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早去工业化了吗？我们真正的短板是什么？

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 张斌

中国当下的经济画像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画像。农业时代，经济运行的特征是周而复始。尽管朝代更迭、人口起落，但拉长时间周期（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农业经济循环后总会回到原点，真实生产率、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在工业时代的高峰期，人均GDP、经济增长则一路高歌，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贸易顺差等现象都有可能出现，经济比较容易过热。

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哪些经济特征？

第一，2012年之后，GDP增速持续单边下滑。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之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转折性的、结构性的变化。

第二，生产结构明显变化。工业化高峰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始终快于服务业；但最近5-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不仅持续小于服务业，且差距在不断扩大。

第三，支出结构发生变化。投资率在经过高峰期的攀升之后，最近十年增速不断下降；而消费率则与之相反，增速由持续下滑转为持续抬升。

第四，经济从“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 工业化高峰期，经济“易热难冷”，经常出现通货膨胀；但最近十年，经济则“易冷难热”，政府开始更多关注“保增长”等目标。

总结来看，近十年中国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高歌猛进的增长态势，工业部门、出口、投资减速趋势明显。这其中大部分现象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重现。实际上，中国一系列重大宏观指标的共同转向并非偶然，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的相似经验也非偶然，转折背后有着相通的线索。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连锁反应

故事的开端是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国际元以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此前，温饱是家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家用支出中增速最快的是食品类支出。随着食品支出逐渐饱和，2005年-2012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增速最快的品类是家用电器、交通通讯和服饰品类，而食品、教育娱乐、居住消费、医疗保健等增速较慢（图1）。

图1 2005-2012年家庭消费支出结构

而2012年以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速则跃居第一梯队（图2），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在从制造向服务转型，消费品质明显升级。而消费升级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图2 2013-2019年家庭消费支出结构

第一个连锁反应是传统制造业重新洗牌。消费支出结构的转型，必然推动供给端做出相应调整，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逐步慢于营收增速。在工业化高峰期（2000-2012年），工业部门营收增速高达22%；但2012年以后，则下降到7.3%。工业部门利润增速过去接近30%，但现在不足7%。营收和利润增速陡降，使得制造业企业压力凸显，传统制造业部门面临重新洗牌。所以近些年，不少小微企业濒临破产，被迫退出市场；但大企业市场份额反而不断扩张。所以消费转型带来的第一个连锁反应，是生产端、供给端的转型，并产生了破旧立新的力量。

第二个连锁反应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崛起。什么样的部门在新环境下更有发展空间？必然是与消费升级相关的产业，也就是教育、医疗等偏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而非餐饮、旅游、住宿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需要大量的技术、专业知识作为支撑。而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同样也需要依靠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无论是研发、基础教育、新型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等，都需要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作为支撑。

从图3可以清楚地看出，过去几年行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越高，行业增长越快。

图3 人力资本密集度与行业增速呈现正相关

第三个连锁反应是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化。除了劳动力、企业要面临竞争，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在进行激烈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竞争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因为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差异性强，会有更大的多样性、更低的学习成本、更高的学习激励和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比如一个高级的寿司师傅，在小城市可能找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但在大城市就可以获得高收入。因此在城市竞争过程中，大城市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也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从消费升级、个人成长等各角度来看，大城市都更具有竞争力。所以近些年城市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不再只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更多是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也就是大都市化。

从图4也可以看出，城市越大，人口流入速度就越快。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淘汰过程，目前我国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数量远远少于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大量城市因人口流出、产业下滑，而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地方财政紧张、公共服务不足、坏账问题突出等。

图4 城市规模与人口流入速度正相关

第四个连锁反应是投资放缓。在工业化高峰期，工业部门的高投资增长带动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当工业部门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带动全社会投资增速下滑，投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以“铁公机”（铁路、公路、基建）为主，现在则更多转向城市公共服务类投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比接近50%。

第五个连锁反应是经济增速下行。工业化高峰期后经济增速放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中国在转型中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很多高收入国家在类似的段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从生产率加总效应的角度来看，无形的学习（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要慢于有形的学习（传统制造业），所以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比较困难，这会带来加总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去能带来增长的城市或企业，目前面临被淘汰的压力，这会加快全社会的资本折旧，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另外，政策不配套也会导致一些部门的资本积累不足，投资潜力得不到发挥，这也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行。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来自于工业部门。

总结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情况基本一致，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中国过早去工业化了吗

