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致命率偏差
在海德堡，被称为“新冠出租车”（Corona Taxi）白色小巴停在路边，橙色警示灯亮起，格拉夫医生（Uta Graf）下车，和护士打开后车门，消毒双手，戴上口罩、护目镜、头罩，穿上防护服。格拉夫仔细检查了防护设备之间的缝隙，她们将前往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的公寓。根据呼叫中心求助电话所提供的患者地址，格拉夫有时无法准确定位，便穿着全套绿色服装走在街上，请行人指路。画面有些古怪，但格拉夫没有时间感到尴尬。访问的时间很紧促，只有五分钟：检查病情，测量血压和血氧，采集血液样本并进行抗体检测。加上谈话，整套家访往往能缓解患者对未知的焦虑。格拉夫说：“测量血氧对老年人很重要，因为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是否呼吸急促，也就不会报告。”拜访结束后，格拉夫小心地移除受污染的防护设备，随后回到“出租车”上，继续拜访下一个“病房”，下一个病人。
“新冠出租车”缓解了当地社区型医院的紧张资源，它是德国研究机构规划设计，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以缓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案。“出租车”夺人眼球，同时引出了更重要的问题：为何新冠肺炎在德国的致命率如此之低？
4月19日，是政府原先计划中实施控制措施的最后一天，医生梅勒的“出租车”仍在运营。当日德国在册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达14万例，超过除了重灾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国家。然而，虽然德国的病毒致命率数据由3月份的2%以下，升至目前的3%左右，但仍低于英、法、意、西等国动辄百分之十几的数字。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亨德里克·斯特雷克（Hendrik Streeck）认为，其缘由既有统计上的偏差，也有各国应对大流行的实际差异。
统计数据上的“认知偏差”值得玩味。3月16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疾呼：“我们能给所有国家最简单的建议就是，检测，检测，检测！”检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最浅显的解释是，广泛的检测发现了更多轻症患者，在致命率这个分数中，德国拥有更大的分母，其病例数据虽与其他欧洲大国相当，但更接近真实情况。
1月中旬，大多数德国人对病毒尚未醒觉，历史悠久的柏林夏利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已开发出检测方法，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科学检测的样本在网络发布。到1月下旬，首批7例患者发现来自于德国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慕尼黑的办公室。1月29日起，拜仁州卫生部对该公司180名员工进行了检测筛查，理清了感染的来源与路径，公司关闭两周。2月，各地的实验室已经建立了一套测试标准。此时美国本土研发的检测试纸未能在准确性上快速达标，直到3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才投票通过了为全体公民提供免费的病毒检测，此时德国的检测效率已提升至每周20万次。德国专攻流行病监控预防的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所长洛萨·维勒（Lothar Wieler）于4月初表示，德国的病毒检测能力从3月最后一周的35万次，提升至每周50万次，全德有177家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检测工作。此时，法国的检测效率只有每周20万次左右。
德国的大规模检测一马当先，首先得益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国卫健委客座研究员邵晓军博士曾长期在德国医疗保险领域担任首席医疗官，他告诉本刊，绝大多数德国人必须强制参加德国法定医疗保险，自2月底以来，健康保险公司承担政府规定范围内的每一次测试费用，这些费用在150至300欧元之间。自行测试也有商业保险覆盖。而在目前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美国，穷人在疫情早期往往无法负担检测费用。
