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支持香港“占中”，后来被港独势力利用，可说是他的政治误判，伤害到他一生坚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他在台湾被誉为“反共斗士”，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学术成就被简单粗暴地虚化成“不对强权低头”，被台独利用。反而他在中国大陆的粉丝最多，著作最畅销，影响力最大，在学术界留下深远的烙印。
余英時獲克魯格獎肯定。中央社記者林芥佑華盛頓傳 6.12.2006
余英时获“人文诺贝尔奖”：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图：中央社）
史学大师余英时八月一日在普林斯顿寓所的睡梦中去世，消息传出，两岸三地都有显著的报道，且有众多学者缅怀，印证他一生的学术贡献，受到海内外中国人的肯定。余英时在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文学（《红楼梦》）等众多领域都有独特和开创性的研究，出版著作六十多种，几乎要追上他的恩师、“一代宗师”钱穆先生的论著数量（八十多种），论文近五百篇。余英时主要著作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无论从研究范围、研究水准、研究数量来说，都是相当罕见，是当代学者中最完美达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治史之宗旨的殿堂级人物。
有意思的是，两岸三地都尊崇余英时，但却有完全不同的余英时效应。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士人精神与责任
香港是余英时的学术启程地，也是余英时短暂学术界“为官”的地方。他在香港有学术知音，即使在仙逝前夜，他最后通话的物件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这是一种奇特的缘份，新亚书院和中大是余英时一生挥之不去的“学术原乡”，而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也是余英时一生喜欢并时常投稿的学术文化杂志。但是，殖民地的香港和回归后的香港，却难以成为余英时学术思想影响之地。最终，香港在余英时去世后的大部分社会集体回忆，就是他支持香港“占中”的那些采访和零星的话语，而这些基于反共情怀而随意阐述的政治见解，不但在香港引发争议，甚至被港独运动利用，不能不说是余英时的政治误判，且伤害到他一生坚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台湾是余英时学术地位最受尊崇的亚洲之地，也是余英时最为赞许的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的地方，因为他的恩师钱穆、他最崇拜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之都在台湾，以至于一直批评他的李敖称其为“中华民国未亡人”。余英时在一九七四年就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十届院士，年仅四十四岁，而当时中央研究院都是耆老，余英时能够跻身其中，显见其学术成就获得了老院士们的青睐。一九九一年，余英时获得台湾行政院文化奖；二零一四年，余英时获得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思想被台独利用
余英时的不少学生，已经成为台湾学术界的翘楚和领袖。但是，余英时的学术思想影响在台湾如同在香港一样，并没有深入到台湾一般的知识阶层。而不能否认的是，被台湾誉为反共斗士的余英时，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学术成就被简单粗暴地虚化成“不对强权低头”，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眼里的“知识分子典范”，正在被台独运动利用，这是相当可惜的。究其原因，余英时在台湾没有践行他主张的“把眼光从官方移向民间”。
余英时著作在中国大陆的简体版：在神州大地受欢迎
余英时在七十年代末走访一次后发誓永不再踏足的中国大陆，却是余英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发挥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吊诡的是，余英时是海外反共最为坚定的学者，但中国大陆当局却能网开一面，让他的学术书籍在大陆出版发行，并多次邀请他再对大陆进行学术之旅。余英时对大陆的影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跟香港台湾一样，余英时与中国大陆顶级学者和知识分子有深入的交往，不管他们是体制内学者，还是流亡海外的精英。余英时在普林斯顿的家也是大陆学者最想造访的地方，产生出无数富有启迪性的对话。中国大陆老一辈的大师级学者，都对余英时赞誉有加。
余英时相当推崇史学大师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陈寅恪在读到余英时讨论其《论再生缘》的文章后，赞叹他是“知音”；余英时去国后唯一一次访问大陆，就与钱钟书先生见面，后费孝通率团访美，余钱再续前缘，钱钟书在余宅高谈阔论。两次会晤的经纬，余英时在钱钟书去世后的纪念随笔中详细提及，余在该文中高度评价“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而对于余英时，钱钟书的评价是当今海内外学界的第一人。
余英时对大陆第二方面的影响则贯穿整个大陆学术界，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大讨论的开放时代，余英时对大陆文革后新生代学者的影响相当广泛。记述此事传播最广的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葛兆光在二零一八年写的随笔《几回林下话沧桑—我们所认识的余英时先生》，它讲述了一九八七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后对大陆知识界的冲击，人们从古代的“士”中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应该秉持的“社会良心”以及维护“人类基本价值”（比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责任。换句话说，余英时如果能超越自己的“坚持”，多去几次大陆“传学术薪火”，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要大很多。事实上，今天的两岸三地，虽然大陆的政治形势最为严峻，知识分子再度边缘化的现状也令人担忧，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复兴这个角度来看，希望仍然在大陆，而不在台港。也就是说，余英时一生学术成就的未来传承是系于他念念不忘的中国大陆。毕竟，像余英时那样可以自豪说出“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一代宗师，在海外也逐渐凋零尽了。
五十年代中期，遭美国驱逐的中国“航太之父”钱学森被美国军方称为可以抵上五个美军师；而余英时五十年代中期到哈佛读书时，哈佛如获至宝。当年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六零年访问哈佛，感谢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对新亚书院的经援，哈佛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赖肖尔（美国驻日大使、日本问题专家）就回应说，哈佛得到新亚书院的余英时一人，就已经值回票价。事实也是，余英时在哈佛求学期间就展露头角，学成后先后成为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或者讲座教授，是美国哲学会院士，曾获得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二零零六），其研究对美国汉学界影响极大。余英时仙逝后全球各界的反应恰恰印证老子《道德经》所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余英时一九三零年在天津出生，在安徽农村度过青少年时期后辗转多地，最后上京求学，在燕京大学读书，后因为到香港探父病而滞留香港。他的学术生涯起始于香港新亚书院的五年求学时期（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五），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并将传统中国史作为毕生的志业。之后渡美留学哈佛，师从杨联升教授主修中国古史，副科跟随费正清、史华慈两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一九六二年以《东汉生死观》的论文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
难忘新亚书院岁月
显然，新亚书院的岁月，是余英时在学术上起飞前的训练基地，有抹不去的回忆和留恋。为此，他在美国度过学术生涯研究的大部分日子，当中却有短暂的时间回到新亚书院任院长，同时也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在晚年的政治判断上虽有瑕疵，但余英时确实是海内外硕果仅存可以一肩担起中国文化传承的大师。当年他的恩师钱穆先生去世之时，余英时写到：惊悉钱宾四师逝世，悲痛之余，新潮汹涌……都说他是在很安详的状态下去的，这正是中国人一向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如今，海内外哀悼余英时先生辞世的人，不妨读一下他悼念恩师时写下的这些文字，也会对余英时先生追随钱穆先生“无疾而终”，感到一丝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