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最高法院将听取关于密西西比州15周堕胎禁令合宪性的口头辩论。该禁令没有将强奸或乱伦规定为例外。本案同无数遭受强奸的女孩和女人利害攸关——包括那些和我一样被父亲、叔叔或其他家庭成员强奸的人。
我第一次被父亲强奸是在10岁生日的清晨。那不是最后一次。这件事给我的冲击严重到我出现暂时失明，就在即将开始五年级学业几周前。学年开始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一大堆医生——以此为借口去掩盖他的性暴力造成的创伤导致我身体停转这个事实。
我身体上承受的痛苦包括严重的偏头痛、脱发，甚至出现白发——我那时才只有10岁。其他女孩渴望青春期的时候，我却厌恶它。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容器。有人从我这里夺走了它。我生活在恐惧中，害怕夜晚，害怕卧室门外的脚步声。
我总是藏进壁橱——我会找到最深处的角落，拿着手电筒坐下来，看书，摇晃身体。直到几年后，16岁的我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才明白，在这些经历之中，我不由自主地摇晃是压力和焦虑的表现。
我父亲的财富、社会地位和他所扮演的尽职尽责的父亲角色掩盖了他的侵犯行为。我上的是纽约市的精英学校，在一所著名的学院学习芭蕾舞，上过小提琴和网球的私教课。父亲从不缺席家长会。然而，这种正常的外表掩盖了私密的家庭暴力，这始于多年前他对我母亲的身体虐待。有时他的暴力行为会导致她住院。
12岁那年，我怀了父亲的孩子，做了流产。在我们去医生办公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父亲在我的年龄和怀孕原因方面撒了谎，他告诉医生我15岁，我和男朋友作出了鲁莽的行为。父亲摇了摇头，向医生解释说，作为一个单亲爸爸——父母当时已经离婚了——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我太不听话了。两个男人似乎都对我表示鄙夷。多年来，父亲的谎言所带来的耻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是一种刻板印象，源于对喜爱冒险、高度性化的黑人女孩的叙事。
我的羞耻从来都不是因为堕胎。我始终感激那次怀孕被终止了。我很幸运，我的身体没有受到父亲带来的额外创伤——换了今天，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和法院会把这种创伤强加给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强迫或期望一个孩子怀孕和分娩，也不应该让她们对堕胎感到悔恨、内疚、怀疑或不安，更不用说强奸或乱伦的情况了。
正如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在1973年“罗伊诉韦德”一案的多数意见书中所承认的那样，出现意外怀孕情况时，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
最后，我的出路是在15岁时离开家庭的经济保障。这也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但这并不容易。当我离开时，我只有10美元，也无法使用我父亲为我保留的储蓄账户。我在斯塔滕岛的一所公立学校注册。为了养活自己，我为一对非常善良的夫妇打扫房子。我住在一个未完工的阁楼里，吃豆子、米饭和金枪鱼罐头勉强度日。为了从父母那里赢得自由，我上了法庭，忍受了准备不足、冷漠无情的律师盘问我小时候被强奸的经历。
作为讲授宪法和生物伦理的法学教授，作为童年的时候经历过强奸、怀孕的人，我深刻意识到当前堕胎禁令的严重危害。
在得克萨斯州，根据州参议院第八号法案，堕胎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该法案禁止大多数怀孕六周后的堕胎，而此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就像密西西比州的禁令一样，它对强奸或乱伦也没有提供例外。
鉴于最高法院本周审议的重要性，以及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张牙舞爪的幼稚言论——他说通过严厉打击犯罪，强奸将在他所在的州消失——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话。
这位州长设想他可以“把得州街头所有的强奸犯都消灭掉”，但就像许多施暴者一样，我的父亲在社区里受人尊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深受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爱戴。另一方面，我感到孤独和恐惧。我不仅遭到了性虐待，身体也受到了伤害。父亲威胁我保持沉默，并让我“咬紧牙关忍住”。
没有人愿意公开写出这样的经历，暴露自己的隐私，回顾童年的创伤。这可能是乱伦的经历者不愿意站出来的一大原因。即使我们的社会对性侵犯和性虐待这样的事情态度变得越来越理性，亲历者往往还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念大学的时候，一位著名的教授警告我，永远不要说出或写下我的经历。他相信我有光明的未来，分享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对我和我的职业带来伤害。
然而，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相关立法缺乏同情心，而且何其傲慢，这些都需要我们出来做回应。
通过这样的法律，这些州实际上迫使女孩们背负起欲望的负担，迫使她们中的许多人冒着健康的风险——甚至是死亡的风险，继续怀孕。这就跟征兵一样，这些州强制征召强奸和乱伦的经历者，让她们去承受更为巨大的负担。去承受对身体和精神的再一次毁灭性打击。将她们的生命与强奸犯的生命联系起来。这一次，是州议员强行征用她们的身体。
这场以怀孕为形式的征兵，是一场国内战争，这些州让女孩子们在战场上自求多福。它们非但不提供援助和照顾，还往往惩罚那些在经历了性暴力后离家出走的女孩。在一些州的青少年惩戒系统中，超过八成的女孩是性暴力或身体暴力的受害者。对于这些女孩中的许多人来说，她们的出路不是从青年时代到大学和研究生院，而是到少管所，甚至可能是监狱。她们的生命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拯救。
堕胎禁令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州立法或州权利，它也代表着对自主、自由和自治这些基本原则的攻击。正如布莱克门大法官在1986年重申罗伊案裁决的多数意见书时所说，“很少有什么决定比终止妊娠的决定更私人、更私密，或者对个人尊严和自主权更为基本的了。”对强奸和乱伦没有例外的堕胎禁令，是一种极其残忍和不道德的立法。
出于这些原因，对于最高法院来说，眼下是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发布纠正意见，并表明在这方面，道德世界的弧线可能很长，但正如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预言的那样，它趋向正义——其中包括对女孩们的保护。
- Michele Goodwin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法学教授，也是该校生物技术和全球健康政策法律中心及其生殖正义倡议的创始主任。
- 翻译：晋其角、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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