另一项先决条件则是检测试剂的生产能力。邵晓军认为，德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工生产链，这其中包含了本土的合成工厂以及布局在东欧等地的原料工厂。以拜耳公司的柏林工厂为例，140名员工主动加班，每天可以提供多达1000次额外的病毒检测能力。分得试剂的实验室本身具备操作检测的经验，埃森大学医学院的陆蒙吉教授告诉本刊，在疫情暴发前，他的实验室每日可以进行两三百次左右检测，涵盖40多种病毒；疫情期间只需将其他项目，如艾滋病毒检测削减，将自动化机器和配备人手投入新冠检测，目前仍有提速空间。陆蒙吉表示，真正的生力军是公司化运营的检测机构。3月26日，德国博世公司宣布推出“快速测试”，从而可以在两个半小时内处理样品，而无需经过实验室。这些遍布德国各地的177家实验室和医药企业巨头足以消化工厂的生产力。
在另一头的研发端，夏利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被认为是确保德国检测质量的功臣，德国《明镜》杂志称他为“流行病中的头号人物”。2003年，德罗斯滕在德国已经出名——他是“非典”病毒的共同发现人，并且首次研发出了快速检测方法。德罗斯滕对新冠病毒进行了20来年的研究。1月10日，中国方面的测序结果尚未发布，德罗斯滕的实验室就利用同为冠状病毒的“非典”病毒样本，开发出原则性检测方案。德罗斯滕说：“两种病毒的联系如此紧密，这缩减了研制新病毒检测方法的时间。”
陆蒙吉教授认为，德罗斯滕是德国对于小众科研领域的长期投资的符号。陆蒙吉的实验室专攻疱疹病毒，与冠状病毒同样小众，他认为：“德国政府投入资源的特点是：科研资助并不因为热度有所差异，各细分领域都有人才覆盖。看重研究成果，而非局限于应用价值。这次疫情充分说明：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最终，这些长期投资的作用将不只停留在扩大“分母”的数学层面。德国目前已推出适应快速大规模统计的“抗体检测”。德国著名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Alexander S.Kekul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出了“隐性数字”的概念：“感染了新冠肺炎，自己不自知，在家痊愈的人群，都是这‘隐性数字’的一部分。这是‘静悄悄的免疫’，通过抗体检测，可以找出这些感染且自愈的人，尤其是医疗工作者。如果测出他们已经有了抗体免疫力，就可以最早投入一线工作，成为第一批回到工作岗位的人，有利于阻碍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而在当下，广泛检测更为直观的作用，仍然是帮助政府发现并隔离已知的感染病例，来减缓大流行的传播。在海德堡，“新冠出租车”正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即“对脆弱人群，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每天早晨，有七八辆这样的小巴从诊所出发，探访海德堡及附近在家隔离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除了全职医护人员，有近1000名学生参与该项目。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医生尤塔·梅勒（Uta Merle）告诉媒体，创意产生于流行早期，直到病情突然急剧恶化，她接触的首批新冠患者每天都说“他们很好”，最后耽误了治疗。她提到因新冠肺炎住院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新冠出租车会提前两天接走他。”
硬件实力
不过，凯库勒也表示：“无论德国卫生部门如何测试，都是在做西西弗斯式的苦役，永远得不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分母有问题。”检测无法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降低致命率的分子才是胜负手。
3月中旬，位于另一个疫情重灾区——拜仁州西北部维尔茨堡市的圣尼古拉敬老院，十几名老人感染冠状病毒后陆续死亡，讣告震惊全德。在维尔茨堡市隔壁的上弗兰肯行政区，护工查莉（化名）所在的养老院共有25名老人，大部分年龄在80到90岁之间。院内为此加强管理，禁止外人入内，规定老人们必须待在单人公寓。白天值班的护理人员实行一对一护理，他们只能一个个把老人轮流带到院子里散步。如果去老人家中护理，必须佩带单位发放的“出门工作通行证”，这是拜仁州实行活动限制之后的规定，“没有通行证还出门工作的人，被警察抓到会有惩罚”。
邵晓军将此类疗养系统视为德国防疫的薄弱环节。高速运行的科研与检测掩饰不了逐渐焦虑的社会氛围，虽然德国大规模的检测促使年轻人和老人等脆弱人群在隔离中相安无事，但是不断扩大的感染数字依然揭露了事实：德国错过了大流行的预防和控制阶段。
