳,“这么开心的女儿”。

在家里念书时,叶丽凤煮好鸡蛋送过去,她嘴上答应了,可是常常忘记吃,鸡蛋放在桌肚里,都馊了。到了上大学,还是这样,打电话要提前跟她预约,因为她要去图书馆。有一年回来,章莹颖告诉妈妈,自己因为顾不上吃饭,胃下垂了。

夫妻俩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儿子章新阳在青春期后变得叛逆,家庭的弥合剂是章莹颖。她和弟弟感情很好,姐弟俩经常聊天,她总是想着让弟弟再学门技术。寒暑假回来的时候,如果有空,她就召集一家人一起打牌,一家四口难得其乐融融。

大学时期,章莹颖曾经去贵州支教。回到家以后,她告诉母亲,自己的家庭相比之下已经很幸福了,山区的孩子常常吃干菜。叶丽凤说,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帮不了。莹颖告诉她,慢慢来,还有我在。

章荣高抱怨压力大,她劝慰父亲,“不要急,等我们长大”。开始在中科院客座学习、有了一点工资后,她给家里买了空调、微波炉,给弟弟买了鞋子。

叶丽凤觉得女儿读书太苦了,总是劝她不要再读了,当个老师,放假出去玩一玩,“喜欢她放松点,女孩子不要太累了”。但莹颖想在学术上做出一番成绩,放假在家时,她连散步都舍不得去,而是要去四楼的小房间里学习。

叶丽凤想和莹颖多相处,让莹颖晚上一定要和自己睡。莹颖总是学到很晚,那时叶丽凤都睡着了,但她会知道莹颖过来,她偷偷地掖开被子,钻到母亲身边。她一次又一次回想这个场景,女儿睡在身边,她最安心的时刻。

当女儿告诉自己要去美国时,像许多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一样,叶丽凤感到的不是兴奋而是担忧。她去找人算了命,算命先生告诉她,去上学是可以的。她这才放下心。

小时候的莹颖黑黑瘦瘦,上了大学慢慢白了一些,也胖了一些,在叶丽凤的心里,女儿好看起来了。她嘱咐女儿说,衣服不要买太多,把脸涂黑一点。她本能地感到恐惧,认为女孩子出门在外要尽量不引人注目。

“当一个母亲,是不是从头这样子想过来”,叶丽凤躺在二楼的沙发上,反反复复地想女儿的一生,“你越善良的人就越命不长。但是我女儿的命太短了,对不对?”

这栋房子采光不好,昏暗的房间里,只有她的哭声。她和丈夫失去了生活的意志,有时候打起精神做饭,总忘记有没有放盐。章荣高在单位帮忙开车,但总是神思恍惚,看到红灯,却差点踩了油门。单位组织了体检,章荣高肺部发炎、肾囊肿,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也超标了。最严重的是糖尿病,但他不愿意吃药,“吃药也没意义,要吃一辈子”。

夫妻俩常常在夜晚走到附近公园的山上,“叫一叫,又不会打扰到别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流浪乞讨的人窝在角落里,叶丽凤会立刻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他。他们觉得,这有一天会是自己的命运。

从天空坠落的鸟

侯霄霖从没有在人前流过眼泪。章荣高说,只是在刚到美国寻找莹颖时,他们会听到他在房间里“打墙”。侯霄霖说,回想整个过程,“其实在每一个结点上,我都在努力地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包括最开始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莹颖还活着,包括后来即使知道莹颖已经离开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能找到她。

但实际上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坠入那个最差的结果,你会发现莹颖离开了,而且是以非常痛苦的方式离开;而且还找不到她;而且凶手拒绝道歉,而且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赔偿,而且现在警方和检方也放弃寻找;学校对于民事诉讼也不负责。”

章莹颖的男友侯霄霖(左一)、母亲叶丽凤(左二)、弟弟章新阳(左三)©视觉中国

从美国回来后,每个人都需要消化这巨大的创伤。6月的梅州,水稻快要成熟,空气中有大米上浆的甜香味。博士毕业后,侯霄霖来到这里开始了自己两年的支教生涯,一部分原因是要延续章莹颖生前成为教师的愿望。他戴着一副银色的半框眼镜——这是莹颖的备用眼镜,从美国带回来后,他重新去配了镜片,然后一直戴着。

他负责给初中生上语文课,在班级里做了一个“感恩提问箱”,每天上课前花一点时间回答学生的提问。有一个学生问他,人死了会到哪里去?有没有灵魂?

