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意外怀孕后选择堕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据英国《经济学家》数据统计，作为堕胎合法的国家，中国每年约有1300万例人工流产。
和中国一样，加拿大也是堕胎合法化的国家。在加拿大，每年约有10万例堕胎，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妇女在一生中曾有过寻求堕胎的经历。
尽管如此，反对堕胎的声音却总是此起彼伏。近日，大温一些居民在信箱里发现了露骨的反堕胎宣传单，图片血腥，不堪入目。不仅大温地区，多伦多等地也有华人收到类似传单，并已是连续多年收到。
堕胎合法化，一场漫长的博弈
堕胎在加拿大不受任何限制，孕妇可以在怀孕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加拿大的堕胎合法化，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一些支持堕胎的医生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安全的代价。
在1969年之前，所有堕胎在加拿大都是非法的。在当时宗教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将堕胎与杀人等同起来。
1969年，《刑法修正案》将堕胎合法化，规定只要医生委员会认为继续怀孕可能会危及孕妇的生命或健康，堕胎就可以进行。但其他情况下的堕胎仍然是违法的。
1988年，Henry Morgentaler等三位医生在多伦多开设了一间堕胎诊所，为未经医生委员会批准的妇女提供堕胎服务。因为违反了当时的法律，Morgentaler被监禁。随后，Morgentaler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认为之前的堕胎法案违反宪法规定的人权和自由。加拿大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Morgentaler的主张。自此，加拿大废除了1969年的法律，规定孕妇自身有权做出堕胎与否的决定，而不必得到医生委员会的批准。
（Henry Morgentaler医生）
尽管妇女堕胎的权利在加拿大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数十年来，却一直有政府议员和民间组织提出要将“反堕胎”重新纳入法律，限制女性自主选择堕胎的权利。每年5月，加拿大各地民间组织及个人都会进行反堕胎示威游行，甚至采取激进的手段攻击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
（被炸毁的多伦多Morgentaler诊所）
上文提到的Henry Morgentaler医生诊所曾遭到反对者炸弹袭击而无法继续进行手术。此外，还有很多坚持为妇女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据加通社报道，在五年的时间里，一名反堕胎狙击手试图开枪谋杀三位加拿大医生和一位美国医生。最终，美国医生遇害身亡。
1994年﹐温哥华医生Garson Romalis在公寓中枪﹐伤及腿部；
1995年﹐安省医生Hugh Short在安卡斯特中枪﹐手肘受伤。
1997年﹐温尼伯医生Jack Fainman在遭遇伏击﹐肩膀中弹。
1998年10月23日﹐医生Bernard Slepian在美国纽约州阿姆赫斯特家中厨房遇害﹐一颗子弹夺去他的生命。
反堕胎法案在全世界泛滥
在加拿大的邻邦美国，法律对女性堕胎的态度，却是另一番景象。2019年，美国通过了59项限制，多个州尝试立法限制堕胎权。
例如，乔治亚州规定“胎儿可检测到胎心后就不得堕胎”——这就是著名的“心跳法案”。一般地，孕妇在妊娠六周时可以通过超声波检测到胎儿心跳，但是很多女性在妊娠六周时并没有发现自己怀孕，等到之后发现时已不符合堕胎标准。
阿拉巴马州则规定女性从怀孕起就不得堕胎，即便怀孕是由强奸或乱伦所致。这意味着，即便女性在被迫的情况下怀孕，就算极不情愿，也必须将这个孩子生下来，并抚养他长大。毫无疑问，这将使女性内心蒙受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之后的人生也将过得无比艰难。
针对这些剥夺女性选择权的法案，美国女星Michelle
William在今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摘得最佳女主角后，并没有感谢家人和同事，却出人意料地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生育权的感慨：“如果女性无法拥有选择权，我就无法做到今天，尤其是选择何时生育孩子、和谁一起生孩子、选择怎样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美国女演员、作家Busy Philipps一直在为争取女性堕胎权而抗争。她曾在公开场合讲述了自己15岁时遭强奸怀孕、并选择堕胎的经历。她说：“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属于国家。女性以及她的医生，最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决定对她们来说是明智的，除此之外，没有别人。”
遗憾的是，在全世界，反对堕胎的不仅仅只有美国。
1966年，罗马尼亚实施禁止堕胎和禁止节育政策，设立“月经警察”，严格监控女性生理周期，鼓吹“不生孩子就是背叛国家”。1983年，爱尔兰在宪法中规定，只有当女性的生命处于危险中时才可以堕胎。德国规定胎儿满10周后禁止孕妇堕胎，违反者触犯刑法。在萨尔瓦多，即便当孕妇的生命或健康处于危险之中，以及在被强奸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仍被认为是非法的。去年，文莱在国家《伊斯兰刑法》中规定，出于任何原因的堕胎都会被公开处以鞭刑，并判处15年监禁……
