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乐活网lahoo.ca 蒋海新撰稿】母亲留下一份写于1996年之前的自传，到我手里近二十年了，一直不忍卒读。眼看自己今年七旬又三，人生的归途或将穷尽，不由常思自己还有什么该做而还未做的事情，这就想到了母亲的自传。我应该输入电脑，发到家族群中。母亲当年手写这密密麻麻的22 页文字，殊不容易，我如果能够让我辈及我辈后人读到，也不枉她老人家辛苦一场。
我1957年就知道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但在阅读整理这份自传之前，我对我的外祖父母一无所知，也对母亲的青年时代毫无了解。母亲从来不提她的祖父母和自己的往事，我也从来不问。我的父亲家庭出身也是地主，他本人还是右派。作为黑五类子女，我对家庭历史毫无了解的兴趣——我以为知道得越少越好。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年代，我像一只鸵鸟，对自己所从何来不闻不问，以图生活能够轻松一点。
父亲1958年被送往峨边沙坪农场劳教，1961年回家十天之后便与世长辞。我那时还小，永远失去了从父亲本人那里了解父亲家世的机会，但我后来从《合川县志》和《四川医林志》中知道了曾祖父蒋鸿模是清代名医，高祖父蒋碧芳是1874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学政主考。谷歌搜索亦可查到二位先祖些许事迹，包括曾祖父的三本医著书名。二十年前我趁学术年假的机会回国，还去过一趟合川乡下，了解到大哥和祖父在三年困难时期凄惨死亡。母亲家里似乎没有出过名医或翰林，我对母亲家庭的了解，便只能通过母亲手写的自传。
整理打印母亲的自传，即是反复阅读自传的过程。在反复阅读中，感慨良多，下面一一道来。
1）
学者秦晖在《农民学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系列讲课中，讲到民国时期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赞同依靠乡绅的乡村自治。母亲的自传中，身为地主的外祖父倡议办学，或许反映了乡绅自治的一个方面。他自己率先拿出钱来，请木匠做课桌板凳并维修房屋以为校舍之用，还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因为办学有成，外祖父被村民推举为乡长。他为大家的事情夙兴夜寐，晚上很晚才回家，那时子女已经进入梦乡，以至于母亲跟他见面的时间大为减少（也不知他有无俸禄，想来即使有，也极少，不足以如此操劳）。他三十岁时（1929年）因败血症而逝，下葬之时，乡民在道路两边摆设香案相送，可见外祖父以及以乡绅为首的乡村自治还是颇得人心的。
自传的第一节中，讲到在由家族寨子通往山下的石阶中部，有一小平坝，平坝可供上山下山的人们休息，还有商家出售数种吃食。右侧过去两百米，又有小块平地，那里也有商店。那种偏僻的地方，居然还有商店？难道没有人去抢那些商店吗？那里既无警察又无城管，商家无论是以商为主还是亦农亦商，似乎都在太平地界过安好岁月。乡村自治下的农村，治安好像不差。
母亲自传首页
母亲在自传里描述四川华蓥山树木葱茏，从寨上望过去，满山绿叶覆盖。家族居住的寨下河水清澈见底，鱼儿游来游去，竟然无人捕捞。可见当地村民并非食不果腹，若非如此，怎会无人捕鱼？更何况那时鱼非今日鱼，因为环境污染极少，可以放心大胆地吃。所以，我们小时的教育，把那些年代描绘得一塌糊涂，的确有违真实。我相信土豪劣绅肯定存在，就像如今的乡下，也有乡霸村霸一样。但在以乡绅为首的乡村自治下，如无灾害或战祸，百姓的日子还是可以的。
享有威望的乡绅，家里的财富，当如我下乡时贫协主席妻子所言，是“勤扒苦做” 再加上善于经营而得。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勤俭度日的。母亲家的老辈们，基本如此。比如我的曾外祖父，自传里是个“土财主”，“省吃省穿”，只有一件“细布衫”，要上街或做客才穿，平时都穿粗布衣服。他死后，曾外祖母用他的粗布长衫为孙儿做成了一件衣服，孙儿被同学喊 “乡巴佬”，吓得不敢去县里小学上学。母亲的母亲，即我们的外祖母，出身于镇上人家。母亲的外公识文断字，其儿女也都送去读书，儿子还在省城求学，可见亦非穷人家庭。可是，外祖母嫁入舒家（外祖父姓舒），也只有一件绸衣，平时舍不得穿。节俭程度，可以想见。母亲曾经告诉我，舒家在当地算大地主，逢年过节，都要施粥施药。当然，那时国民经济水平不高，但他们勤俭节约，克己度日，与乡民关系不错，看来也是事实。
2）
母亲在自传中写她小时，坐在寨子的围墙上，“看着树木葱茏的华蓥山，心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像诸葛亮那样隐居，住在华蓥山上，自己种地。” 我读到此处，心中一震，因为我上初中时，从心底羡慕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希望像诸葛亮那样隐居。我还跟同班闺蜜一起去武侯祠，趁游人散去无人看见我们的薄暮时分，在大殿里诸葛亮的塑像前跪拜。
