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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权重

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看《读者》这本杂志,那时候小,没见过什么世面,出国又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机会,普通平民没有接触到国外的可能,了解世界全靠《读者》、《意林》这种几块钱的平价杂志。

 

《读者》里讲述了大量关于国外生活的故事,杂志里满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细节的富裕社会,人人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热爱读书,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大家都摸着良心过日子,老外们个个谦逊、良善、低调、坚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每天都活得白莲花一样,文章里也总是有意无意借此批评一下国人,素质太低啦、欲望太浮躁啦等等,许多人读了,便不由得捶胸顿足,升起一股民族危急的悲怆感。

 

2006年时《读者》发行量突破了一千万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期刊发行的最高峰,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为3200万人,这个出境是包含港澳台的,扣掉这部分区域,出过国的实际只有约1000万左右,中国出国的又以新马泰这些东南亚国家为主力,一年去欧美国家的估计只有两三百万,跟现在每年光春节就有近600万华人在海外旅游过年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怎么吹国外都没有人怀疑。

 

中国人大量外出旅游见世面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见得多了,国人开始清醒过来,好像欧美也就那么回事,百姓也不是谦谦君子,欲望跟我们其实差不多,道德标准也没强多少。

 

我在巴黎圣母院门口见到随地丢弃的一堆垃圾时愣了一下,这跟我过去听到的巴黎不一样啊,还怀疑这是偶然现象,到了卢浮宫,一堆人挤在那个小小的蒙娜丽莎画像前拍照,我嫌挤就在远处观望,只一会就听到有个中国大妈焦急地大喊“钱包被偷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蒙娜丽莎画像前都快成据点了,专偷中国游客的钱包,但卢浮宫的法国保安根本不当一回事,从来不管,大妈去找他们求救时,那几个保安两只手扶着腰间的皮带,转过头不看大妈,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就是在巴黎市中心购物区,华人的脚步都要走快几步,这里的小偷见到中国人,就兴奋异常地围过来准备顺点东西。

 

不只是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火车站门口也有专抢华人的团队,亲眼见到独行的中国老人,被一堆人围过来抢手机和钱包,抢完就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还在泰国见过赤贫的儿童,在东京见过什么都不想做的流浪汉,全世界其实都一个操性,该辛苦的还是得辛苦,该剥削的还是会剥削,谁都要老老实实被生活摁着头工作上班交税,我就从来没见过《读者》里所说的那种桃花源式的国外生活。

 

那时候中国不仅会有大量传播“国外生活十分美好”的文章,还会有人将美好方式跟政治制度强行绑定,认为有这种美好生活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优秀的制度,我们只有全面向他们学习,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过上跟他们一样的好日子。

 

这一整套制度包括时常能听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议会制等等。

 

如果不执行这一套制度的国家,那一定是愚昧落后的国家,只有执行了上面的制度,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国家,那是通往现代文明唯一的方向。

 

但是到了2020年,中国在并没有实行这些制度的情况下,突然也超了车,一是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二是新冠疫情下全世界大国就剩中国独善其身,其它国家陷入瘟疫里反反复复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与中国这边各个城市可怕的动员组织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大国也只有中国经济出现了正增长,其它国家一脸懵逼四处灭火,给全球人民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中国疫情刚刚发生时,推特上一堆人说如果这发生在西式民主国家,一定会及时扑灭,不可能爆发疫情,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才会瞒报疫情。

 

现在西方国家反而搞成这个样子,实在叫全球普及西式民主的人陷入了极大的尴尬。

 

由于世界的发展跟我们从小受到的价值观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也很懵。

 

因为西式民主的价值观,是中国的民间媒体、部分知识分子花了好几十年向我们这一代传授的认知,我们也基本认同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东西,一个国家一定会走向腐化和贫穷,并且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套十分庞杂完整的话语体系,是西方最顶尖的学者花了上百年建立起来的理论,又有欧美强国事实作证,因此能深深影响到年轻人的思想,按照人类文明过去强国的发展历程、富国的治理路线,这条路看起来好像没错,为什么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西式民主给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正确,那到底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见到有人提供给一个完整的新版本给我们。

 

我们以前对这套理论连怀疑的勇气都没有,现在它突然在现实中倒下了,我们也手足无措。

 

