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绿柳风景一一香港的二楼书店

过去，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现在，如果说香港文化昌盛，看来还欠缺一点说服力。

一个地方的文化事业是否发达，文化气氛是否浓郁，书店的多寡，是检视标准之一。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楼价租金之高，常常是举世之冠。况且，一直以来香港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一切以金钱利益为大前提，在这种环境中，书店的生存空间实在十分有限。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文化事业也搭上轻快的便车，有长足的发展，从影视、传媒到图书出版，都呈现了一片兴旺蓬勃的景象。其中印刷媒介方面，报纸、杂志百花齐放，书籍出版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那时候，书店的生意相当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以工商业为主导，充满铜钿气味的香港社会，也有一阵阵的书香。

当然，与台湾和中国大陆比较，香港的读书风气明显有所不及，然而，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书店与图书馆还常常是人山人海的。七十年代开始，图书文具业商会开始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一年一度的书展，极受欢迎，成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至九十年代，香港贸易发展局开始在会展中心主办规模更大的国际书展，影响更大，近年的香港国际书展，入场人次都超过一百万，还有讲座、作家签名会等相关活动，吸引了大批平时少进书店的市民。

近十多年来，香港的书店就愈来愈难经营，主要原因有三：（一）影音媒介的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兴起，令受众多了选择与便利，这种社会的转型巨变对传统的印刷媒介造成巨大的、致命的冲击，使读书风气更差。（二）经济不景气，物价高涨，令市民消费意欲低落，同时影响了图书的市道。（三）楼价、租金狂升，令盈利能力低的书店更难负担，不少被迫结业。

高楼价、高租金，迫使不少书店要“上楼”，使香港出现了许多“二楼书店”，也有些书店是在三楼，甚至更高的楼层，但都被统称为“二楼书店”或“楼上书店”。据说，香港的二楼书店高峰时期多达200间，但现在可能仅存十数间了，可见经营愈来愈艰难，此行业已经式微。

现在，香港较大的书店大多是集团经营的连锁式书店，如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统称“三中商”，皆由中资背景的联合出版集团所拥有。其他较具规模的有天地图书公司、大众书局、诚品书店、城邦书局等。由台湾进军香港市场的诚品已站稳阵脚，将开第三间分店，但诚品已不是纯粹的书店，而是演变成售卖时尚用品的小百货公司了，图书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小。新加坡资本的Page One 不久前已结业。集团式经营的书店得以生存，除了资金雄厚，能租得起大商场的铺位和旺区地铺外，有的更拥有自己的物业，加上统一入货，甚至是出版、印刷、门市的一条龙经营，这种比别人优越的条件，当然更具竞争力了。

在集团式大书店之外，独立经营的二楼书店，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是香港书业界的另一道绿柳风景。较为读者熟知的二楼书店大多集中在九龙旺角区和香港的铜锣湾区。单是旺角的西洋菜街一带就有田园书屋、乐文书店、尚书房、学津书店、学生书屋、序言书室、英华书局、绿野仙纵、国风堂书屋、梅馨书舍、春藤书坊、榆林书店、开益书店、博雅书店等十多间，还有现已迁往十六层高楼的新亚书店。铜锣湾区则有乐文书店、铜锣湾书店、开益书店、阿麦书房、书得起书店、人民公社、内部书店等。铜锣湾书店自从五个经营者被中国当局拘留或调查之后，至今未再开门营业。洪叶书店也已结束。至于北角区，大概就只有渣华道的香港青年出版社、森记书店和精神书屋了，过去为人熟知的、书评家许定铭经营的创作书社经已结业多年。