不过，我那时想当隐士，有个直接原因，就是学校里阶级教育陡然升温。我在学校一贯是好学生，老师同学都喜欢我。专管团队工作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不申请入团，我告诉她我父亲曾是右派后，她便对我另眼相看，怀疑我 “只专不红思想复杂”，经常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却完全懵懂，不知就里。那时候，我是班长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我觉得我不应该当“官”，应该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我对当时的革命教育，有一种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消极和反感。
这种态度一直延续下来。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大约学生反映不错，曾有两位党员教师先后动员我入党。其中一位比较熟，所以说话没有顾忌。我问他：我为什么要入党？他说：入了党你就有两条命，如果犯了大的错误，不是党员，就会被开除公职，说不定还会判刑；如果你是党员，开除你的党籍就算了，公职还会保留。我说：我绝不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
到我1988年出国之前，又有人好心地对我说：你不写入党申请书，可能会影响你出国。于是我抄了尧茂书的入党申请。那是一份极为简短空洞，却充满激情，人人可用的入党申请。尧茂书是第一位漂长江的勇士，八十年代有一本薄薄的书，专门报告他的事迹。我就是从那里面一字不拉地抄下了他的的入党申请。交上去后，很快我就被批准出国了，也不知当时新上任的书记是否看了我这份申请。
面对解放后铺天盖地的革命教育，自传中时年三十岁的母亲似乎比我单纯。她接受革命教育时的欢欣鼓舞，令我震动。
她解放前考入光华大学，后来因病休学。病愈之后，她“见报上有统计人员训练班招考，考上后训练三个月便分配工作”。母亲 “当时很想工作，自食其力，便去报名，一考就考上了。”
母亲在自传中写道：“进入训练班三天以后，便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申请加入国民党的表格，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不填，国民党执政，恐惹起祸端；如果填，又非自愿。那时国民党已失人心，大家憎恨其腐朽无能。谁愿意加入呢？可是，又怎敢不填呢？” 填这张表，后来给母亲 “带来很大的痛苦”。
母亲1950年考进四川省财经干部训练班，随后便是几个月的集训。那是对一千八百名知识分子（训练班学员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当时算得上知识分子）集中进行的革命教育。他们上午听政治报告，下午讨论，四点到六点唱歌跳舞（注：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有组织的唱歌跳舞也是一种革命教育），晚上各组自习。不善交往不爱说话的母亲，只恨闻道太晚。在克服了羞怯的本性之后，讲起革命道理时，竟然激情洋溢，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引起了同组学员的称羡。她“懂得了应该如何做人”，还批判地主阶级的父辈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蠹虫”。
是三十岁的母亲比十几岁的我更加单纯？还是当年教育我的力量不够强大？事实上，由于双亲早逝，母亲小时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就连到省城读书，也经过两天的绝食才达目的。后来又是连年战祸，物价飞涨，新社会的到来，给她带来了希望。她衷心拥护新政权，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那时，她还没有遭遇任何政治冲击。而我，从1957年不足十岁开始，就在潜意识里体会到，无论我怎样拥护，宏大叙事及其笼罩下的整个社会气氛，对我都是排斥的。
记得那时上小学，老师经常为大家朗读《中国少年报》。那段时间的报纸，几乎每期都有关于xxx要反攻大陆的文章。每当老师念到“蒋光头”三个字，几乎全班所有的男生都要扭过头来，盯着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彷佛我就是蒋光头。父亲成为右派之后，爷爷被冠以“逃亡地主”之名，强制遣返原籍合川。班上那几个目睹爷爷被五花大绑押解遣返的调皮男生，更曾追在我后面，踢我的脚后跟，边踢边喊“打倒蒋光头”之类的口号。虽然我一直是三好学生，并担任班长、少先队大队委之类的职务，我却没有“祖国花朵”的幸福之感。也许，这就是我潜意识里那种消极抵触情绪的开始。
3）
其实母亲后来应该也感到了排斥，而且程度远甚于我感到的。她在自传里写到，财经干部训练班几个月的学习之后，便是个人总结，“每个人都要交待历史，暴露思想”。她交待了她的“污点”：一、出身地主家庭；二、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虽非自愿，而且仅是填表一张，也是污点）。母亲在写思想总结，交待“污点”时，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究竟怎样激烈，她仅用了“非同小可”四个字来形容。
