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这是龙应台所著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题记里的一句话。这本书通过国共战事幸存者的讲述，记录了那场战争带来的骨肉分离。其中一名幸存者是作者的母亲美君，她离家时以为，只是与自己的母亲和刚出生的婴儿暂别，结果却被一道海峡隔了差不多一辈子。同船的一位军官安慰自己，“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但“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8月16日，喀布尔，数百人围着一架正在沿着跑道移动的美国空军C-17运输机一起奔跑。via Associated Press
那是关于另一个世纪里的另一场战争，但它也可能是关于这一场，或下一场。任何一艘船都可能是最后一艘，任何一架飞机都可能是最后一架，要么在挣扎中死去，要么流落异乡，寄人篱下，心口上烙下一道永远不能痊愈的伤疤。
它可以发生在今天的阿富汗。塔利班的队伍开进首都喀布尔后，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正在滑行的飞机，慌乱奔跑的人群，有人扒在机舱外，飞机升空，看似有黑色小石子从飞机上坠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那是人，想要抓住最后一线生机却因此送了命。至少有六人在这场混乱中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阿富汗国家青年足球队球员，穷人家的孩子，勤学苦练进了国青队，死时只有17岁。
它可以发生在1975年的越南。著有多本越战回忆录和小说的美国越南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写道，看着阿富汗发生的事，“我想起了我从越南难民那里听到的所有故事：‘我的整个生活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毁灭了。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还能回家吗？我还能再见到我的父母吗？我要去哪里？公路的两个方向都被封锁了。我该怎么活下去？’”
在2010年代，这是关于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的难民们的故事。而在去年中美关系降到冰点又赶上疫情高峰、中美断航的时候，很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甚至担心，即使没有战争，这也可能是我们的故事。
美国华裔作家谢汉兰(Helen Zia)在她所著的《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中，记录了四个家庭在1949年逃离中国的历程，其中包括她的父母。谢汉兰在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民国时期一本杂志中的一句话：“逃难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之一。我们擅长逃难。摆脱困境的最佳策略是逃难。这可能是你自救唯一的办法。”
尽管对于当年逃离上海的人数并没有确切统计，但谢汉兰在书中写道，“1949年香港人口翻了一番，仅这一年就增加了100多万难民。在台湾，大约有130万到200万‘大陆人’来到了这个满目蛮荒的小岛。”
即使成功脱身，难民的命运仍然无法由自己决定。在麦卡锡主义阴影下，谢家来到美国后险些在1955年被遣返，只是因为三个孩子尚小才得以幸免。“但离开上海仅仅是个开始。大多数移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受欢迎，”她写道。
谢汉兰和阮越清在为时报撰写的观点文章中都呼吁美国负起责任，接纳和善待难民。但在如今政治两极分化走向极端的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反移民的强音已令这样的前景显得渺茫。而同样参与了阿富汗战争的欧洲国家也正在急着对难民关闭大门。
战争的发起者可以假装这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与自己无关，伸出手只是为了人道，转过头视而不见也无妨。但战争的牺牲者，那些命如草芥的平民，面对时代的泰山压顶却无处可逃，只能与无常的命运死扛。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今生从未遇到过战事，很多人或许因此坚信自己生逢盛世，手中握着的岁月静好坚不可摧。可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押住同样的韵脚，逃难的苦痛是个跨越时空的永恒情节，不同的只是悲剧的主角总是看似随机地在你我他之间轮转。
距离8月31日美国全面撤军的截止日期只剩数日，美国仍在阿富汗争分夺秒执行撤离。在美国国内，一些当年逃难赴美的越南难民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做好准备敞开家门，迎接阿富汗难民——有着同样伤疤的人们懂得对方的痛。但这种痛真的是必须亲历后才能懂得吗？平凡如你我，谁又不是被历史毫无章法的脚步肆意踢着走的石子？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谁又能说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从飞机上掉下来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