在那堂课上,他提到耶鲁大学的死亡公开课。失去莹颖之后,他看完了这个26讲的课程。作为一个经受了严密科学训练的人,他很难彻底转向灵性的答案,但他仍然倾向于相信,灵魂是存在的。

博士毕业后,侯霄霖在广东梅州开始两年的支教生涯©姚璐

他和章莹颖在大一时认识。他是个有点距离感的人,但莹颖是亲和的,他很快注意到这个女孩,“所有和她接触的人都会愿意和她交朋友”。他“向往成为她的样子”。

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他们是班上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喜欢音乐,侯霄霖会教章莹颖弹吉他。这段校园恋情一开始并没有告诉父母。叶丽凤讲起,大学时期,莹颖曾经拿着班级的合照给她看,半开玩笑地问她,哪个男生比较好?叶丽凤指中了侯霄霖,她觉得这个男孩的嘴宽宽的,“嘴宽宽吃四方”。恋情成熟后,莹颖带侯霄霖回家,叶丽凤和侯霄霖在楼顶谈话,告诉他自己唯一的担心,侯霄霖是河北人,“阿姨就是嫌弃你远一点”。

章莹颖性格柔顺,对他有一点点崇拜,但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是莹颖在引导着他。念博士期间,因为学业进展不顺,他一度萌生退意,章莹颖在背后联系了他的导师、同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他自制力不好,章莹颖送了他一个本子,上面写着,“control yourself,control everything”,提醒他只要管住自己,其他事情都会迎刃而解。这成了他的朋友圈签名的前半句,后半句则是他和莹颖共同喜欢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在美国的时候,章家得到了很多华人教会朋友的帮助。侯霄霖看了《圣经》,对约伯的故事印象很深。上帝同意撒旦夺去约伯的亲人、财产,但约伯此心不改。他试图通过这个故事理解,苦难的意义是什么。2019年8月9日的章莹颖追思会上,他请莹颖的弟弟读了一封短信,“无论是我们相恋的八年里还是在这两年里,莹颖一直在成就我。在过去我们相互启发、鼓励、照顾、帮助。在这两年里她又把我带到美国,学历、经历、历炼、成熟。毫无疑问,没有莹颖就没有现在的我。”

他说,冥冥之中仍感觉莹颖在帮助自己成长。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答案仍然无法抵消苦难本身带来的伤害。他始终无法理解,约伯向上帝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仅仅是为了考验约伯,他的家人就应该遭受厄运吗?他想,这些苦难对于莹颖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没有答案,这成为他人生一道重要的题。

他曾经带着纪录片《寻找莹颖》的导演去章莹颖在北京生活时的宿舍楼拍摄,他指出来那个二楼的小窗口,“东西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人都已经变了”。当他离开时,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一只鸟突然从天空中摔了下来,它开始痛苦地挣扎,扑簌到了侯霄霖的脚下。侯霄霖有些吃惊,他蹲下来,抚摸它的羽毛,慢慢鸟的气息越来越弱。又过了一会儿,它死掉了。侯霄霖徒手在旁边的花圃里刨了一个坑,把这只鸟埋了进去。

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侯霄霖说,他从来没有和莹颖讨论过分离、生死,在出事前的一天,他们打电话,聊着聊着,莹颖不小心睡了过去,第二天的事情,是骤然的失去。这只突然坠地的小鸟,他愿意把它理解成,“也许是莹颖用某种方式想要告知我一些什么,或者是她希望我可以和她告别,我可以亲手把她埋葬这样的感觉。”

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有一天还没有找到她,(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没有结束。

像阿信一样的女孩

在章莹颖未来的规划里,自己要去留学念博士,做出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牛和好老师”,回到国内的大学任教。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会和侯霄霖讨论未来要几个孩子,想象未来的房子,要有一间书房,要请朋友们来书房喝咖啡。

研究生毕业后,她先拿到了多伦多大学的offer,但专业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没有全额奖学金。她告诉章荣高,自己不打算去念。章荣高说,家里可以把房子卖了。莹颖说不要,她宽慰父亲,“卖了我压力比较重”。

她选择去中科院客座学习,侯霄霖见证了她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她学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很多都是电脑和编程相关的东西。”但是莹颖学得很用心,她从来不害怕提问,身边的人都会被她对于知识的热情打动,“她是一个在很多状况下非常积极和勇敢的人,别看她小小的,但是她什么都敢做,而且她什么都不怕,都愿意去尝试。”

有一次章莹颖和中科院的郭老师一起出差,回来后她跟侯霄霖讲起了郭老师对自己的评价。郭老师说,她很像阿信。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视剧《阿信》的主角,一个出身贫穷但非常坚毅的女性形象。侯霄霖和章莹颖都没有看过这部电视,但侯霄霖意识到,章莹颖的特别之处在于,“我认识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会限制他将来的生活,就是包括父母能给予她的条件,经济条件、教育条件、家庭条件,肯定会决定她能够到哪个高度。但是这个准则在莹颖心里完全都没有。”

侯霄霖想过很多次,为什么章莹颖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后来在法院的庭审中,检察官讲到章莹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侯霄霖听着,觉得那个描述是“那么的光彩夺目”,因为“莹颖她是一个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最最普通不过的家庭,一步一步为了她的梦想而努力实现出国,这样的一个女孩。”

他后来才知道,大学时期,莹颖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有一年交学费都是困难的,而她从未在人前吐露过。章莹颖出国前,把自己的日记放在了侯霄霖这里。等到出事一两年后,侯霄霖去翻看那些日记。在那些日记里,他才意识到莹颖亲和开朗的背后承受的压力。

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很冷静,只有在谈到莹颖的日记时,他沉默了过久的时间,然后说,他实在无法谈论这部分。他发了几页日记给我,章莹颖的字迹小小的、工整的——

“跟妈妈打了电话,话题依旧,深感生活的压力。有时候想没这么辛苦就好了,压力在所以胖不了吧!心里觉得无奈又委屈,后来想想妈妈可能会胡思乱想更伤心,所以还是忍着,说顺其自然吧!让她能放宽心!