自传中另有一语焉不详之处是母亲的祖母之死。母亲写道：“土改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尽管母亲和她的弟妹们当时都在外地工作，他们应该知道，身为“地主婆”的祖母在土改中，绝不可能善终。我有一个从未见过的二舅。母亲曾经告诉我，二舅解放前夕大学毕业，回乡教书；因为新婚，舍不得离开，遭遇了土改。但母亲的自传中丝毫未提及二舅。二舅是母亲他们姊妹相聚时，从不提起的存在。曾外祖母和二舅之死，是家族无法言说的秘密。此外，母亲在自传中写到她自己的外公和表姐表弟们。她跟他们曾经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但是他们后来如何了，母亲再也没有提过。对于母亲那一代人，遗忘是最安全的，付诸于文字是不可取的。
是的，母亲怎么敢多着一点笔墨呢？她心里肯定有着深深的恐惧。1950年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已经开始，作为地主女儿，再加上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一句话不当，都有可能招致横祸飞来。
学者杨奎松研究“镇反”时查到的数据，可以作为了解母亲当时 “交待历史，暴露思想” 的时代背景。杨写道：“1950年，华东局在1-10月逮捕特务14080人…… 共处死刑2911人，徒刑13093人，登记反动党团101636人”。四川的运动不会例外。根据杨奎松的调查，川西地区 “1950年11月处决了反革命分子1188人，12月处决了942人，1951年1月处决1309人，2月处决了3030人，3月处决了1076人，4月处决了844人。”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登记反动党团” 这一条把母亲也网住了。光是登记一下，听起来和风细雨，但还要求“暴露思想”。如果思想“不正确”，再加上反动地主阶级出身这一条，在上面要求 “保证镇反运动成为广大群众性运动” （周硕寰：《试论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历史功绩》，来源：《中青网》）的形势下，大有可能判处徒刑。
我一个同学的母亲，毕业于抗战时南迁重庆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当时改名为西南女子师范大学）。她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师大附中任教，后来回到南部县丈夫任校长的小学教书。教小学期间，同时举办扫盲班，编写剧本，宣传男女平等。却不料飞来横祸，她被诬为“美蒋特务”，随即判了死刑。所幸原定枪决之日天降大雨，河滩行刑处涨水半月，枪决延期。延期中当地政府接到肃反扩大化要求严查案例的通知，她的母亲在狱中被“严查”两年之后，仍无证据，才被释放。
按照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杨奎松写道：“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反革命，共杀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 …… 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如果在没有文化的贫苦大众中，“反革命分子” 极少，那么，在当时母亲所在的财经干部训练班中，“反革命分子”的比例则应该相对较高。比照杨奎松的论述，财经干部训练班一千八百个学员中，杀两个，逮捕七八个，是不足为奇的。
4）
镇反之外，轰轰烈烈的土改应当更是地富子女恐惧的根源。只有知悉土改的情况，才能更加了解母亲为什么对曾外祖母之死和二舅的遭遇，讳莫如深。
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是个喜欢吃喝嫖赌的地主少爷。解放前夕，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家产，土改时定位贫农。而赢得他家产的那个赌棍，则被定为地主，遭到枪毙。这个因赌博赢钱而成为地主的事例，现实生活中如有，也极为鲜见。但是，许多地主在土改时被处以极刑，却是普遍的事实。
土改时，作家戴厚英正读小学。当地村里一个地主被贫下中农处以死刑，老师带着全体小学生前往执行地观看。那地主的女儿是戴厚英的同学，站在戴厚英身边。她父亲被拖上刑场时，这女孩面色苍白，瑟瑟发抖。戴厚英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女孩深深的同情 （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4）。
秦晖教授在关于北方土改的学术讲座中，指出土改是 “高强度动员的大斗大杀”，以图建立一种“你死我活的机制”，“完全解构了乡村的传统认同”。他在讲座中提到山西兴县一个著名案例，此案例在其他的文字记载中多被名为“斗牛大会”。
这个案例的主要人物是牛友兰和牛荫冠父子二人。