我们只好在黑暗的知识空间里自己摸索前行。

 

我时常深夜一个人在小区的香樟树下一边踱步一边思考,作为一个出身底层工人阶层、中国几十年工业化的亲历者,我亲身体验过广东省过去的黑暗岁月,1990-2010这20年的工业大省广东,有四大锢疾,分别是飞车党、暂住证、治安队和色情业泛滥,其中色情业和飞车党是被行政手段一刀解决的,通过大面积禁摩,飞车党2009年逐渐消失,也通过严厉打禁,色情业在2014年消失,暂住证和治安队则是《南方都市报》曝光孙志刚案后才解决的,我们当时从各省来广东打工的人,对查暂住证和治安队恨之入骨,治安队往往开着几辆铁笼车,堵住马路两头,手里拿着铁棍,然后一个一个盘查行人的暂住证,有人反抗就要被痛打一顿,没有暂住证的就要被关进铁笼车里拉走,所有外省人走在广东街头都心惊肉跳。

 

我当时的同宿舍工友一年被抓进去四次,每次都要三百块钱才放人,如果没有人来赎身,就要被拉去免费修几个月铁路,治安队还经常打死人,孙志刚绝不是孤立事件,我在工厂时,常听到工友们聊起谁的亲友不明不白死了,或者进了治安队就从此消失了,大家都觉得自己活得如同蝼蚁一般,谈话时空气里总是充满了悲凉的氛围。

 

我在2010年时还采访过几位曾经被治安队抓进过看守所的人,这些人都将这段记忆当成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言谈时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我将这些人的经历曾经写在一篇小说《公元二零零三》里,后来这篇小说丢失了,很多人的生活细节也找不到了。

 

如果没有媒体的言论自由,广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治安队和暂住证两大让民间无比痛恨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一直是支持言论自由的,至少政府是要有一定包容性的,能容忍媒体指出施政中的错误。

 

但是言论自由似乎又该有一定边界,比如台湾省的电视节目,经常说一些跟弱智一样的聊天内容,总是把事情搞得一惊一乍的,显然又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我个人是从言论自由这一条开始,慢慢接受了整个西方民主体系的价值观,2010年左右我还在网上跟人辩论哪种制度更好,我当时一直站在西方民主这边的。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的思想渐渐有了改观。

 

一是自己肉眼可见的,身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开始得到了改善,中国并没有腐化堕落下去,二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内部反腐,反腐之后,现在的政府跟十八大之前的政府公信力焕然一新。

 

2012年中国共产党说要反腐时,民众起先还有些不信,因为这个词以前都说了二十年了,丝毫不见改观,没想到这回来真的。

 

我们在2010年代前,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话,叫“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这句话也同样被当成金科玉律,我们当时都认为,共产党肯定没办法完成内部反腐,他是一个“腐败而不腐朽的党”,不可能自己割自己的肉,按这个逻辑,那宁肯党亡掉也要保国家,因此都对政府十分不满。

 

那时中国的拆迁、城管、暴力执法等问题也在激化社会矛盾,贪腐又一直解决不了,大约在这时,网络上的公知开始成为主流,向大家普及公民教育、传播西式民主,那时候大众是欣然接受的,很少有人抨击他们,后来明白,其实公知受欢迎,根源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出了问题,如果政府做得相对较好,比如2020年,那公知就会没有市场,大家也不吃西方民主那一套。

 

其实当年很多公知自己也没有在欧美生活过,只是抱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描绘欧美,一时描绘得过于美好,好话说得上了头,才会在今天被大众嫌弃。

 

真正舍弃一切奔赴欧美的人,像乔木这样,就会清醒过来,也不是走向反面说欧美就惨绝人寰,而是得到一个正常的认知:就是世界都差不多,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从此知道这个世界本质是丛林社会,从来没有乌托邦。

 

201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反腐后,这个党没有亡掉,反而焕发了生机,我个人现在因为工作也经常跟公务员们打交道,深深感觉他们办事效率、服务态度比以前也进步了不少,可以说破除了2000-2010年网上流传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逻辑,再次击溃了我的一些认知。

 

那段时间我的价值就有点混乱了,以“言论自由、多党监督”为主的西式民主观似乎没错,而中国现在走的路线似乎也没错,中纪委担任了香港ICAC(廉政公署)的角色,一脚踩住了历史的刹车。

