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名》。（资料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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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电影完全没有面对一个在艺术作品里应该很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无名者有这样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生，要为了某种主义或者政治派别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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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境风云》（2012）到《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在程耳编剧、导演的作品里，叙事是非线性的，人物讲话有腔调，服化道一定好，镜头里的场景细致到角落，一定精致，给予观众良好的视听沉浸感。这样的玩法在欧美电影里并不鲜见，但在国产院线一直稀有。像程耳这样每一部都召集有影响力的主创班底、走商业路线又保有作者风格的导演，在当今很少见了。
执导这两部影片后，程耳有了许多认真的影迷，他们欣赏他作为作者的野心。不买账的观众态度也很鲜明，说他的电影拿腔拿调，故事和人物都内核贫乏，我一直记得《罗曼蒂克消亡史》豆瓣热评里那句：像失神的昆汀，像疲软的姜文。
在此基础上来审视大年初一上映的程耳导演新作《无名》，它应当算是没辜负影迷的信任：还是做到了镜头讲究、角色有腔调，还是吸引了明星叠堆出演。在预售阶段，《无名》同《流浪地球2》《满江红》的票房均突破一亿元。
《无名》在许多地方让我想起《罗曼蒂克消亡史》。它们拍的都是民国，主要故事发生在上海，也涉及重庆、香港。政要和政要的依附者吃饭、磋商、失败、丢掉性命。《罗曼蒂克消亡史》在1937、1941、1945几个年份之间跳转；《无名》以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一个中心点，从1938、1941、1945到1946年，故事发生在广州、重庆、上海、香港。如官方介绍，电影讲的是直至抗战胜利前夜，“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在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党的秘密战线上那些无名英雄。”
程耳喜欢玩结构的艺术，倒叙插叙，都很自如。《无名》开头，不知道是主角还是配角的人物短暂亮相，有人看向镜头，有人坐在茶室，有人对镜子打领带，有人穿着军装，尸体横在郊外，脸孔埋在草地。到片尾，我们才能拼凑出那些隐晦的对话、短暂的碰头发生于何年何月。
进入正片，时间线以大大的黄色粗体字霸占银幕正中，每过十几分钟就提醒观众一次，此刻是何时何地。同时，关键事件反复出现。比如一些镜头、台词：何先生擦衬衫袖子上的一滴血迹、被炸毁的城市街巷里有一条瘸腿的狗。
这是文学艺术传统里的常用手法。程耳的电影里有很多闲笔，在《无名》中，广州城被轰炸，日本航空兵在天上，看到的是美丽的碧海蓝天。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第一场戏极佳：淞沪会战前夕，要人在室内密谈，镜头对着外面的三个青帮小弟。杜淳扮演的角色说，吃点心，三人一阵狼吞虎咽，王传君吃不完，塞给杜江演的童子鸡。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程耳曾回顾过这场戏，是在片场的神来之笔。一大早要拍戏，杜淳买了四个煎饼，程耳没有食欲；三个演员一人拿着一个饼吃，灯光还没打好，程耳瘫在椅子上，突然说，等下就拍这个。机器赶紧架好，三个人晕晕乎乎吃饼，不知道导演要拍这个干嘛。程耳说，是全片第一镜。
《无名》的第一场有剧情的戏也是吃饭。王传君和王一博饰演的两位“以政治谋生”的人在弄堂吃饭，絮絮聊天，一个人点了一份排骨，又抱怨说只吃到两块。他们闲谈，我们得知，有个日本人，奸淫、杀人，这些血腥的事都糅在两人慢嚼的清粥小菜里。应当是有人死了，王传君那个角色说，早一点晚一点去，都是死了。虽然死了人，吃什么早餐、怎么吃早餐，对他们好像更重要。
但我以为，在程耳的电影里，还是《边境风云》结构最漂亮。它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叛逆的女生觉得新邻居诡异，接着自己真被绑了；她的警察哥哥抓住这邻居，发现其交易对象是泰国的大毒枭，而毒枭本人年轻时在警方的围剿中逃生，曾救出交易现场一位无辜牙医的幼女——牙医为了救女儿携带毒品，被判十年。可疑邻居成了警察的诱饵。故事的高潮，是警察放出诱饵，抓毒枭。
程耳把故事打散成一个个看上去关联度不高的段落，欲扬先抑，观众冷不丁看到的是这些场景：一只叫疯疯的狗对着邻居的门叫；女生和同学互殴；警察路过修车铺；毒枭离家穿衣；幼女长大后见到父亲，两人谈话显得疏离。
故事并无多大悬念，悬念感更多来自导演站在上帝视角对这一切的操盘。故事的重点、主线人物，在叙事线索的频繁转换下游移；观众也犹疑不定，谁是主角？叛逆的女生拍了那么多，其实她只是一个不重要的线索人物。程耳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重复、延宕，比如多年后毒枭金盆洗手，要做最后一笔交易，和伴侣——当年那位牙医的幼女、牙医一起沉默地吃最后的晚餐；再比如毒枭出门做最后一次交易，穿上西服外套，画框里有他在家门口的剪影：这些场景都两次出现。
