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度一个半世纪、马丁金恩博士发表“我有一个梦”半个世纪之后，因为一个白人警察“跪杀”一个有五次犯罪记录、并曾经用枪对着一个孕妇进行入室抢劫的弗洛伊德，而引发了一场震撼美国乃至世界的“黑命贵”运动，甚至发展到对美国建国史重新解释的地步，连华盛顿等先贤都卷入其中。
人们在问：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奴隶制虽然被推翻了，但白人至上主义仍然是主导的力量？是政治正确的包裹之中，系统性歧视依然盘根错节？不管如何，有一个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在美国社会中，黑人的精英与日俱增，不单在体育界，在音乐界，黑人早就是“主流”了，就是在政界，军界，也有了第一位黑人国务卿，第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甚至有了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做了八年。但是，一个弗洛伊德之死告诉全世界，黑人问题在美国远远没有解决。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少数族裔中的精英，改变不了整个族裔的命运。黑人尚且如此，人口比黑人少得多的华人，精英又如何改变族裔的命运呢？一场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号称“多元文化主义”的加拿大，对亚裔、对华人的歧视和打压，一下子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根据民意调查显示，五成多的人受到各类歧视，五成的家长担心子女在学校受到歧视（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表明歧视正在向下一代蔓延），也有相当多的新移民担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受到歧视。民调还显示，相当多的华人感觉自己没有被视为是加拿大人。在华人社区，少数精英们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他们没有被歧视的感觉，他们攀升到了各种很高的社会地位，国会里、省议会里、市议会里有华人的议员。但是，这些“精英”们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华人在加拿大的地位，甚至在亚裔和华裔普遍遭遇歧视的时候，都难以发声。可见，仰赖华人社区的“精英”来改变整个族裔的地位和命运并不现实。
从历史来看，在二战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也不是华人精英改变了历史，而是七百－八百（很可伶，我们到现在仍然无法统计出华裔参军的精确人数）的华裔子弟兵，以他们的参战勇气，改变了一个族裔的地位。因此，华裔命运的改变，是需要整个族群的共识和崛起，而不是几个精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美国，奴隶制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以至于“奴隶解放“成了一个长期的任务，从林肯时代到奥巴马时代，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说明，如果不是整个族裔的觉醒和崛起，单靠几个族裔当中的精英，是改变不了一个族裔的命运的。在殖民地时代，华人中有“买办”之类的精英，这种传统流传至今，以至于华人满足在各行各业、以及政界，有华人面孔的“花瓶”，就以为整个族群已经进入了“主流”。但一场疫情激起的反亚裔和华裔的歧视风波，就打破了我们的幻想。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体制下，华人族群必须要整个站起来，才能赢得多元文化中各族裔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华人要告别一盘散沙，告别窝里斗，告别“亚洲情意结”，告别“依赖精英”的惰性，以一个堂堂正正的加拿大人，争取属于这个族群、属于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正当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为每一个受到与加拿大主流价值观不吻合的对待、受到种族歧视、受到文化欺凌的华人出声，不管他／她是来自两岸三地还是本土出生，不管他／她秉持何政治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