 

我为此想破了头,直到有一天,我在淘宝后台查看产品权重时,看到“权重”这两个字,突然醒悟过来,后来写到各个国家的发展史,看到各个国家的痛苦,脑子就越来越清醒,心中慢慢生成了一种认知。

 

我需要解释下这种认知。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丛林社会,掌握顶尖科技和生产力的国家,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不由自主地控制比他弱的国家,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你连这个世界是丛林社会都不愿承认就不要看下去了,去你美好的人间享受小清新人生吧,活在这种美好幻想中过完一生其实也是一种福份。

 

但我们还得咬着牙战斗呢。

 

所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权重,是“独立自主的生存下来”,这个权重高于一切。

 

新中国建国后打的抗美援朝,于中国的意义,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在这之前,清政府看到洋人就得跪,民国政府看见洋人也得跪,新中国先将洋人打出国境,使洋人不能任意驱使我们的人民,夺取我们的资源,向我们倾销产品,使民族有了独立的基础生存空间。

 

在志愿军之前,中国近代每一次同强国的交战都可以用血崩来形容,志愿军面对当世第一工业强国,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从此世界各国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一眼,才开始懂得以尊重中国为前提跟我们打交道。

 

为了完成民族的独立,其它权重必须让步,特殊时段用特殊办法,这时候一切其它权重都可以缓一缓。

 

一个国家第二重要的权重,是“争取发展空间”。

 

这个事情特别特别漫长,直到现在才完成基础框架。

 

世界各国一直在争夺的,其实就是先进的生产力,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生产最先进的飞机、最强大的核潜艇、最快最稳定的高铁、最聪明的机器人,如果夺取不到先进生产力,国家就会在下游吃糠咽菜,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工业化从无到有,再从低到高的过程,中国走完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七十年,才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在几十年的工业积累下,才精进了基础工业中的钣金、模具、电子元器件等基础分类,使中国制造质量越来越好,比如中国现在的手机产业,现在全世界能造好手机的就美国、中国、韩国三家,美国有苹果,韩国有三星,中国却同时拥有华为、小米、OPPO、VIVO四大品牌,这就是工业产业链到达一定高度后才会出现的现象。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把产业链全部吃下来,是不可能让十几亿人过上好日子的,中国不可能像马尔代夫那样以旅游业立国,也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靠地理位置吃饭,想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只有去抢产业链。

 

争取发展空间排在第二重要的权重,是避免掉入西式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一步,简单点说,就是夺取生产力,比关注生产关系更加重要。

 

其实一个国家政权主要就两件事:一,为人民获取财富。二,为人民分配财富。

 

我们把西式民主常常提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拿出来一看,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跟分配资源和财富有关,却没有一条是关于获取财富的,其实在丛林社会,要先有财富再谈分配,没有财富,分配方式再先进,国民也吃不饱、穿不暖,那就只是空谈。

 

而且获取财富的过程比分配财富的过程要痛苦得多,分配财富人人都会做,但要去获取财富,却是极困难的工作。

 

就好比一家公司里,人人都想成为发工资的那个人,但怎么给公司挣钱,全公司也就那么几个核心人员懂,其他人根本没这个本事挣到钱。

 

这世上很多国家,最终都会落入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菲律宾、印度、泰国一样的痛苦境地,就是国家争夺世界财富失败了,民众没有生存空间,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如果把这些国家比作公司,就是这些公司挣钱的人太少,挣钱的活路太少,人人又学了一身分钱的本事,每个人的理论都一套一套的,当然天天吵得不可开交。

 

民众是一定要工作的,不工作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人是经济动物,一天都离不开钱,如果国家不能给民众提供正常的工作岗位,那民众就一定会流向以黄赌毒为主的下水道领域。

 

所以贩毒、人口买卖、走私、色情业、器官交易、地下赌场、诈骗等行业就会不由自主地吸收大量待业人口,并给一个国家造成极大的内耗。

 

大家回忆下1980与1990年代的中国,那时候就是知识青年回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导致黑帮横行、偷盗不绝,我小时候坐公交车家长几乎时刻警惕有扒手,那时候坐火车男同志都会穿一种有拉链口袋的内裤,将钱放在内裤那个口袋里才放心,这种内裤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那是因为经济变好了,国家夺取到了财富,提供了体面的工作,扒手都可以去上班了。