由于方法论不同，宏观经济研究的结论差别较大。为此，我们参考医学体检的框架，以发达国家的规律性现象为参照系，再将中国的一些结构类指标放到参考系中寻找异常，对异常指标展开分析，并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异常体现在就业领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考虑到农民工未能充分纳入就业统计，可能低估了市场化程度较高行业的就业。但我国市场化程度低的行业，就业率依旧偏低。数据修正后，仍然存在近3亿农民工无法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这是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与高收入国家差异最大的地方。

关于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成长。但工业部门的减速是否意味着我国过早去工业化？

首先，我国工业化从高点回落的时点与高收入国家基本一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10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35%-40%时，工业化会渡过高峰期，经济活动从制造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转移。这与中国经验高度一致。实际上，从研发投入、专利生产数量、生产过程和出口产品复杂度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进展情况总体良好。大家从日常生活中也能感知，虽然我国尚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制造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判断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从图5可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德国、法国等，工业化高峰期之后十年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平均为30%，2012年-2019年，中国均值也是30%，是非常标准的水平。

图5 主要高收入国家工业化高峰期后十年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

那么，是否要稳定中国制造业份额？我认为无需过于担心。我们先来回想农业升级，农业升级并非来自于农业部门本身的进步，而是要依靠工业、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所以在农产品需求给定的条件下，农业越发达，生产效率越高，资本投入越少，农业部门份额会越低。

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制造业。制造业的升级主要并非依靠制造业本身，而是会更多依靠服务业的“推”和“拉”。所谓“推”，指的是基础教育、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这些要素是制造业升级最有力的支撑。所谓“拉”，即如果我国在商业模式升级等后端支持服务方面可以做的更好，那么这将更有利于制造业升级。未来，制造业越升级，生产效率越高，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就越不会太高，因为不需要过多的资本投入就可以满足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所以，用制造业增加值份额来判断是否需要稳制造业，从发展规律来看，或许意义并不大。

转型过程中的真正短板

中国真正的短板：

一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相关领域就业增长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相同阶段的发展水平。

二是2.9亿农民工不能真正成为城市市民，高房价、看病难，上学难等城市病使得他们不能在城市安居，这背后反映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不上的问题。

三是基础科研找不到方向，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这也打击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上述因素之所以被定义为短板，有两层含义。一是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相比，这些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占比偏低，发展滞后导致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就业增长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制约了其他部门的发展，阻滞了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制约了人力资本的提升。

为什么会形成上述短板？

第一，先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激励机制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为什么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为什么不集中财力、政策、资源来发展经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完善公共服务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背后存在激励机制的问题。其次，用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政府如何知道哪些公共服务是最迫切需要改善的？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核心是建立被服务对象的问责机制。这一问责机制与市场中的价格机制类似。它一方面可以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如果政府无法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主要负责官员的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被服务者的声音可以传达到决策者耳中，明确哪些服务是最迫切需要被改善的。

第二，还有一些服务是可以交给市场去做的，但政府对其过度或不当的管制遏制了这类服务业的市场活力。要解决这一问题，按教科书开药方很容易，比如放松管制、引入公平市场竞争、健全问责机制等，但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这恐怕说明药方开得不对，可实施性不强。我认为这与目前的社会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在生活拮据的年代，社会很容易形成物质价值观，更看中满足安全、物资的需要，注重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形的制造业、基础设施等的发展。在这种价值观下，就会形成发展型的政府职能定位。而现在，要改变政府职能定位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还有一种价值观叫后物质价值观。如果人们从小生活条件比较优裕，那么就不太会特别看重一些有形的物质发展，而会更关注诸如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等的实现。这就是社会从物质价值观向后物质价值观的转换。

价值观的转换会带来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社会资本的增加，全社会的信任度会提高。二是民主问责的力量会增强。这些改变有助于纠正政府的过度管制政策、提升政府管制政策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而这种合理配置又能反过来促进收入增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很多改革之所以很难推进，很大程度上与观念的支撑力度不足有关，而这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认识到观念转变的困难之后，经济改革还是要推进，建议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要不畏艰难，积极尝试局部、渐进的改革。目前我们很难全面推开系统性、大规模的改革，因为很容易和现行观念发生冲突，难以达成共识。但我们要积极推进局部、渐进的改革，如建立试验区等，我国目前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积极尝试。二是要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的不安定，进而为新一代的成长留下更广阔的空间。这有利于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践改革，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