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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裔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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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卑诗省选以后华裔共有7人成功当选省议员,创史上新高,但是这7位华裔议员只占87个议席的8%,与本省超过百分之十的华人人口比例相比仍不相配。而在联邦层面,华裔在加拿大人口比例已经超过4%,是加拿大第二大少数族裔,但目前加拿大国会中华裔议员仅有6人,占国会议席的1.8%;而印度裔议员有22名,占6.5%的席位。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卑诗省政府还是在联邦政府,华裔政治影响力与人口比例是不相称的,令人担忧。加拿大华裔的根本之路究竟在何方,本期《高度》周刊现刊登两位长期关心华社的专栏作家所写的文章,希望能对本地华人的融入与发展有所借鉴。

华人从政之路任重道远
2016年5月发生在多伦多华商会会长Benson Wong家的豪宅筹款活动一经主流媒体曝光就被炒作为华人商家通过政治献金试图影响政党或政客。此前加拿大著名时事评论家丁果先生在加拿大乐活网和《高度》周刊所刊登的文章《华人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说出了华人目前的痛点:一是华人政治地位不高,对政策制定没有影响力;二是华人“反抗”程度差,逆来顺受是常态,三是华人习惯了担当做“替罪羔羊”的尴尬角色。丁先生提到了时任省长拿了华人的捐款和支持,转身就打华人的脸。华人不但不敢提意见,还争相掏钱恭维,抢着与省长合影。华人这种政治上的“贱”,是别人看不起华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来,我常常问自己: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加拿大, 联邦、省、市都有不同的政党,我们就投自己喜欢的政党候选人不就好吗?我们华人参政的意义在哪里?与本土人参政是否有根本的不同? 如果有,华人政治诉求是什么?还是我们心甘情愿当他们竞选的提款机?
在加拿大的华裔群体构成复杂,有早期从南洋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过来的老移民;有香港回归前从香港移民过来的;有台海危机时从台湾移民过来的;还有21世纪初期从大陆出来的技术移民以及08年以后过来的投资移民。这些巨大的背景差异,导致加拿大华裔政治诉求上会有所不同。至今还没有一个领袖人物,能从同根同族的高度,提出团结华人的政治纲领。另一方面,华裔移民普遍勤奋克俭、重视教育,经过若干年努力以后,普遍能取得比较好的经济地位。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只顾低头追求经济利益,不能团结起来,争取一定的政治地位,难免有一天会面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困境。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曾经控制印尼80%以上的财富,但是屡屡遭受排华打击,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黑色五月”暴动中,数万名印尼华人受到虐待与杀害。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关闭,造成股市动荡,引发金融风暴。那些“大到不能倒”的罪魁祸首得到了救助,唐人街一家华人小银行却成为唯一被美国政府起诉的金融机构,这又是多大的讽刺!
因为没有地位,职场上我们虽然业务能力强、任劳任怨,依然无法突破玻璃天花板;考场上我们虽然成绩骄人、才艺出众,却动不动被堂而皇之地“平权”;好不容易有几个跻身政坛的,碰到华裔出事,往往只会拼命检视华人,不敢为华人发声。著名的梁彼得案中,纽约市议员Mark Treyger以及州议员William Colton一直站在华人立场上讲话,而纽约市华人议员陈倩文则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对于法庭判决表示满意,国会议员孟昭文则声明没有明确立场。这种咄咄怪事层出不穷,是我们华人天生只有媚骨,还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必然结果?我们背井离乡,跑到加拿大,难道甘心就这么做二等公民?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母国,已经取得了相当高的政治、经济或者学术地位,或者为了儿时的梦想、为了看得更高更远,或者为了下一代教育,离开母国来到加拿大,难道就因为一句“英语不够好”,就心甘情愿任凭自己多年积累的才华、见识湮灭,做一个安静的“羔羊”足以?我们就不担心我们下一代依旧是备受排挤的1.5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去争取平等, 就难免自己连同子孙就只能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即使我们再富有,不过是肥大而温顺的绵羊而已。
异族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也许有人说这太难了,其实、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曾经还不如现在我们加拿大华人,但是现在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舆论各方面都占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犹太人在美国还是一个受到歧视和排斥的族裔。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他们大力支持民主党,积极投入社会救济和社团服务工作,犹太精英受罗斯福总统邀请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进入美国主流政治。在接下来20年里,犹太组织数量上迅速增长,功能日益强大和广泛,发挥了各种政治影响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犹太人社会经济地位全面提升,开始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族裔群体,其在美国的贡献和成就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犹太人通过民主党获得了权力通道,接着随着犹太新保守派投入共和党怀抱,在共和党内也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由此,犹太人在两大政党内部都有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进入政府高层的犹太政治精英明显增加。这个过程中,各个犹太组织分工、合作,有效地整合了犹太社区的力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例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擅长在国内外高层构建人际关系网,开展精英游说;“美国犹太人大会”则注重基层民众动员和街头抗议,还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在政教分离等问题上捍卫犹太利益;“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既重用议员助手,也经常为国会议员物色和推荐助手;希勒尔犹太校园生活基金(Hillel: The Foundation for Jewish Campus Life)等犹太学生组织则积极培养犹太青年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以犹太价值观引导学生参政议政。