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也是中共边区参议会议员。他不仅支持他的数位后人参加革命，还在抗战期间，几乎献出他的全部家产，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2万多公斤，还捐献了大量棉花布匹，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他的家就曾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所在。
牛荫冠是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一二·九” 运动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在所谓的“斗牛大会”上，牛友兰跪在台下，儿子牛荫冠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成员，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强迫牛荫冠下台“牵着鼻子让群众斗争，不久，牛友兰就死于监狱。当时，有人还要斗争牛荫冠，被工作团拦住，事后，工作团长大骂拦人的工作队员，勒令他们向那些要求斗牛荫冠的人赔礼道歉（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
在这篇文章中，张鸣教授还提到：“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 …… 动手开打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事情 ……. 有的时候不仅鼓励人们开打，而且当场杀人，甚至开膛破肚也不罕见 …… 河北蓟县马伸桥，在1947年一次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
作家野夫的祖父，在土改中不堪屈辱和酷刑，自杀身亡。他的尸体被脱得精光，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曝尸示众。曝尸仪式维持了几天之后，尸体被扔到村外一个天坑之中。野夫还写道：“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 （野夫：《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这些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例，我现在读起来都感到毛骨悚然。母亲当年不可能读到这些文字，但关于土改中如何整治地主及他们的家人，她肯定有所听闻。
四川的土改始于1951年，当时母亲姊妹和一个弟弟虽已离开老家，但都在四川，去一趟广安并不难。土改期间，她们深爱的祖母死了，留在老家的一个兄弟也遭大难（或者知道他也死了），他们却无一人回去奔丧。他们内心难道没有深藏的恐惧吗？
5）
方方的小说《软埋》以令人震撼的笔触，深刻地描绘了这种恐惧。《软埋》以川东土改为背景，描述了女主角丁子桃的惨痛经历：土改中她的娘家人被杀，婆家集体自杀和软埋（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巨大的恐惧和悲痛启动了她的神经保护机制，令她患上了失忆症，晚年时在悲惨的梦魇中死去。
成为她丈夫的军医吴家名，解放初刚从医学院毕业，遵父命回山西老家开诊所，遇到前来阻挡他回家的表弟，方知全家在土改中被杀，遂隐于山林，与一单身老汉同住洞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救活了受伤的解放军干部，那位干部将他带入部队，他后来成为部队医院的医生。意味深长的是，他原姓董，参加革命部队报的名字却是吴家名：无家无名。他深埋了自己的过去和家庭历史，不愿自己的儿子了解自己和妻子丁子桃的过去。唯其如此，儿子才能活得轻松。
他们的儿子为解开母亲的心结和自己的困惑，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令他感到震惊和压抑的历史往事。他无力承受复杂的历史纠葛，最终选择了逃避和遗忘。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写到: “书名及故事来源于她的一位朋友的母亲。朋友的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后给人做保姆。后来朋友买了别墅，母亲依然紧张和恐惧，即便得了老年痴呆症，依然清晰地说：我不要软埋 …… 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方方在写作过程中，无数次想起自己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她写道：“我回忆起他们很少说起自己的家事，与自己的亲人也少有来往。他们是地主家的儿子和官宦人家的女儿。他们用缄默的方式，来软埋自己成长的背景。让我们对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一代人，几无了解。”
我钦佩母亲的勇气。在老眼昏花的年纪，她拿起笔来，追溯自己的来处。尽管往事是如此不堪，尽管有些事情，在自传中语焉不详或者讳莫如深，但她毕竟写了，而且写了密密麻麻的22页——她没有全部软埋自己的过去。
