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重月
8月17日晚，一则“李玟生前控诉《2022 中国好声音》”的录音在网上曝光。
音频里，李玟带着哭腔控诉其在202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录制时，亲身经历高分选手不能晋级，导师的专业意见不被尊重，甚至连自己的人格也未能得到尊重。
据录音内容，在她腿伤严重，不得不依靠搀扶站上台时，节目组竟故意设计留李玟一人在台上孤立无助，“被侮辱”。
与过往不少音视频爆料不同，这段录音情绪强烈，听者很难不感同身受，从李玟如泣如诉的声音里感受到悲痛与愤怒。
基于这种情绪感染力，加上多年来浙江卫视及其旗下《中国好声音》的诸多负面传闻，多数网友倾向于相信李玟所诉内容的真实性。
17日晚近零点，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回应，指李玟录音为“恶意剪辑”，“我方表示强烈谴责”；并称“作为《2022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李玟女士全身心投入工作，期间曾有的误会经沟通当时即已消除。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们不再对此事过多解释，永远铭记她对节目的真情付出。愿逝者安息！”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回应
但这段回应并无足够说服力，字里行间暗藏玄机：“误会已消除”，说明浙江卫视承认与李玟的确曾经存在过摩擦。“谴责”而非“追究法律责任”，未免让人更相信其所述“恶意剪辑”的真实性。
当晚同时，《中国好声音》的其中一名学员李嘉捷发微博声援李玟，并爆料自己曾在中国好声音节目遭遇的不公待遇：
“首先，50万一个座位我相信绝非空穴来风。节目组里每个大的选角导演都有自己的利益往来，总决赛前十名的位次都是可以买的，金额超出你的想象。想要在节目里走得后面，签合同，十年打底。其次，节目组根本不尊重参与比赛的选手。盲选录制期间学员上场的位次可以随意任他们更换，非常非常随意。”
不出十分钟，这条爆料就消失了。当事人即刻发博称：“不是我，非我删”。
李嘉捷微博全文（滑动查看），目前已删除
而次日，即8月18日，上午十时许，李嘉捷再次发声表示，“本人于昨日发布的微博内容，没有事实依据，再次向社会各界及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组表达歉意，也请广大网友不要再以讹传讹。”
李嘉捷最新微博
当日中午一时左右，另一则李玟生前录制综艺《中国好声音》时当场质疑赛制不公的视频侧拍被曝光，视频中清晰可见工作人员试图上前制止李玟，李玟则大喊“不要碰我！”
18日下午五时左右，另一位《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选手、歌手徐海星发微博爆料《中国好声音》内幕，自称当年参赛时被威逼利诱签下虚假合约条款。
徐海星发文爆料《中国好声音》内幕
一开始，这是一起发生在行业内部的“反抗”，但它的意义早已溢出了娱乐行业，公众期望的业内人站出来还原真相并未第一时间出现，反而是从各处泄露的“民间爆料”逐渐浮出水面，砸向这堵维护虚假繁荣的高墙。
强者受压制，更强者不惧，令人唏嘘的是，这是一场在当事人身后仍在继续的角力。
作为国内持续霸占市场口碑第一梯队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在过去十年来，一路狂飙的同时也一路积攒公众怨气。到如今，它已名誉全无，节目本身是否要维持下去，都得打上一个问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倾巢之下，又安有完卵？
“好声音”的无声内幕
浙江卫视并不是第一次遭遇舆论危机，其旗下著名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也不是第一次被公开吐槽。
历年来，“蓝台”发生了不少不同程度的意外、事故，且事后处理方式与态度大多难以服众。
譬如2019年艺人高以翔在参加浙江卫视综艺《追我吧》录制时意外身亡，浙江卫视是隔了足足8天，才出具了善后说明及永久停播该节目的决定。
高以翔
主持人金星曾受邀参加浙江卫视的《非同凡响》，却因自己的变性人身份被换下来。后来，金星在一次访谈里直言，浙江卫视“内部很乱”“制作平台制作手段都挺低劣的”。
至于《中国好声音》本身，也向来争议诸多。而且许多“黑幕”，正是来自于参加过节目录制的人。