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只想多学习,多了解这未知的世界。只是现实如此强调地摆在我眼前,该如何选择呢?”

“亲爱的来了一周,有时候真是奇怪的感觉,真觉得我们来是刚刚热恋,你的宠溺、你的眼神,都在告诉我,你有多喜欢我……”

“想想,这就是自己。这样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我,如果爱我,爱自己,爱这样平凡而普通的爸爸妈妈,他们努力,却不知道世界残酷而现实,找理想的一席之地竟是如此的不容易。丰富自己,不只为自己,也是要势均力敌,相信自己,未来的我可以靠双手创造。

这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家。爱我,就也要爱他们。”

章莹颖的日记内页©侯霄霖

没有好好告别

离开南平的那天,章荣高送我去坐车。当我坐上出租车的时候,他用手机拍下了车牌号。一共30分钟的车程里,他在第15分钟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一切正常。他反复提醒我,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因为他的女儿,在3年前的一次搭车后,再无音讯。

叶丽凤有时候会上教会,但章荣高没法用信仰说服自己,“本本分分做一辈子人……从来没去害过人,从来没做坏事,为什么事情会出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就想不通,如果有上帝的话,肯定会保佑她的。”

更内心深处,他还被一种强烈的愧疚感折磨——莹颖出事那天,是为了去租一间更便宜的公寓,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我对不起我女儿”。

他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地理解和接受这失去。有的人说,凶手都判刑了你们还想怎样?有的人说,你们还有儿子,还有孙子,要振作精神。还有的人以为,章荣高想要捐款,劝他公开他的账号。

章荣高不知道怎么解释,但这些都不是他的诉求。刚去美国的时候,章家曾被攻击“重男轻女”“现在来吃血馒头”。当时章荣高还没有智能手机,侯霄霖瞒住了他。等他后来知道这些传言后,他被严重地刺激了,“要不然我真的是在那边会崩溃掉”,“会杀人”。

章莹颖出事后,章荣高家里的房子登记在了房屋中介处,想要卖掉来偿还一些债务、回农村生活、给莹颖建一个衣冠冢。有买家上门看房,却没有出手。我问他是否考虑儿子未来的生活?他说,“不考虑这些东西,活着的人不怕没有饭吃,不会饿死掉的”。

他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指望,当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反复提到的是,“谢谢你关心我莹颖”——他不是想为自己、而是为女儿讨一个公道。他觉得女儿读书读得这么苦,为什么会白白地逝去?为什么没有一个机构对此负责?拿什么告慰女儿短暂的一生?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彻底和美国方面失去了联系,他觉得无力极了,不知道谁能帮助他继续寻找莹颖,敦促UIUC对莹颖负责。

章莹颖©吴双 | 凤凰WEEKLY

对这个家庭而言,事情没有解决,创口就永远裸露着,没有办法愈合。从美国回来后,章新阳开始在餐厅帮厨,一个月只有一千来元工资,为的是学会一门手艺。他很快和女友领了证,生了孩子。叶丽凤知道,这么快要孩子,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让父母更快从悲痛中走出来。但与此同时,夫妻俩和儿子间却更疏远了。少了莹颖从中调和,彼此之间几乎无话可说。

姐姐的失去成为拥有无法消解、融化的东西,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侯霄霖和章新阳有时候会聊天,他理解弟弟的难处,“在弟弟心里,他可能也觉得他比不上姐姐,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填补这个空缺的。”

章新阳的孩子是一个男孩,胖胖的,很爱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叶丽凤只能抱一会儿孩子。抱着孩子时是她神态稍显柔和的时候,她会给章莹颖的微信打视频电话,“还能打通,只是没有人接”,会给她发语音,会把阳阳孩子的照片发过去给她看。抱着这个孩子,她会说,“长大以后像姑姑哦,像姑姑会念书。”

但更多时候,她想,多么希望这是一个女孩。如果这是女孩,一定会像阳阳,也就会像莹颖,“抱来跟我一起睡,就好像我的女儿在我面前。”

我们谈起母女间的亲密,她突然问我,你妈妈叫你的时候,你的耳朵会不会烫?妈妈叫女儿的时候,女儿的耳朵会烫的。在很多个想念女儿的时刻,她会叫莹颖的名字。

太多遗憾了,叶丽凤总是想起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她很少夸莹颖,因为听老辈人讲,孩子太懂事不能夸,夸了会出事。莹颖说过想要把四楼装修一下,她没答应。心里的理由是,四楼修好了,你回家就不愿意跟我睡了,等你结婚再来装。

她再也没有去喝过喜酒,看到穿着婚纱的女孩,眼泪止不住的。她早就想过,如果莹颖办婚礼,如果自己能够在台上说一句话,她打算说:“女儿,你这么厉害,你真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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