6）
我曾经非常不愿意细读母亲的自传，我这种心理，恰如方方所言：“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正因为此，当一切平复之后，当‘成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但它曾经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参数）不再成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识之后，当他们从幽暗的深渊走出来之后，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些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无意让后代知道。仿佛说出这些，便是把自己已经结痂的创伤揭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母亲终其一生，都未完全摆脱这种心理。虽然她写了自传，但她的自传，写到1951年她因肺结核从当时工作的省联社被迫退职回家，便嘎然而止。她为什么没有写她后来的生活呢？
母亲从来不曾向我们提起过她生活中的磨难。我只能通过片断的回忆，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母亲在生活中隐忍为先，践行儒家“克己为仁”的古训。
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母亲在自传中写道：“我不愿将一月的工资尽量买够一月的柴米，生怕自己买多了，囤在家里，影响物价。”
1996年，我请母亲和三姨（母亲的妹妹）到新西兰来玩。那年母亲77岁，三姨72岁。我在奥塔哥大学教汉语言文化，全职讲师，同时又在攻读博士学位。教学之外，有读不完的文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理论书籍。在这期间，系里还有两位比我年轻得多的同事攻读博士：一位白人女士专攻日本文学，一位日本男士专攻语言学。他们后来先后停止读博——实在太难了。我暗暗担心，也许我也将退出读博，失去我在新西兰得到的这份于我最好也是最适合的工作。而我读博，母亲是高兴的，她为我骄傲。我必须在停止读博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之前，让母亲来新西兰游玩，这样她才会心情愉悦。
母亲（双手合十者）和三姨在新西兰达尼丁最高的山顶上
母亲在新西兰住满了九个月——她的签证所能容许的最长时限。那段时间，我忙得要命，很少带她和三姨出去玩，但她每天高高兴兴，即使在周末陪我去超市购物，她推着购物车时，脸上也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母亲去世以后，三姨多次告诉我：你妈妈在新西兰住那九个月，是她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我每次听到三姨这样说，都心痛如针刺。母亲在新西兰时，只是过上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而已，但那短短的九个月，竟然是她八十八年的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在写自传时，有故乡的美丽、童年的亲情和欢乐可以追忆，有求学的经历和工作的坎坷值得回首，有勤奋多才的父亲对她的追求足可回味，还有在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革命理论时的激情让她兴奋。可是，“阶级斗争”的恐怖和她因肺结核不得不从四川省联社的病退，使她1951年之后的生活无法付诸笔端。她在自传的末尾写到，此后，她开始接受弟妹们的经济支援——因为父亲一人的工资不够母亲治病和我们一大家人的生活。
1957年开始的苦难和更深的恐惧，使母亲只能尽力挣扎着活下去。
那时候，我在科分院矿业研究所工作的六舅，尚未成婚便因病去世，三姨为我们争取到一笔抚恤金，以那笔钱细水长流地定期支援我们，但那无异于杯水车薪。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了增加我们的营养，去菜市捡别人不要的老黄菜叶。她也常带着我和三哥去郊外采灰灰菜、棉花草和马齿苋等野菜度荒。有一次母亲将采到的马齿苋煮熟后加上佐料凉拌了，叫三哥（他那时上中学）拿到街上去卖，结果被一抢而空，一分钱也没收到。
当年在上小学的六弟至今记得，那三年中的一个冬天，母亲带着他一起去春熙路市总工会墙外卖煮好的红薯——那是从我们嘴里省出来的满满一洗脸盆的红薯。母亲刚揭开上面盖着的毛巾，红薯就被一抢而空。那些抢了红薯的人，抢到就塞进嘴里，边走边吃，没有一个是抢到就跑的，更没有一个付钱的！
文革初期，母亲被厂里的工人造反派关起来，不准回家。那天快天黑了，我在临街的窗口张望，还不见母亲身影，却看到她的一个同事走来，对我高声喊道：你妈关在厂里了，你给她送点吃的！
我装了一盒饭菜，送到母亲厂里，却没有见到母亲。几个带红袖标的男人恶狠狠地问我：你晓不晓得你妈出身地主？你晓不晓得你妈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你晓不晓得你爸是右派？