第一季总冠军梁博曾在《天天向上》曝光，《中国好声音》是有剧本的，节目组曾经对他说：“我给你写个稿子，你照着念就行了。”
梁博
2016年，歌手、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导师刘欢对《中国好声音》提起诉讼，控该节目侵权，且作秀成分居多。在一场名为“保护原创、尊重版权”新闻发布会上，刘欢公布了三件侵权案件代表音乐词曲著作权人提起诉讼，其中两件出自中国好声音。
刘欢退出中国好声音后，后来在《锵锵三人行》中透露，《中国好声音》的录制基本从下午两点到凌晨三四点，自己身体吃不消，且节目中学员自曝的故事或成功励志的背景大部分都子虚乌有。
陈奕迅也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称，自己曾受邀参加《中国好声音》，并非由于对选秀类综艺不感兴趣而想要拒绝，而是在听说这档节目有“黑幕”后，抱着“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前去。
陈奕迅在《中国新歌声》
彼时，陈奕迅参加的“中国好声音”还叫《中国新歌声》，他在选拔过程中听到一位“还不错，但达不到按键转身的程度”的女歌手，所有导师都没有转身，导致女歌手未能晋级。
但他没想到，这次因为没有导师转身而被淘汰的女学员，竟然出现在了下一次的复赛现场。
陈奕迅认出了她的声音，却迟迟没有转身，这时，他听见自己的耳麦里传来节目组的催促指令：“按一下”“按一下”……最后陈奕迅转过身去，看见台上的女选手的确是上次被“淘汰”的那位。
陈奕迅称节目组会催促转身
一个任何环节都可能羼杂表演成分的节目，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其选拔上的公平性。
于是，当年那些难以服众的比赛结果，又重新被人们想起。
如已故歌手姚贝娜。在2013年的《中国好声音》里，姚贝娜以一曲《也许明天》得到四位导师的哄抢，最终成为那英战队一员。然而，那英却最终将总冠军交给了原本表现平平的萱萱。
而嗓音得天独厚的天赋型歌手周深，也曾参加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评选。虽然赢得了在场三位导师杨坤、那英与齐秦的转身，最终却还是因为那英的一句“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没能晋级。
天后受辱，鸡蛋撞墙
“28年做一个歌手，我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歌坛天后李玟说的这句话令人为之震惊，一位在乐坛已经有不菲实力与地位的前辈，竟会在节目里如此受到操控和欺辱。
这实在突破普通人对明星的简单想象。原来在强大的平台面前，他们也如此弱势。
事实上，在去年9月，就有一则关于李玟在中国好声音录制现场发火的视频曝光，李玟当场控诉赛制不透明：“大家都在看！导演给我一个游戏规则，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88.3分的为什么没有第二次机会？”
李玟在《中国好声音》现场质疑节目规则
《中国好声音》究竟有多强，才会让专业领域公认的一个个“强者”置身其中后被迫变成“弱者”？它与艺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与国内大多数综艺节目一样，《中国好声音》也模仿自外国综艺。2010年开播的荷兰歌唱类真人秀节目《TheVoice》（《荷兰之声》），率先采用“盲听盲选”赛制，最大程度保证“让竞争仅仅留给thevoice”的公平理念。如今，这档节目的版权已经输送到世界各地26个国家，被复制成各式各样相似模式的选秀节目。
2012年7月，《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面世，开播即斩获极高的收视率。时逢国内观众对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音乐选秀节目形态已产生审美疲劳，《中国好声音》的新模式和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中国好声音》早期的四位导师
此后，中国好声音每年夏天与观众如约见面。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统计的数据，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共播出14期，除第一期收视率在全国排名第二外，其余13期皆名列第一。