 

大部分人只要有份正经工作,没人愿意小偷小摸。

 

一个国家的第一权重,要全力选“独立自主”,第二权重,全力选“发展经济”,这两样东西做好了,国家就会创造真正的有价值的财富,比光想着怎么分钱更重要。

 

中国现在的一党领导制、党指挥枪制、地方政府任命制、KPI考核制,都是为国家第一权重和第二权重服务的。

 

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央集权、保障全国上下一盘棋、维护了现阶段可怕的动员能力,否则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大基建和工业化,也不可能建立现在现在良好的治安和现代化水平。

 

当然事情都有阴阳两面,大政府大权在握的劣势是可能再发生广东四大害这种事情,所以也必须完擅党内党外的监督机制,中纪委必须长期对党内形成压力,党外媒体也要允许能说真话、说实话,能容忍他们批评政府,形成党内外两套监督机制,避免大政府犯错后大家敢怒不怒言。

 

我也是逐渐意识到,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西方民主的东西,有其可取之处—真的完全是胡说八道,也不可能在全世界传播这么广,就像我亲身经历过的,媒体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呐喊,保证了每一个外省人可以安全地走在广东的街道上,这些是言论自由的功劳,但这些是辅助性的,能对国家有一定的改良,但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这些是一个国家的第三、第四权重,不是每个国家最着急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幸福,首先还是得先发展经济。

 

我现在明白,西式民主的论点,是刻意拔高了这些东西的作用,他们确实也挺重要的,但并没有那么那么重要,每个国家选择什么政体都是极复杂的,背后一定有自己生产力和历史文化的原因,我们不要单一地认为这世上只有一条路,只有一种发展路径,如果觉得所有国家都应该是一个样子,不一样的就要消灭掉,那跟极端教宗分子有什么分别?

 

以前我们常听说美国人有枪是为了捍卫自由,其实不是,哪个政府都不希望民间拥有大量枪支,这会给国家带来极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美国种族矛盾日渐激烈,大量枪支很容易给国家带来灾难。

 

美国现在枪支泛滥并不是为了捍卫自由,而是历史问题尾大不掉,我们不要轻易迷信西式民主的一些解释,像枪支问题,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其实对国家是一颗隐雷,只是隐雷排不掉,就找了个光鲜靓丽的理由。

 

我在印度时,问起他们一人一票最后会在当地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当地人告诉我,选出来的一定是当地有钱有势家里的人,而且家族世代一直坐庄统治这一块地方,我听了十分惊诧,后来发现美国、日本、菲律宾也差不多,一人一票其实巩固了当地本土豪族,这些人像土司一样统治一个地方,封建制时是这样,民主制时还是这样,只是现在显得更合法一些,这跟过去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中国的地方治理实行的是流官制,一个官员治理一个地方数年,通过考核决定升不升迁,流官由中央领导,不会在当地扎根,如果我们也一人一票,会不会也变成各市由当地豪族四年一届轮流坐庄?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岂不是又变成了“改流归土”,地方上还未必听中央的号令,还怎么搞全国大基建?还怎么调配全国资源?

 

大家回过头看看历史的变迁,会发现每隔几十年,其实全人类的思想都会变的:过去每个国家都觉得王室是尊贵的,拿破仑打垮各国王室后,大家都觉得王室是罪恶的,列宁开搞社会主义时,不少人觉得是人类文明的曙光,苏联一倒台,忽然就被污名化了,苏联倒下后福山还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全世界以后只有西方民主这一条路,2020年新冠疫情一来,西方价值在中国却摧枯拉朽一样地倒下。

 

我不知道未来大家的价值观究竟会走向哪里,但可以肯定两点,一是我们评判事务,要尽量尊重事实,客观看清事实才不容易被蒙蔽。二是不要迷信任何事物,要敢于怀疑权威,万物一直在变化的,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事物。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未来会落在哪里,但在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后,我已经想得十分明白,至少知道,一个国家的权重应该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别人的路是不是正确,我们也不想干涉别人的道路,但我们自己确实明了,这条七十年摸索出来的路,才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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