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TIME）杂志今天（1月28日）发布了2026年世界顶尖大学榜单，牛津大学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则意外跌落TOP5。
据悉，此次榜单对对至少成立三年、提供学士学位课程且在校学生人数达到或超过 2000 人的大学进行排名。
加拿大四所大学跻身TOP100。其中，多伦多大学位居第24位，UBC排在第33位。
另外三所跻身百强的加拿大大学分别是阿尔伯塔大学（第73位）、麦克马斯特大学（第90位）和卡尔加里大学（第95位）。
评分依据主要参考三个指标——学术能力与表现、创新与经济影响以及全球参与度。
- 学业能力与表现——占总分的60%
- 创新与经济影响——占总分的30%
- 全球参与度——占总分的10%
以下是2026年全球排名前25的学校——
- 牛津大学
- 耶鲁大学
- 斯坦福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芝加哥大学
- 哈佛大学
- 剑桥大学
-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 密歇根大学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加州理工学院
- 杜克大学
- 康奈尔大学
- 爱丁堡大学
- 香港大学
- 苏黎世大学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 香港中文大学
- 埃默里大学
- 莱斯大学
- 范德堡大学
- 多伦多大学
- 凯斯西储大学
除了排名以及数据，该榜单还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大多数国家，这些顶尖大学更容易录取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从而限制了其社会经济多样性。
以下是报告的内容：
藤校毕业生更易跻身“收入前1%”
报告称，在美国，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就读于12所“常春藤+”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加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他们却占收入最高的0.1%人群的13%以上，占美国参议员的四分之一，占罗德学者总数的一半，以及过去半个世纪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四分之三。
报告认为，这些院校不仅选拔优秀学生，更直接地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通过比较那些几乎完全靠运气被这些院校录取和拒之门外的候补学生，我们发现，那些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及以上院校的学生更有可能跻身收入分配的前1%，进入知名企业工作，并在其他诸多领域取得成功。精英大学的影响力非同凡响。”
“由于这些机构为培养领导者提供了独特的途径，因此它们在选拔学生时，必须尽可能地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广泛的机会。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优先考虑的主要理由是道德层面的：机会平等或许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原则，即孩子的机会不应取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收入或居住地邮政编码。”
即使抛开这一原则不谈，多元化也具有强有力的务实意义：国家若能充分利用最广泛的人才库为社会做出贡献，其发展速度将更快。排除那些本可以发现救命新药、创办创新型企业并促进经济增长、或通过在政府或非营利部门的创造性工作改善社区的人才，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藤校中，富人家庭孩子比例严重过高
顶尖大学在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方面表现如何？遗憾的是，数据显示，来自传统“精英”家庭之外的优秀学生，其入学机会远比应有的要受限得多。
报告称，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严重过高：超过15%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分配中排名前1%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年收入超过60万美元。
其他国家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英国私立高中的学生仅占英国高中生总数的7%，却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时代》杂志最新排名中分别位列全球第一和第七）学生总数的近一半。在智利，精英私立学校的学生进入该国顶尖大学（智利大学，排名第461位，以及天主教大学）最热门专业的可能性是普通学生的16倍。模式显而易见：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服务于社会中最有特权的家庭。
富裕家庭子女在大学录取上的三大优势
报告中称，人们或许会认为，社会经济多样性的缺失源于择优录取制度。虽然部分富裕学生占比偏高确实源于大学前资源的差异——例如孩子就读学校的质量或成长社区的环境。但很大程度上，这种偏向完全是由大学招生政策造成的。
假设有两个学生申请大学，SAT成绩都是1500分，一个来自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另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被常春藤盟校录取的概率是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的两倍多。父母是企业高管的学生被顶尖大学录取的概率也远高于高中成绩和考试分数相同但父母是教师或公交车司机的学生。
如果排名前 1% 的学生与 SAT 或 ACT 成绩相同的中产阶级学生以相同的比例被常春藤盟校及其他顶尖大学录取，那么美国顶尖大学中排名前 1% 的学生的比例将下降近一半。
高收入家庭学生在大学录取方面拥有优势，主要有三个因素：校友子女优先权、非学术成绩优势和体育特长生招生优势。父母毕业于常春藤盟校或以上院校的申请人（“校友子女”）被常春藤盟校或以上院校录取的可能性是同等资历但父母未就读于此类院校的同龄人的五倍。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申请的非学术方面得分也更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就读于私立高中，从而获得更多课外活动、大学升学指导以及其他申请支持。体育特长生（这或许会让许多美国以外的人感到惊讶）占美国顶尖大学新生总数的10%到15%，他们也大多来自高收入家庭，因为这些家庭有能力聘请教练并为学生提供在体育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所需的各种支持。
考试成绩和GPA能高度预测大学毕业后发展
如果这些招生优惠政策能够帮助大学找到潜力超群的学生，或许还能说得过去。但我们的数据恰恰相反：这些招生优势并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功。校友子女、非学术成绩更高的学生以及体育特长生，与同等条件的常春藤盟校及其他院校的申请者相比，达到高收入水平、进入顶尖研究生院或在知名公司工作的可能性并不更高，甚至往往更低。相比之下，考试成绩和GPA等学术因素却能高度预测大学毕业后的发展。
归根结底，关于精英制度与多元化的争论本身就忽略了重点：当我们用预测成功的因素而非父母财富来衡量精英时，精英制度实际上可以促进多元化。如果顶尖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是他们自身的能力，那么就能提高大学校园中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的比例，并扩大企业的人才库。作为通往领导力之路的门户，美国顶尖大学可以通过更加重视学术潜力指标，减少主要基于家庭收入的录取偏好，从而在招生过程中既扩大入学机会，又强化精英制度。取消校友子女优先录取政策，降低课外活动和体育等非学术因素的权重，并提高招生标准的透明度，将有助于这些院校更加接近精英制度，同时也能向更广泛的学生群体敞开大门。
在当今社会对体制日益不信任的时代，扩大通往成功的大学入学机会尤为重要。那些对许多学生设置非精英门槛的招生政策，会加深人们对精英大学维护特权而非培养人才的印象。这并非意味着大学招生中多元化和学术成绩永远不会产生冲突，尤其是在孩子们申请大学之前，他们获得高质量中小学教育和其他资源的机会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但就目前而言，基于才能而非家庭收入向世界顶尖大学敞开大门，将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毕业生。
信息源：Blogto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