离开工厂回家时，天已黑尽，街上行人稀少。想到母亲肯定已经为这些莫须有的 “罪名” 受辱甚至挨打，他们还不让我见母亲一面，我的眼泪在黑暗中奔涌而出，后来索性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突然，耳畔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小妹儿，你这么伤心，遇到啥子事了？我泪眼朦胧，瞟到身边冒出来一个高大的男人身影，大惊，立刻朝着家的方向奔跑。那是我一生记忆之中，唯一的一次放声大哭——因为苦难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母亲才回到家里。她回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样子凄苦又呆木，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她经受了什么样的侮辱和折磨，我不敢问她。问她，她也不会告诉我。
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母亲开口了。她对我说，她那时候想自杀，可是想到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她的责任未尽，她决定活下去。是的，母亲在空前的艰难和屈辱中活下来了。可是，写下这样的生活，除了重启深潜的恐惧和悲伤，甚或带来更多的不堪之外，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母亲的自传写到1951年，便终止了。
下面附上2007年我为母亲写的悼词，里面极度简略地概括了母亲后来的苦难。
悼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母亲即将远行，当此临别之际，我们悲痛难抑，追怀母亲。
母亲出生于1919年10月25日，逝于2007年11月8日，享年88岁，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算得上高寿，可是她老人家却一生体弱多病。
上大学期间，她因病辍学。解放初期，她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考进财经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省联社工作，不久，即因肺结核退职，成为在家养病的家庭妇女。
1957年，母亲病体未愈，便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灾难。先是刚直不阿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然后在东北工作的大哥因父亲的问题受到刺激，成为精神病人。紧接着勤劳而慈祥的爷爷也因父亲的问题，被污为“逃亡地主”，五花大绑地押解回原籍合川，接受所谓的“管制改造”。
父亲被剥夺了工资，送往劳教农场劳教。我们全家顿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
母亲这时挺身而出，毅然决然，以自己瘦弱的身体，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成为两家集体所有制工厂的会计。每天下班以后，她都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二哥看到这种情况，决定退学做工，帮助母亲养家。深明大义的母亲苦口婆心，力劝二哥返校。最后通过学校校长和老师的帮助，让二哥重新坐回了课堂。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困难时期中，母亲为了养活我们，拣过煤渣，拾过烟头和废纸，挖过野菜，在农民收过白菜的地里，寻觅过丢弃的老菜叶。她还沿街卖过香烟，她肩上挎的用来装烟的小木箱里，总共只有不到一条烟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关在厂里，不准回家，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她曾经想到过自杀，可是，想到她的孩子们，她感到责任未尽，必须活下去。
母亲这一生含辛茹苦，历尽磨难。可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把儿女和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总是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她仁慈善良，刚毅智慧；她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她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她的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的表率，引领我们前行。
亲爱的母亲，愿您的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