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在上海病逝，今天是鲁迅逝世85周年。
“我从昨日起，已停止吃青椒，而改为胡椒了，特此奉闻。再谈。”
鲁迅和爱人许广平日常通信会说些什么？常人想象中，一定有许多不得了的内容，毕竟，这是奠定了20世纪中国思想高度的伟人，和他最亲密的知己。然而透过这些最真实的信笔写就的文字，两位有血有肉的平常人出现在读者眼前。青椒、胡椒一段，即出自鲁迅1926年9月20日寄给许广平的信，许广平对此认真回应：“菜淡不能加盐吗？胡椒多吃也不是办法，买罐头补助不好吗？火腿总有地方买，不能做来吃吗？万勿省钱为要！！！”类似的对话，出现于绝大多数往来书信之中。
鲁迅书信手稿
鲁迅和许广平的100余封通信被编为《两地书》出版，按他们书信往来最密集的三段时期分为三集：第一集时限为1925年3月至7月，二人均在北京，尚为师生关系；第二集为1926年9月至次年1月，二人已明确爱意但分别在厦门和广州工作，尚未开始共同生活；第三集为1929年5月至6月，二人婚后的第一次短暂分别，各自在北京和上海。
不同于鲁迅其他作品让人有些喘不过气的思想密度，这些和爱人间的书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平淡而有真趣。防蚂蚁的小窍门、对某种新奇水果的见闻、互劝对方给学生上课偷点懒也无妨、家中琐事……不一而足。信中一贯的幽默，对政治、人生等严肃问题的深刻思考，又无处不让人感到熟悉的鲁迅气息。如同一杯咖啡，虽加糖加奶“冲淡”许多，却别有一种风味。
《鲁迅》剧照
这些书信在鲁迅生前就曾公开出版，他自己解释，信中内容恐怕要让窥探隐私或是想获得什么大启发的人失望了，“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他们出版这部书，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纪念”“感谢好意的朋友”“留赠我们的孩子”。
还有一层在于，众人对二者的关系十分好奇，他们自觉坦荡，那不妨公开，也可消散许多流言。据著名鲁迅研究者王得后先生比对信件原稿和鲁迅许广平编辑、审定后的版本得出结论，公开内容虽隐去了一些具体人名并做了措辞上的部分调整，但于原信思想、内容、语气都无影响。且后来二人的孩子周海婴主动把信件原稿影印出版，供学界研究，也尚未有人从原信中发现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这一部书信集最独特的意义，是让人们真切地了解许广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两地书》于鲁迅的全部作品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却几乎成为许广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这位小鲁迅17岁，因在女师大搞学生运动而与老师相识而日后相知相爱的现代女性，曾长久以来遭受着误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她是凭美貌或“年轻”而获得了鲁迅的特别关注。
但通读三集信件，无论是第一集中抬头称呼作“鲁迅先生吾师”的时代，还是第二集改为“My Dear Teacher”，再到第三集中更进一步写为“EL. Dear”（EL为德文Elefant“象”的缩写，白象是许广平对鲁迅的爱称），许广平信中自始而终的平等交流态度、无可掩饰的才气与清醒的头脑，都让任何一位读过这些信的读者觉得许多流言不攻自破。
1928 年3 月16 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生活中许多重大选择，例如在哪一城市生活、去何处任教，家庭关系如何处理，鲁迅都会征询许广平的意见，并且也坦白自己性格中妥协乃至优柔寡断的成分，请求许广平给出她的明智而决断的意见。某种意义上，这对夫妻是“互为师生”的。
母亲曾为鲁迅包办过婚姻，鲁迅为此遭受巨大的痛苦，以至于长久以来对爱情不敢有所求，他在信中对许广平倾诉：“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这位“骨头最硬”的人，心中却也有柔弱隐痛之处。与许广平长期相处，获得了她的支持与鼓舞后，让鲁迅终于发出了呼喊：“我可以爱！”
然而倘若和其他许多“情书集”比较，弥散于《两地书》的基调气氛，不是甜腻，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苦闷气息。
1926年8月，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追捕，受邀前往厦门大学任教。按理来说，到厦门本是一件积极的事，既换了一个舒适且安全的环境，又暂时衣食无忧，相比于此前的狼狈境况是好多了。可在鲁迅致许广平的书信中，看不到对生活的“感激”，而是一贯的带有批判和反思的调侃，讲述着这所学校如何“乱花钱”，肯定“办不好”，学生们如何不行，教师们如何“如丧家犬”，以致“越看越不行了”，每隔几封信便要提出自己恐怕将在厦门待不久了。
今日风景秀丽为人称道的厦门大学校园，在鲁迅的信中却被称作“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调侃中有些纯粹是幽默，但遍览之下，鲁迅一贯的带有悲观色彩的人生态度不可掩盖地显露出来，似乎是洞彻之后而明白，此处并不会真的胜于彼处，此时也并不能真的胜于彼时，一切的“希望”终究还是会落空。
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许广平并没有“矫正”鲁迅，给予他热情、乐观的“阳光”，鼓舞他一切向好处看。她对生活的理解其实和鲁迅颇相通，二人在此方面颇能“谈得来”。在许广平和鲁迅的第一次通信，亦即《两地书》中编号第一的信中，她就如此诉说：“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鲁迅的回信也并不顾忌是否要给这位前来求教的青年人一些“积极”的见解，用其特有的风格直截了当地表示：“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
在最初的几封通信中，谈到运动中变节的学生，许广平给予了极严厉的斥责，对平常的多数同学，她也毫不客气：“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太差，而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如此例子还有许多。可见，许广平绝不是遇事遇人皆往好处想的“善良”而无知的那一类“女学生”，其对人生的认识，以及性格中的疾恶如仇、倔强、骄傲可见一斑。以鲁迅的地位和魅力，对其有仰慕之情的年轻女士一定不少，他独和许广平发展出更深的情谊，并非偶然。
鲁迅、许广平夫妇与儿子周海婴合影 （ 摄于 1930 年 1 月 4 日）
时事之外，甚至对二人的关系，他们也并无任何热恋中人的盲目乐观。谈到婚姻时，鲁迅并不讳言自己的观点，说婚姻乃是“大苦”，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无奈办法。至于养育孩子，更是喻为灾难——虽然他们后来也有了一个孩子。对这些观点，许广平并未表示失望或是不解，因为她知道鲁迅是出于一种整体的人生态度发的议论，而她的人生态度正是与之相近的。鲁迅曾总结和许广平的感情：“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这种深因，或许正是两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共鸣——他们都拒绝以“瞒”和“骗”的方式挨过痛苦，而宁愿清醒却难免受难地生活。
鲁迅研究者王得后通过分析确定，二人定情应该是1925年端午节前后。他把这个发现与一位前辈提及，那位前辈立刻想到《伤逝》正是作于这前后，王得后记述：“他查了一下时间就深情地缄默着。我似乎懂得了一点什么，然而，我又说不出。”这是极有深意的一点。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逝世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但其气氛甚至比不少令人苦涩的批判国民性的小说都更为灰暗伤感，无数人读后曾为之落泪。文中的男主角史涓生是一个恰恰与英雄相反的形象，他性格中的懦弱与彷徨是子君和他最终爱情悲剧的重要因素。当一个人终于找到了自身的挚爱并与之定情的时刻，没有激动地庆贺，却做出了那样一篇沉重的文章，难道不说明他的许多心情吗？
鲁迅逝世前，曾为海婴留下了著名的“不要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实际上，在《死》一文中，也有一条写给许广平的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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