这些二楼书店主要售卖文史哲书籍，有的也兼及财经、旅游、医药、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书藉和儿童图书，有卖新书的，也有的卖二手旧书，有的兼营古籍。在书种不全、地点不便的不利处境下，二楼书店的经营只能另辟蹊径，在选书、推广、找寻特定顾客和折扣、特价优惠等方面动脑筋，去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售卖新书为主的田园书屋和乐文书店，分别于1976年与1984年开业，前者并兼出版业务。近二十年间，不少二楼书店出售的时政“禁书”的主要顾客是中国大陆的旅客。这天在田园书屋的门口，就见到墙上张贴着《父亲金正日与我一一金正男独家告白》一书的封面小海报。这段日子，正是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的新闻举世瞩目的时候。在乐文书店，则见到香港作家董桥手书的小条幅“读书便佳”，还有他书写的两幅红字小对联，分别张贴于门内门外，门内的是“书似青山常乱迭，铠如红豆最相思”;门外的则是“满架图书消日月，一庭花鸟记春和”。令人感觉洋溢着一股书卷气息。

作家苏赓哲经营的新亚书店于1968年在旺角洗衣街一地铺开业，以卖旧书与古籍为主，至今已有49年历史。洗衣街的旧楼拆卸重建，该店迁至西洋菜南街的好望角大厦，如今在同一层楼有两个单位，一是书店，另一是古籍、字画、古玩、邮票、工艺品和作家手稿等文物的拍卖部，苏兄经常请刘天赐等文化界名人来当“拍卖官”，反应甚佳。新亚书店的店名出自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教协前会长司徒华的手笔，书店中也悬挂着沈从文和苏文擢的墨宝，以及徐子雄和水禾田的水墨画作。新亚曾在台北和多伦多开分店，多伦多的店名为怀乡书房;此外，苏兄也曾与司徒华为代表的龙门书店在旺角开办集雅图书公司。

当年洗衣街地铺的月租是600元，如今是20万元。一间小书店怎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租金呢！八十年代，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的商务印书馆，月租更已高达20万元！业主说，在这个金融中心区，这铺位根本不是用来开书店的。结果，大集团旗下的商务也得向现实低头，搬迁大吉！现在的旺区地铺，月租动辄已过百万，如非卖钻石黄金珠宝金表与名牌高级消费品，谁有资格问津呢！

说起来，和我最有渊源的是香港青年出版社，可以说，我是看着它创办的。1968年，出版社由香港青年文艺爱好者协会中的三位朋友吴业坤、林水源和陈海滨创办，后由陈经营，林、吴则分别经营港青出版社和万源图书公司。香港青年出版社先在渣华道19号A地铺开门市部，后来才迁至82号二楼，一直经营至今，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了。当年，青年出版社推出一套“萌芽丛书”，我的处女作《日历纸上的诗行》就是其中的一种。此诗集初版二千册，竟可在几年间售馨，今天回望，也觉得属异数了。

现在，陈海滨兄经营的青年出版社以售二手书和古籍为主，并总代理台湾的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全部著作，有一批捧场客。一间售卖文史哲的二楼书店，在繁华的香港闹市可生存半个世纪，难道不也是一个异数吗？书店的存在，是一代人、一代图书业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执着坚守的最好说明。对他们，我心中有由衷的敬意。

说起旧书店和二楼书店，当然不能忘记已成历史的三益书店、龙门书店、南天图书公司、一山书店、曙光书店、作家王敬羲经营的文艺书屋、黄文甫经营的波文书局、漫画家严以敬经营的传达书屋，还有青文书屋。2006年，湾仔区的青文书屋在完全结业之前上演了一幕令人唏嘘的“书葬”悲剧。当时的经营者罗志华在货仓整理存货时，不幸被塌下的书箱压毙！一个兢兢业业、弘扬文化的书店从业员，竟被书籍活埋，实在是悲哀惨烈的场景。世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罗志华未看到这些美好景致，却在一瞬间成为一名“殉书者”，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具讽刺意味的玩笑。

后来，叶辉和马家辉把一些悼念文章选辑成《活在书堆下一一我们怀念罗志华》一书，撰文者有也斯、小思、林文道、马国明、陈不讳等。其中，也收入了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挽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藏身书冢风流遍;华者心，实者情，陋者室，荣者名，遗业香江万古新。”

在物质文明满溢、心灵相对干涸的香港这个“文化沙漠”，二楼书店即使称不上是一片绿洲，却也是一块小绿地、一枚繁嚣尘市中的肺叶，为我们带来一道绿柳风景，一股新爽的清风。愿二楼书店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