但真正关乎人物命运的部分，却干脆利落。警察枪指毒枭，诱饵杀了警察，毒枭杀了诱饵。
正是这些不重要的人被施以不相称的比重，高潮错置，让电影有种奇怪的失衡的美感。任性背后是导演的控制力。一部《边境风云》，让我开始期待程耳的后续作品。
在看《无名》之前，我的另一重期待在于，程耳的新片里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各个角色的人物弧光是怎样的？
《边境风云》这部电影迷人的一点是，善恶无分：被毒枭绑架的幼女长大后成为毒枭的伴侣；警察比较聪明，会下套，却被反杀；毒枭救了幼女，继续杀人卖货，死前留下一大笔钱给爱人。这么看起来，谁是好人？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更是，几乎没有主角，每个角色都有故事、有嚼头（这一点对演员来说应当是幸事，经过反复雕琢，电影里只呈现的一两个镜头，也是华彩段落），像是只给观众留一个切面的钻石。袁泉演的电影明星跟老公讲过一句话：外头再乱，我们也能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放在这部影片里也是这样，外头再乱，电影中人都在试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讲排场，讲礼仪，搞感情——袁泉演的大电影明星，有一个拖油瓶老公，做了晚饭等不回老公，下一帧就打电话求助，要救偷情被抓奸的老公。闫妮饰演的管家，有尊严，权力大，可与电影明星平起平坐，掌事有风度，青帮家族一顿饭吃什么，看她心情；在大饭局上，她可与主人随意拉闲话。杜江和霍思燕演的青帮小弟和妓女，莫名结下情缘。钟欣潼演的姨太太重情义。最灵的是浅野忠信扮演的那个在上海十数年、活成上海人的日本人，第一场戏就夺人。
《边境风云》里最美的一场戏是，幼女长大后，穿白裙，和毒枭牵手走路，脸孔被帽檐遮挡。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让人频频回想起的片段，是王传君和杜江演的两个青帮小弟在耳语，是闫妮演的管家被枪击后坐回太师椅、放下大宅钥匙。
看《无名》前我几度想，在向“无名英雄”致敬的这个出发点之上，还能保有这样的松弛感和人性灰度吗？
我觉得《无名》是一部关于政治立场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身份的悬疑片。片子叫“无名”，片中刻意不交代人名。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说自己姓何，臧否人物时尺度大，舌头毒。他几次出场，给汪伪政府说好话，讲共党人投靠是弃暗投明；嘲笑蒋介石的眼界能力，只有“一省一市”，做不了总统，只能“陷在自己的梦里”。他带着官样的笑容说，你心中的国民党民国早就死了，现在看到的只是尸体腐烂的过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和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一起吃饭，谈日本政策，谈欧亚关系，谈德军是否会入侵苏联——梁朝伟、王一博、王传君、大鹏、周迅、黄磊扮演的一个个角色次第出场，讲话，拆情报，杀人。程耳留的悬念是，这些人是不是真听日本人的话？是宁是汉？是国是共？
在《无名》中，演员表现位于一个均值，没有谁太过拉胯，可惜梁朝伟饰演的主角何先生，比起他以往的角色，实在丰厚不足。江疏影表现比较亮眼，她只有一场戏，刺杀依附日本人的唐部长失败，将被处决，一段独白讲得有感情。
电影时长超过两个小时，前一半，观众或许会一时疑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看到后半程，正是谜底要慢慢揭开时，我几次稍感疲惫。散场后我想了很久这样的感觉由何而来，后来我意识到，或许是因为《无名》的结局是已知的，不论前面如何铺陈、布阵，我心里知道活到最后的和许多没有活到最后的，都一定会是好人。
整部电影完全没有面对一个在艺术作品里应该很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无名者有这样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生，要为了某种主义或者政治派别奋斗？电影里没有说，观众好像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只是行动，以身犯险，他们的信念天然坚定。战争的胜利者、历史的书写者隐退在后。仅有一次，张婧仪扮演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与她认为在为日本人效力的未婚夫划清立场，她这么说——1937年以前的事，她已经忘了，她期盼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朴素的世界，一个劳工的世界。”
看完《无名》，我觉得最有人性温度的台词来自黄磊演的张先生，他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机要员，何先生问他：何以弃暗投明？他先是说，他想要和平，被何先生说，这好像是在背书。他开始絮絮叨叨，“我是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年代。”他讲，他老家在广西，父亲去世留下一座老宅，看得见漓江。
何先生又笑着说，你说得又太细了。
张先生最后决定叛逃，在劝周迅扮演的交通员陈小姐和自己一起逃的时候，他又说了一遍上述台词，“我是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年代。”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认罪。陈小姐好像没认真听，他们决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