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多数加拿大华裔都感受到了歧视或者被歧视的危险，也担心随着国际关系的恶化而令歧视加剧，却又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望洋兴叹。然而，许多人忽略了一点，国际关系与歧视的关系是相关性，而非必然性。理由很简单——加拿大及北美历史上对华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十九世纪开始的歧视完全与两国关系无涉。细究历史和现状，与歧视必然相关的是加拿大华裔的政治地位。
“选票说话”，就是要增加投票率。三级选举时，选举局会统计选民投票的情况，包括各选区投票率、各族裔投票率等。这些数据中少量的会公布于众，全套的分析会交给各政党。比如2019年大选次日，BC省选举局即发布了本省各选区投票率排行榜，垫底儿的是华裔集中的几个选区。
担任过民主改革国务部长的傅磊才(Steven Fletcher)早年间曾说过，“华裔选民投票率在选区内平均只有10%至12%左右，而华人对选区投票冷淡，减弱华人原本已经非常有限的政治影响力”。媒体在分析大温地区投票率后，得出“华人人口与投票率成反比、南亚裔促动投票率”的结论，而加拿大选举局也曾将这种反比关系数量一个选区中，华人增加10%，投票会降低1.7%。
事实上，通过近些年社区的发展，华裔的投票率在提升，不过仍低于平均值，与“优等生”的差距更大。如加拿大统计局给出的2011和2015年的东亚裔（华裔属于东亚裔）投票率分别是59.8和64.1%，明显低于南亚裔（印裔属于南亚裔）72.4和80.5%。经常被各界表彰的“穆斯林的投票率”有多高呢？根据2015年大选后的安省民调，大选期间穆斯林投票率是80%左右。
与此同时，特鲁多批评国税局以反对伊斯兰恐怖组织洗钱的目的去查一些穆斯林的账户是恐伊症。恐华、恐伊都不对，但显而易见，政界一面在制止恐伊症，却又在一面默许（甚至是推动）恐华症。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勇气”？！
从历史渊源来看，加拿大华裔的投票资格是先侨抗争数十年、用生命换取的；从眼下局势而言，华裔提升政治影响力关系到麦卡锡主义的苗头是否能被遏制。因此，选票说话很重要。
如拙文（加拿大国防部长声援被歧视印度裔）所指出的，华裔政客在当选后对华裔社区不够关心、表现无力。但是，必须要认识到，不仅华裔政客如此，几乎所有的政客都如此。反观印裔社区的待遇就很不同。遭遇种族歧视时，印裔社区不仅获得印裔政客的保护，还获得其他政客的声援。穆斯林社区在这方面的状况就更好了。
为何同样的政客，在对待不同社区差异如此巨大？这不仅仅是投票率的问题。要知道，华裔社区的投票率虽低，却并非没有选票，而许多华裔集中的选区中，当选的政客是靠华裔的选票及一些华裔选民、社团的资金支持才上台的，并且，他们在以后的选举中，他们一定会继续去争取华裔的选票和资金支持。
这种一边消费华裔选票、资金，一边又毫不在意华社的状态的形成，与华裔选民对政治的认识不足、对政界的诉求太低有关。拙文（加拿大华裔选民们，如何让政客在意我们的诉求？）已做讨论。归结起来，华裔选民应该对政治的清明有要求，“相信爱情，才能遇到真爱”，而非默许无情无义、丧失底线、浑水摸鱼、寡廉鲜耻、胆小怯懦、见风使舵等等；对政客有诉求、要求他们当选后要办实事，对他们的要求要一以贯之、不能前松后紧，不能仅仅满足于民选官员开业剪彩、社团活动讲话、吃吃饭、拍拍照。
对政客有诉求，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投票前向他们提问。比如，2018年本省市选时，我曾发电邮向三联市几十位议员候选人提问“如何看待大麻法案，当选后如何规划本市的大麻店”，并告知他们答案将公布在中文媒体。除了现任高贵林港的市长要求面谈之外，其他所有电邮送达的候选人都给出了回复。提问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我决定给谁投票，更在于让候选人们知道部分华裔选民最在意的是什么。再比如，2019年加拿大社科院资助出版的《穆斯林投票指南》中列出了几个对穆斯林社区关系重大的问题并给出对各党派相关表现的详细分析，不仅为穆斯林选民们投票指明了方向，也令政客看到了从政的方向。
政客也是普通人，他们很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他们有诉求，他们才能更清晰地明白工作重点。
这次大选中，我们会继续这一方式，向华裔较为集中的BC省、安省、阿省等选区的所有候选人发出关乎华社安危、平等的基础问题，要求他们回复，并将答案和各政党竞选纲领、各候选人简介以中文的方式在加拿大华裔投票促进会网站（ccgtv.org）公布于众，令候选人了解部分华裔的诉求，也帮助华裔选民更好地掌握相关信息。
2021年的联邦大选是历届大选中为期最短的一次，只有36天。如何在36天中凝聚力量，实现华社投票率和投票质量双重提高的目标，要靠每一位华裔加拿大人的努力！
有思想才能有行动。大家要广泛传播投票理念，令投票、关心时政成为华社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