我们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华裔第一代在移民以前大多数没有民主社会参政议政经验,也缺乏社区服务理念,加上语言障碍,到了加拿大以后,基本上都是低头谋生或者忙于适应,几乎没有机会和精力去考虑政治上发展。再看看现在的第二代,学习上普遍比较上进:数理化方面有很多优势,在文科上,家长重视、孩子努力,结果是无论是模拟联合国还是大学生、中学生辩论赛上,都有华裔孩子参赛的影子,也有的孩子已经做到了赛事组织者甚至领袖。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长还在为孩子的一技之长、毕业好谋生着想,坚持要孩子去读理、工、商、医等学科。我们这一代家长不仅自己不问政治,又不让孩子积极参与本地政治社团活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美国犹太人那样不但积极参与本地经济建设,而且在当地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呢?
笔者认为,华裔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借鉴其他族裔成功经验,以提升自身政治地位:
一。 建立以加拿大为家观念,树立“热爱加拿大”形象。在这方面,印度裔比我们做得好很多。印度裔家族观念很浓,故土意识反而没有那么强,很少听说印度裔炒作“回流”的。而反观华人群体,总是有万一混得不好,还可以“叶落归根”,也就没有以主人翁形象来全心全意建设加拿大的决心,在社会事务上投入更少。久而久之,同为少数族裔,两者社会影响力一定会有很大差别。其实,一份付出一份回报,如果第一代移民不能全力付出,那么就算从原住国带来不少财富,在对第二代支持上也仅仅限于金钱,不可能给下一代创造很好的社会环境。
二。 大力发展各种华裔组织。我们不但需要华裔互助会、同乡会等组织帮助新移民安家落户,我们还需要华人学者、企业家、资深记者、评论员以及各方面专业人士来建立各种民间智库、公关团体、法律支持组织等。通过这些组织,利用行政、立法、司法、舆论这四种权力机制之间的制衡和缝隙,发挥和扩大华裔政治影响力。
三。 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在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上的作用,支持华裔学者,重视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例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大会”等组织在二战前反对反犹主义斗争中都建立起相关机构,运用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研究群体偏见产生原因和削除偏见方法。我们华裔要想在社会上争取更大话语权,也需要有自己的专家、学者用科学方法分析和评估社会舆论,随时调整组织活动和宣传策略。
四。 培养和支持华裔政治明星和政治领袖。在省、联邦议员层面,我们需要更多华裔站出来参与选举,他们要熟悉主流社会运作,得到主流社会认可;能够团结华裔社区新老移民,兼容并包;能够跨越党团,提出切实反应华裔需求,有利于华裔与主流社会沟通融合议案。在社区层面,我们需要有社团领袖,愿意帮助新移民了解和融入本地社区;愿意利用自身了解中加不同文化差异,帮助本地社区加强沟通,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愿意提携移民二代、三代,让他们从社区开始耕耘成长,以期待将来能够进入到更高一层领导。
以上拙见仅是一家之言,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华人社区足够重视,能够有更多专家、学者为帮助更多华人走上加拿大政坛建言献策,团结新老移民,共同建设我们的第二家园。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交流。

本文发布于: 2017-11-3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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