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总理杜鲁多在国会财经委员会的听证会辩护，感觉他对于如此丑闻没有一丝一毫的“反省”，故而也不会存在任何的“悔改”，尽管他做出了某些程度的道歉。这就显示出，作为创造在任总理三次受到操守专员调查历史记录的总理，他已经很习惯在面临丑闻时，如何来应对反对党质疑、操守专员调查、选民的观望。
图源：网络 特鲁多
对反对党的质疑，他采取的是“答非所问”，或者一概否定，比如他说：““WE Charity 慈善机构沒有受到任何優待，沒有受到我給予的優待，也沒有受到任何人給予的優待。公共服務機構推薦 WE Charity。我絕對沒有幹預那些建議。”但是，从时间上说，当总理5月8日“得知” WE Charity是唯一得到推荐要获得九亿加元社会服务合同的时候，表示要让相关单位再次论证，因为他知道这个组织与他的家族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好了，既然知道这里面可能有利益冲突的关系，为何总统在那个讨论决定的时候“不避席”，而是等同“现场监督政府开出同意的绿灯”？这样显而易见的矛盾，总理不好好认真准备国会听证“剧本”，至少要自圆其说，竟然堂而皇之一边否定，一边“挑战”自己否定的逻辑，这种现象用“猖狂”来形容并不为过。在他看来，能够逃过一次丑闻的追打，就可以逃过无数次同样的丑闻缠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同样的反对党，同样的操守专员，同样的选民智慧吗？
我们可以大胆说，杜鲁多陷入丑闻的频率和犯下的“错误”性质，换上加拿大宪政史上任何一个前总理，都应该早就下台了。而有了杜鲁多这样违反体制规定和操守的总理，未来的总理如果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难说会怎样了。因为杜鲁多扩大了选民对“违反廉政”的容忍度，加拿大的民主机制也因此出现了漏洞和软肋，加拿大选民对政府、尤其是总理滥用纳税人钱而应有的“零容忍”态度，也将成为历史。这是加拿大的悲哀。
图源：网络 莫诺
在这次丑闻构造中，再次出现了总理和财政部长莫诺“共犯构造”的奇葩现象，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让总理和财长滥用权力的“吃相”，变得异常难看。舆论虽然指出，两人都与二人均被指与WE Charity这个慈善机构存在个人关系，并参与合同决策。事实上，莫诺的一个女儿受雇于该慈善组织，另一个女儿则为这个组织演讲，但莫诺在决定合同的过程中，也没有因为利益冲突而“避席”。
图源：网络 克里田
图源：网络 马田
总理和财长是加拿大内阁中最主要的两个位子，但杜鲁多政府的这两个位子竟然成为“狼狈为奸”的“共犯架构”，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情况，让我们会想起从1993年至2006年执政的联邦自由党克里田、马田体制。克里田也很专横跋扈，但马田是他的财长，却也是他的政治对手，两人在党内的竞争反而制约了总理和财政联手违法操守的“共犯构造”，其中任何一方违反操守，都可能成为被对方击败的“契机”。而杜鲁多和莫诺则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共犯构造”可谓加拿大宪政史上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这也说明，上次财长制定政策，竟然可以让自己的公司因此得利，这种“疯狂”，如果没有总理的默认，何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这次丑闻，是杜鲁多和莫诺双双脱身，还是莫诺“辞职”保主，自然引发社会和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会听证中，面临反对党议员再三追问：到底内阁中谁要为丑闻买单下台？杜鲁多坚持避不作答。他是担心公开让“马仔”为他顶包，是否会引发“马仔“造反，还是觉得这一次照样可以”主仆“共同蒙混过关，别人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