自此之后的多年来，《中国好声音》一直处于热闹中心，哪怕中间由于版权问题一度更名为《中国新歌曲》，也相当火爆。赛制细节不断变化新花样，导师们出口成梗轮番上热搜，导师年年更换，几乎涵盖大半个华语乐坛。
到了第12季，节目组对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增添了“明选赛道”与原有的“盲选赛道”并行，并加上唱跳竞技环节。
《中国好声音2023》的四位导师
从2008年“中国蓝”进军综艺界，到2017、2018年前后一系列演技类综艺的兴起，十年间，《中国好声音》背后的浙江卫视在各类综艺领域深耕，已然跃身成为不亚于甚至超过芒果卫视的综艺巨头。
与此同时，综艺这一文娱形式在整个娱乐圈的发展势如破竹，资本的渗透也越来越深、广。但弄虚作假的问题一直伴随着它，至少对浙江卫视而言如此。
2018年，香港导演高志森发布微博称，浙江卫视的节目《演员的诞生》采用了其公司“香港春天舞台制作公司”代理、香港著名编剧杜国威的剧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不仅扭曲了原著人物性格及境遇，且从未向代理方或原作者征求版权。
高志森微博截图
而就在该声明发出一天后，高志森再发微博，称浙江卫视已向他及杜国威致歉。
其他综艺也惹过事端。歌手胡海泉就曾透露，他曾参加2022年5月浙江卫视的一档创业节目，为了测试一款空气净化器的效果，节目组计划请儿童来进行人体实验，最小的孩子只有六个月大。
彼时，胡海泉无法接受节目组的理念和方式，忿然离开了节目现场。
胡海泉没有办法接受节目的理念和方式
站在网络窗口窥观诸种丑闻，最终总会陷入热搜、撤热搜的“吃瓜式”短暂舆论循环里，但不论是流量时代的文化畸变，还是利益至上的道德滑坡，这些事情都不该仅仅扁化为一次消费性质的嘲笑。
波兹曼在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里，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潜在危机：所有公共话语都以娱乐方式出现，甚至渗透溶为一种公共的文化精神。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所依附的种种，消费、教育、新闻……最终都沦为娱乐的附庸。
但娱乐本身并不可怕。在这里的娱乐行业，我们看到了某种更令人忧虑的景象，行业规则、职业道德稀碎得仿佛并不存在，而无法忍受的人，选择心痛地离开。
黑幕背后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黑幕”存在，恰恰说明，娱乐行业内部是一个高度不对称的体系。
信息不对称（李玟在录音里说合同多少钱她一直不清楚），权力不对称（节目组单方面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声量不对称（平台掌握庞大的媒体资源，而艺人仅仅代表自己）。
而李玟录音所暴露的艺人个体过于弱势的现象，其实几乎是这个行业内的通行状况。
李玟
这个暑期，记者曾邀约一部大热电影的导演进行采访，这位导演因为无法绕过公司“私自”出面接受采访而拒绝了邀请，创作者话语权微小如斯，夫复何言。
浙江卫视曾被停播的《追我吧》，在录制前几期时，一度出现萧敬腾等艺人被追到喘不过气的情况，钟楚曦数自称跑到头都麻，录完后吃了3天速效救心丸，决定不再录像。体育冠军邹市明、李小鹏等人也在一系列运动后不得不吸氧。敬业的艺人们看起来在前台光鲜亮丽，其他他们，也很苦。
在流量时代，平台强势背后的动力之一，是如大张伟曾经说的，无论哪个行当，不管是要做一个歌手还是演员，都必得先成为一个明星，而成为明星的前提是要增加曝光率、有流量，为此就得参与综艺真人秀。
在《追我吧》节目中，邹市明腿抽筋
这一切的逻辑导向了能迎合流量、创造流量的平台，赋予它极大的权力。如果没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强势平台创造的“黑幕”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太长时间以来，关于艺人和明星，社会讨论与关注的重心，大多集中于对造星的形式性批判，对明星收入、德是否配位等道德审判，但这些还没有触及这个行业最畸形的部分。
而这最畸形的部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自身的隐喻，面对庞大系统而被动的每一个无力的普通个体，又何尝不是李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