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从数据来看，联邦政府的ArriveCAN应用程序是一场灾难。它是在疫情期间设计的，目的是对前往加拿大的旅客进行预先筛查，其成本从8万元飙升至5950万元，甚至可能更高。
有超过1200万元的发票可能与项目无关。该应用程序错误地告诉超过1万人进行隔离，在成为非必要功能后，只有10%的旅客继续使用ArriveCAN。
这个项目的背后是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HAC）和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购部，这些机构都参与了监督该项目。
此外，渥太华一家名为GC Strategies的咨询公司获得了价值1910万元的独家合同，该公司将实际工作转包给了一群IT供应商，而GC的管理合伙人Kristian Firth承认夸大了其中一些供应商的资质。
审计长Karen Hogan周一发表了关于ArriveCAN的审查报告，她表示，政府机构“在签约、开发和实施ArriveCAN时，一再未能遵循良好的管理做法。
她指出：“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明显地无视一些最基础、最根本的政策和规则。”
早在今年1月，当大量成本超支的消息传出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试图赶在更多问题曝光之前采取行动。他称，雇佣第三方外包这项工作的决定“不合逻辑且效率低下”，并表示他正在要求加拿大最高官员——枢密院（Privy Council）的办事员调查此事。
他还为政府辩解：“当然，在大流行期间，速度是至关重要的，迅速帮助人们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确保有一些原则是正确的。”
文章称，在大流行期间，各国政府的确根据预防原则作出了许多仓促决定。当时全球面临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其短期和长期后果未知。从中国到意大利再到纽约，到处都是重症监护室和停尸房人满为患的报道。
疫苗开发带来了控制疫情的希望，而ArriveCAN本应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很快就发现，这款应用程序错误百出，预算严重超支。
文章称，像大流行一样，ArriveCAN拖了好几年，给了官僚和政客足够的时间来注意到发生的问题。然而，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审计长的报告给出了很多答案，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GCStrategies是如何获得这份合同的？在官僚和政治层面上，他们与政府中的谁友好？
哪些政治机构知道？哪些部长，包括总理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为什么在成本失控时没有人踩刹车？
文章称，这场灾难让我们回到了疫情爆发之初，当时另一个组织WE Charity因为获得一份协调青年志愿服务的合同而面临类似的反弹。
该慈善机构此前一直聘请特鲁多的母亲和妻子在其活动中担任发言人，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政府的回应是切断与WE的关系，它在加拿大的业务在媒体风暴下已遭摧毁。
文章称，现在特鲁多又想让政府官僚背锅。根据审计报告，他们有很多责任，但他们的政治主子也有责任。就像WE Charity丑闻一样，ArriveCAN丑闻不会很快消失。
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将其命名为“ArriveSCAM”，从新闻发布会到国会提问环节，再到社交媒体，保守党将理所当然地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抨击政府。如果政府不给出一些令人满意的答案，它可能是自由党棺材上的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