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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和“造访”的感觉截然不同。那些古老而熟悉的地方似乎有了某种魔力,曾在这里留下共同记忆的时候尤其如此。为了庆祝结婚40周年,我和妻子埃琳娜(Elena)回到了我们婚姻开始的地方——法国南部。我们决定重访当年的住所,那个我们曾把它叫做家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仿佛拥有全世界的时间;现在我们只能拿出一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度假。此外,20多岁、预算紧张的年轻人与“到了一定年纪”并能下榻豪华酒店的旅游者,多少也有些区别。
“就这么做。” 我说。“我们先飞到尼斯(Nice),住在我们以前住不起的酒店里。然后跟着印象四处逛。”
那时候我俩宛如新婚燕尔,就搬入格拉斯(Grasse)附近欧皮亚(Opio)村一座古雅农舍的门房,并在那里享受了长达一年的蜜月。那时候,邮递员开着电动摩托车,沿着颠簸的山路把信件送到各家门口;那时候,农田里的耙犁还是马匹拉动的。到了冬天,北风吹过空旷的戛纳(Cannes),科西嘉(Corsica)岛上的山顶一览无余;厨房里的煤炉难以供应充足的热水和暖气。今天,带有温泉浴场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度假酒店早已入驻欧皮亚,一家超市抢走了肉铺和面包房的生意,当年的橄榄林也变成了高尔夫球场。而业主名为斯宾塞伯爵的“我们的”房子则院门紧锁,还新添了精心修剪的草坪和一个游泳池。
自海森堡和爱因斯坦以来,我们已经很难分清绝对和相对,以及这种困惑产生的原因。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发生了改变,还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还是两者都有变化?是因为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变了,还是我们对世界的预期发生了变化?想象一条铁轨和行驶中的火车;是我们静坐车内时世界路过了我们,还是我们路过了静止的世界?这些哲学和数学问题对每个人都是难解之谜;世界一直都如此,还是我们疏于关注?因为,不管当地人如何抱怨风景变化,其实人们自己的变化比风景更大。
“那会儿年轻,也没什么钱。”埃琳娜说,“现在老了不用操心了。这就是我们。”
尼斯机场经过扩建,层次显然提高了不少。但出了机场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忙碌的鲜花市场和树荫夹道、小馆林立的街衢。与此相反,这里充塞着一种忙碌的摩登生活,我们开车离开这里,与离开世上任何机场的感觉别无二致,而不是离开地中海沿岸某座耀眼城市的机场。大部分的老马路上都挤满了汽车,还修建了许多环状交叉路口来减轻拥堵压力。真的,这跟记忆中的那座城不一样:那些突然的斜坡、刹车、转圈,路面四处可见减速带。旺斯的圣保罗村——当年初见时宁静慵懒、昏昏欲睡的村落,现已变成旅游巴士和徒步旅游者的麦加。小村界墙外的梅格基金会(Fondation Maeght)收藏了布拉克(Braque)、夏加尔(Chagall)、贾科梅蒂(Giacometti)等曾在此地居住的艺术家的作品。伯纳尔(Bonnard)、马蒂斯(Matisse)和毕加索(Picasso)也曾在这里停留。他们中许多人,首次来访都是应了一个名叫保罗·鲁(Paul Roux)的旅馆老板的邀请。鲁当年曾说:“周末来我这里玩吧,我管吃管住,你们走的时候留下一幅画或一尊雕像就可以了。”
这交易太值了。今天,金鸽子旅馆(La Colombe d’Or)的花园里陈列着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旅馆之内,到处都是油画和素描,至少有两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s)的作品镌刻着“送给鲁太太(Mme. Roux.)”。当年的艺术家都已离去,但他们的作品仍在这里珍藏。鉴于每个人对艺术的欣赏都会受之前别人观点的影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座花园挤满了鬼魂。此刻,我站在莱热的杰作前如痴如醉,仿佛童年时站在母亲身边瞻仰艺术品的瞬间。母亲亡故之后,我在她的一本旅行日志中发现了她对那趟法国南部之旅的描述。“只有在法兰西,人们才能吃得好。”她在金鸽子旅馆吃过午饭后写道。
同样在这个地方,我也与我的岳父母吃过一顿晚餐,时间是我俩婚后第一个新年的前夜。那时候岳父母正好路过这里,就提出请我俩吃晚饭以示庆祝。我们选择了那种价格固定的套餐,菜式繁多,香槟也足量供应。刚开吃不久,就上了一道浸在酱料中的鹬鸟。我那身为虔诚爱鸟人兼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会员的岳母顿时失去了胃口。接下来,整个晚上我们都忙着抚慰她,向她保证那只鸟儿经历了温柔的宰杀和慈悲的烹饪。而40年之后,我们的晚餐却远没有那么戏剧:先吃了一筐新鲜蔬菜,接着是蜗牛和野兔沾血做的调味汁,但没有任何禽鸟类。另外,我们主动放弃体验依奎姆酒庄(Chateau d’Yquem)葡萄酒(每瓶550欧元;根据本文写作时欧元对美元1.43的汇率,合788美元)的机会,点了一瓶便宜的当地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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