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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背后的凛冽寒光!还是老问题:“中国人是不是人?”

今天,西方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就碳排放问题,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新一轮攻击。

“中印两国为拜登减排大计增添变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大打太极拳”——看看这些个标题,很容易就能闻到那些笔杆子背后的一股火药味。

他们的枪口瞄向碳排放问题,从侧面证明这个问题是他们认为很有利用价值的所在。

这让刀哥想起2010年丁仲礼院士那段著名的采访——

 “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 

“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中国人就应当少排?” 

“维护发展中国的利益不是人类利益吗?” 

“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比你们(发达国家)雄心勃勃”。

十一年过去,丁院士的质问犹言在耳,碳排放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依旧寒光凛冽,随着拜登领导下的美国重归气变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这一议题的角力势必将更加激烈。

01

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新近审议通过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中,明确提出,从2022年至2026财年应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所谓“反制中国影响力资金”。说明白点,就是由美国政府砸钱干预,妄图在舆论上“搞臭中国”。

该法案还没有获得国会通过,一些西方媒体就已经闻着肉味来了。比如“美国之音”在用它的鼻子嗅了一遍之后发现,中国在气变议题上“赢得了(国际上)相当的赞许之声”,“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游刃有余的一个少有的亮点”。

对着这个“亮点”,“美国之音”火力全开,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高达1/4左右,是美国的大约两倍”,“早在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比中国早了20多年”,“中国的‘煤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涉及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而“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减排目标都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准”,中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使得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美国之音”还一个劲地撺掇说,中国“有能力使碳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左右”。

看看,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国,唯一主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约国,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两倍还多的国家,美国要教中国怎么节能环保了。

讲到最后,这篇文章直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称中国在气候议题上“压美国让步”,把气变问题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国际领袖地位”。

而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则把印度也拉进批斗会,称“2019年仅中国就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印度的煤炭消耗量目前位于全球第二”。

当年某主持人曾经质疑丁院士作为一个“科学家”,为何一直对气候变化做“政治解读”,不知道凭这位主持人的专业素养,看了上述西方媒体的文章,能不能从满篇的“政治解读”当中扒出一丁点“科学”出来。

该主持人还追问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丁院士则发出了“灵魂拷问”:“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02

减排,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离柴米油盐很遥远的国家目标,但实际上,它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长远看,这是我们早晚都必然要实现的目标,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对每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根本性的。

而且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早实现比晚实现要更有利。

但实现它的过程,也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努力,以及无数两难的选择。

恐怕很多人都记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市在去年年底的那一波“拉闸限电”。

以中国今天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存在电力生产能力不够的问题。

但是停电,的确发生了。

据介绍,这一方面是受到疫情之后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以及低温寒流叠加的影响,部分地区电力需求在短期内快速增长,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也存在个别地方为了促进节能减排,限制电力消费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到现在为止还是以煤炭消费为主,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占比已经从70%左右下降到去年的56.8%。

但这还远远不够。

先不说宏观层面,就说说对企业和个人,这意味着什么。

以燃煤发电为例,要转化为风能、光伏和水能发电,目前从技术上和设备上来讲,我们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储能和输送。

由于燃煤发电的一大优点是产能稳定,因此在输送方面,对电网要求不高。而如果改为风能、光伏和水能发电,由于存在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燃煤发电一样稳定,因此电网就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特别是远距离输送。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造全国电网得到部分解决,但不可能全部解决。

而改造电网又是极其庞大的工程,有没有其他办法?

有。

让企业搬到发电厂附近。

但是这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搬迁成本极其高昂,企业能否负担是个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能源发电厂所在地区可能本身生态就比较脆弱的地区,比如让一些山东的化工企业搬迁到甘肃,可能用电问题解决了,但生态问题又冒出来了。

更不用说,中国各地区发展还很不均衡,让企业搬迁是否能满足现实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本身就是个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清说,我们的确要争取更早实现碳达峰,但这也意味着要承担非常巨大的成本,在效率、发展和低碳三者之中,我们至少要取其中的两个目标,不可能为了一个而牺牲掉另外两个。

“西方一些媒体的想法很简单,认为你应该先把低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去满足发展和效率问题。”

对个人而言,目前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期待着住上大房子、享受各种现代化设备,南方人渴望冬天不用哆哆嗦嗦地围着“小太阳”取暖,在小城市的人盼望家乡能早日通上高铁,而大城市还有许多人在排队摇车牌号……

这些,都与能源消耗息息相关。

就以汽车保有量为例,在主要国家中,美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最高的,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超过800辆,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不到200辆,排在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伊朗、南非等国家之后。

当美国一些记者在四季恒温的空调房里,轻松敲下指责中国为何不将减排目标提前的文字时,他们实际上指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不住小房子,为什么不在冬天减少取暖,为什么要修那么多路,为什么出门还要开车。

他们根本不曾想过,中国人也是人。

03

围绕排放权的博弈,归根结底是发展权的博弈。

西方很多国家的碳排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达峰了,它们早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也停止了增长。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刚过60%,还有很重的发展任务,而美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或超过60%标准。

换句话说,许多美国家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用上了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大排量私家车成为出行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家庭两辆车、夏有凉风冬有壁炉的舒适生活环境,早在几十年前就实现了。

丁仲礼院士在节目中表示,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换句话说,美国等发达国家该发展的早发展完了,该排放的也早排放完了,理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中国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因也在于此。

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一家的发展权,更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福祉而站发声。

而且,恰恰是美国,最没有资格指责中国。

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至少三次“先承诺后毁约”的过程:

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09年,美国气候变化法案被国会否决;2017年,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

反观中国,自从提出目标,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们的进展,是肉眼可见的。

对此,西方媒体也心知肚明。在无法指责中国“不减排”“不履约”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压中国减排的进度。

其根本目的,还是借这一议题,打压中国的发展。

但是,这种打压将注定无法实现。

一方面,没有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碳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高度契合。

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下一代能源技术当中的一些核心部分,以碳目标来促进能源产业经济升级,我们是有把握实现“换轨超车”的。

另一方面,我们减排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中国老百姓的福祉,而不是以西方国家为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将注定是艰难的,因此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既定战略目标与节奏。

如今,美国新政府试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让美国重新成为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恐怕需要重新学习“重信守诺”;

美国一些政客想炒作中国人权,也请先承认:中国人是有权利过上好生活的。

这是最大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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