（红色区域为“禁止堕胎”国家，黄色区域为“有条件堕胎”国家，绿色区域为“允许堕胎”国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约有23000名妇女死于不安全的人工流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承受着由此带来的严重并发症。法律对堕胎的限制不会导致堕胎的减少，相反地，它会迫使妇女通过寻求不安全的医疗方式、冒着生命和健康的危险寻求堕胎。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避孕手段都不能保证绝对有效。人为的避孕措施尚不能100%使女性免于怀孕，更何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未成年人意外怀孕和由强奸、乱伦造成的怀孕更是无法避免。我们深知腹中胎儿生命的珍贵，更不鼓励任何随意的、不负责任的堕胎行为，但生育权是女性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力，需要、也必须得到尊重。
女性何时能拥有真正生育权
子宫让女性拥有了生育能力，但在固有观念的禁锢和绑架下，女性对生育权的支配却很被动。生育还是不生育？何时生育？如何生育？选择权并不总是在女性手里。
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对自身生育权掌控的缺失更为明显。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最新调查显示，这些国家的女性，几乎有一半无法做出自己的生殖权利决定，有四分之一的人无法拒绝不情愿的性行为。只有55％的女性表示，可以就医疗保健、是否使用避孕药具和是否发生性行为做出自主决定。
而在很多非洲国家，这个数字仅为不到10％。
在乌干达，年仅22岁的Lamwaka已经是6个孩子的妈妈，她最大的愿望是不再生育更多的孩子。“我从十几岁时就开始生孩子。妇女被视为生产婴儿的工厂，男人要求女人每年都生一个孩子，不允许妇女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和间隔。”
（Lamwaka）
在南苏丹，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因素阻碍了计划生育，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庞大的家庭。南苏丹的妇女平均有4.6个孩子。在已婚或有伴侣的15至49岁女性中，只有10％进行避孕。
在中国，虽然没有堕胎和避孕之争，人们对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却一直表现得很苛刻。
首先，生育还是不生育，是个问题。
前阵子，杨丽萍微博评论事件引爆网络。一名网友嘲讽杨丽萍“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有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获上万点赞支持。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甚至很多女性的观念里，女人天生就是用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
无独有偶。在综艺节目《婆婆和妈妈》里，49岁的钟丽缇问自己的婆婆：“如果我不能生孩子怎么办？”婆婆的表情立刻变得很严肃，并直接表示：“我会很遗憾，我会心里很不痛快”。
近50岁的年龄，还要想方设法怀孕，网友纷纷表示：钟丽缇太难了！
明星尚且如此，何况平头百姓。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生日”，讲述了在“不生孩子=人生失败”这一传统观念的绑架下，很多高危孕妇以命换子的故事。
38岁的林琴已有两个女儿，为了要一个儿子，她再次怀孕，却在分娩时因大出血而不得不切除了子宫。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伴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吴莹，不顾医生的反对而怀孕，最终在与死神的博弈中遭遇不幸。42岁的失独母亲应贤梅，鉴于丈夫和家庭的压力，三年间5次试管婴儿，身心俱疲，好在最后总算成功。
其次，什么时候生育，也是个问题。
5月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建议禁止为单身女性冻卵，因为冻卵是“以延迟生育为目的”。也就是说，女性无权对自己的生育时间拥有自主权，生育时间不可延迟，女性必须在她们拥有最佳生育年龄时尽快结婚生子。
最后，如何生育，还是个问题。
提起三年前陕西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很多女性仍心有余悸。产妇马茸茸因阵痛严重，多次要求实施剖腹产，却遭到拒绝，最终因疼痛难忍导致情绪失控而跳楼身亡。
仅仅是因为疼痛，马茸茸死得太不值得了。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无痛分娩的产妇比例不到10%。除了因收费低致医院没有推广积极性以及缺少麻醉师，人们对女性生产痛苦的漠视也是重要原因。“那么多女人都生孩子，就你娇气，忍一下就过去了”的论调是对女性生育权利的亵渎。
除了生育权利得不到尊重，女性生育后在社会、职场和家庭中被忽略甚至遭遇歧视，让很多女性干脆选择不生。
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2019年韩国合计生育率仅为0.88，即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到1名子女，创历史新低，使韩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即便韩国政府投入巨额补贴用于奖励生育，却为时已晚、收效甚微。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解读。30多岁的职场女性金智英为养育2岁女儿而辛苦生活，她说：“我生下了一个孩子，痛得要命。我放弃了我的生活、工作、梦想，我的人生，放弃了自己，把孩子养大。很多极端的情况下，你必须放弃自己的生命，才能拥有一个生命。”
大概只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才会让像金智英一样的女性，觉得这样的“放弃”是值得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