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从西洋回归古典

余光中先生的文学成就是一座高山，那年我受邀到台湾佛光山参加星云大师文学颁奖典礼，就有幸站在了这座高山面前。尽管身子略高于他，但是在精神和学养上必须仰视，就像诗人流沙河所说：“我要看他一眼，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仰角”。

余光中与痖弦一样，都是星云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奖金一百万新台币。当然对这两位大师来说，到了这份儿上已然视功名如浮云，本人已不在乎了，关键是此奖体现了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定评，给后世确立了一个文学坐标。

要说余光中与痖弦、洛夫、白先勇等都是同一个时代，都是当年大学英语系西洋文学专业的学子，当年都是热衷于现代主义的海派思潮。我经常怪讶在那个冷战、韩战和两岸炮战扎堆儿的动荡年代，就连日常生活都很是窘促，何以在小小台湾岛上，扎堆儿地一下子冒出一批大诗人，就像他们一齐不甘寂寞地约好了似的。绝不是“时代不幸诗人幸”这么一句话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个人的天分也在其中，老天爷在诗歌界既生瑜，也生亮。

在佛光山那段日子，近距离接触余光中先生，感觉他就像一株清淡的幽兰，不像大红牡丹那样艳丽招摇，也不像芍药那样秾迷耀眼，总是拥有自己一方世界，只用自己的作品来与这个俗不可耐的世界进行接触，总是静默的他好像除了诗，就不需要做再多诠释，诗之外的多言就饶舌了。

然而论起诗来，余光中与洛夫有着不同风格，就连共同的怀乡题材，都有着各自相异的叙述格调，在情绪的张弛收放上，有着个性十足的节奏。但有一点他们又何其相似乃尔！那就是在走向晚年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都从西洋海派，向中华古典文学传统靠拢。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返祖，也不是匆匆过客般的还乡之旅，而是彻骨倾心的深透检视，是纵贯古今的历史反思。从余光中的诗作来看，有些表面上似乎平铺直叙，却往往沉淀着太多文史底蕴。如他在一首诗中面对秦俑，举重若轻地道：“你说你的咸阳吗，我呢说我的西安事变，谁能说得清长安的棋局？”千年的说古道今，一下子就消融在这26个字之中了。“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传说祖父射落了九支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听见没有？来一瓶高粱。”余光中不走一些诗人晦涩难懂的诗路，而以明朗的姿态引领文学爱好者进入诗中。

以一首《乡愁》名动宇内的余光中，创作文类其实包括论述、诗、散文和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但以诗歌创作为主，复以散文及评论扬名。他将诗比喻为情人，将散文比喻为妻子。从1952年的《舟子的悲歌》，直到1992年的《守夜人》，他讲究诗的结构，多通过意象暗示而自然流露出主题。

这位生于南京长于四川的诗杰，与唐代诗仙李白一样对巴蜀情有独钟，因为他在整个抗战都与家人避难于重庆。“问我乐不思蜀吗？不，我思蜀而不乐……川娃儿我却做过八年。”这就是余光中在《蜀人赠扇记》中的真情抒发，他更喜欢唱川剧《蜀相》。

在台湾相聊时，余光中对两岸中文教育心怀隐忧，对此直言不讳。尽管他学英语出身，但对当下以英语为重的做法很是不满，认为中文语法被英文牵着走，影响了思考与言谈。要走出“西方地平线”，让母体文化融入创作之中。他深信中文会成为强势语言，也会影响外国人。中文要防止过于西化，要保持中文固有的简练洁净。他像屈子那样，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疾呼台湾不能因为五十年的政治，而抛弃五千年中华文化，而应为中华文化做加法和乘法。

余光中在台湾担任过“抢救国文教学联盟”总发起人，不惜为中国文化正名，所以有人称他“为中文上火线”。余先生把中国文化比方为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迹可寻，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大。身为作家，他把延长这半径就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他以使用中文为幸，发出这样令人动容的呼喊：“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后土”。

明年是余光中九十大寿，古称“上寿”，生辰正是农历重阳节。为了吉利余先生已于去年提前暖寿，笔者谨以此篇小文献上一份微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