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开始就出现的仇恨及歧视亚裔的种族歧视风潮，因卑诗省甘露市的215具没有官方记录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孩童的遗骸发现，以及安大略省伦敦市20岁白人青年开车撞击穆斯林祖孙三代的恐怖袭击，而呈现出历史的长度和现状的广度。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大温地区被彭博社称为是“北美仇恨亚裔的犯罪之都”，而加拿大对原住民“种族屠杀”和“文化灭绝”的历史真相至今仍在黑洞之中，也让人们对“多元文化”国策产生疑问；而对穆斯林家庭的无差别攻击，更让人们对加拿大种族仇恨的土壤之深厚感到不寒而栗。
这些还只是极端的案例，而谁都知道，一件或者数件极端暴力仇恨犯罪的背后，是社会中泛滥著的种族歧视暗流。就以一份最新的民调数据来看，竟然有半数以上的亚裔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到形式多样的种族歧视，而有三成多的非华裔社群认为华裔对中国的忠诚超过对加拿大的忠诚。这样的数据诱惑，都导致一些别有用心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不断煽动“华人是外国人”、“华裔是统战工具”的谬论，甚至公然把无辜的华人纳入“有组织犯罪”的黑名单，公然践踏加拿大的人权价值，为种族歧视的扩大化推波助澜。
种族歧视者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尤其在歧视华人问题上毫无底线，就是因为看准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出现的“漏洞”，以及华人社区的软弱。这些漏洞和软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加拿大各级政府权力架构中的“系统性歧视”（这在UBC的研讨会中提出来的），导致非华裔政客甚至华裔政客，在面对种族歧视的风潮兴起前，无法对一些明显的歧视现象和事件及时做出反应，往往是沉默不语，以至于不少华裔政客都被种族歧视者“打黑枪”。这种情况，导致在种族歧视上的预防机制“失效”，不能将问题解决在“青萍之末”。非要在种族歧视造成很大伤害后，才“被迫反击”。要知道，在主动预防和被动反击上，前者效果要大很多。目前加拿大多元文化遭遇种族歧视问题的全面挑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预防失效”，或者根本没有“预防”。
第二，华人内部在政治立场、尤其是亚洲议题上的观点分歧，导致在对抗种族歧视上力量分散。而种族歧视分子就利用这种分歧，蛊惑“华人斗华人”，甚至公然让一部分华人为其种族歧视攻击“递刀子”。令人深思的是，有些华人本来是“斗士”，但是，他们可以对种族歧视者公然的“反人权行为”熟视无睹，而为了特定政治立场为他们歧视华人“添砖加瓦”。
第三，当华人受到种族歧视攻击的时候，其他人“袖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种族歧视分子轻松做到“各个击破”，甚至可以把整个社区打入“黑名单”。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四大自由”的普世价值内容：第一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第三个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华人社区可以在亚洲议题、甚至加拿大议题上有“左中右”的分歧，这都没有问题，但在四大自由的普世价值上，大家没有歧见；在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上，大家也没有歧见。
从总理到社区，大家都说系统性歧视存在，但却没有有效的因应之道，让一种暴戾之气深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一遇特殊的情况，比如新冠病毒大流行，暗流就变成了明流。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对少数族裔、外来宗教的“妖魔化”攻击，早就充斥在社会舆论甚至主流媒体中。但华人社区却噤声默认，这些都可能是未来导致种族歧视和屠杀的先声。
怎样才能维护没有恐惧的自由，包括每个人散步在马路上的安全，在咖啡店的安全，在地铁内的安全，除了政府的政策和法律的威严之外，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在最后，与大家分享二次大战时，德国牧师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曾经对“旁观者”的冷漠提出了警告：
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纳粹党来抓工会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
当纳粹党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
当纳粹党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他们都被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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