凯库勒曾担任默克尔的公共卫生顾问，他依据德国防治传染病四阶段框架——预防、控制、放慢增速和回归常态，为本刊分析：“理想情况下，在新冠肺炎传入德国后，应该尽可能大范围一个不落地对疑似案例进行检测，切断传染链。”而到3月4日，德国当日境内确诊接近200人，凯库勒将其作为临界点，意指德国进入了“放慢增速”阶段。“德国政府想要通过放慢增速，重新回到第二阶段。”
凯库勒认为：“此刻的重点是迅速提高医疗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譬如增加呼吸机的数量，拉平曲线，避免现有医疗资源进入超负荷运转。”以高检测率追踪病例为基础，医疗系统的硬实力才是民众眼中的定心丸和政府防疫措施的重头戏。
从全科医生为代表的私人诊所，到分工明确的地域综合医院，德国的医疗人才储备深厚。急救医生徐卫国作为家庭隔离和专业救治之间的衔接环节，他的职责位列其中。他告诉本刊：“在科隆，每天至少有12组我们这样的急救医生随时待命，要求12分钟车程覆盖市区，在途中就可以进行抢救。而在英国，则需由急救员送到医院，再行救治。”科隆地区急救医生的高密度并非孤例，根据欧盟2019年11月的统计，德国拥有全欧洲最大规模的医生队伍，每10万人拥有99.6名医师，也在欧洲人口大国中位居前列。
另一方面，在急救运送的终点，是德国丰沛的医疗硬件实力。科隆大学医学博士侯艳宏告诉本刊，在德国，家庭诊所站在防疫第一线；难以诊治的病患由地域综合医院接收，其往往拥有最丰沛的床位；大学医院的诊疗能力拔尖，同时具备研究实力，给予综合医院支持与指导。3月15日，针对全国1160家配备重症监护室的综合医院，德国重症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DIVI）建立了实时数据库，以便在全国调配富裕床位。其中，配备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床位超过2.5万张，这一数字在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当的英法两国，只有5000张左右。徐卫国经常乘直升飞机去意大利乡村，救援度假中受伤的德国公民，他对意大利的病床情况有所目睹，“常常看到4个人挤在一间非传染病病房里，最多时有8人病房，而在德国，通常为2～3人一间”。
历史上，德国丰沛的医疗硬件确实“抵御”了流行病的侵袭。依据RKI的数据，2018年，德国境内的流感在5个月内造成了2.5万例死亡，这一残酷的数字难以避免，但至少在统计意义上为政府和医生的应对心态提供了参考。疫情重灾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以下简称“北威州”）的全科医生、急救医生徐卫国向本刊回忆：“尽管当时重症病人偶尔需要转院和倒床，科隆地区的医疗系统仍然足以应对。因此在今年3月初的一次集中性急救培训时，我和接触到的同行都对承载力比较乐观。”
以此为前提，疫情中德国的医疗器械生产线未放松警惕，拿出了历史级别的应对姿态。在疫情来临前，德国每10万居民拥有30余个呼吸机的比例，已远高于意大利的12个与荷兰的7个；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呼吸机制造商——德尔格公司和律维施泰因集团都位于德国。3月中旬，政府向德尔格公司追加了1万台呼吸机订单，这也是德尔格历史上最大的单笔订单，公司总裁斯特凡·德尔格（Stefan Dr～g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月份的产能翻了一番，最终将翻两番。仅在公司所在的吕贝克，我们就招聘了多达500名新员工。”
大医院很快受益于产能攀升。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圣卢卡斯医院的脑科医生高星告诉本刊：“我们原先有两三百张床位。3月中旬，一楼的康复病房被腾空，准备了近100张简易病床，类似于武汉的‘方舱’，留治轻症患者，提供吸氧治疗；三楼预备了50张重症病床，这里原先计划的择期手术都被推迟。呼吸机则根据患者数量逐步到位。”在圣卢卡斯医院，直到4月，医院只有5位重症病人，状态都比较稳定。而在病毒致命率最高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出现过大面积重症病床和呼吸机紧缺的情况，医护甚至需要作出按病人的生存率分配呼吸机的抉择。
不过高星认为，医护人员本身的防护有所疏忽。“防护服和医用口罩时而紧缺；新冠病人和其他病人也只做到分层，并未分楼。”另一遗憾则根植于德国的医学培养体系，德国以全科培育为主，这本为其他科室的医生填补肺炎专家空缺提供便利，但圣卢卡斯医院并非肺科专科医院，其收治初衷往往是治疗新冠肺炎和其引起的伴生疾病。高星解释：“医生在自己科室的楼层和新冠肺炎病人的楼层间来回加班，存在医护间传染的风险。”
尽管有所缺憾，高星还是第一次在德国感受到类似中国的“众志成城”的氛围。病人留下“感谢你们坚持岗位”的字条，令她感到暖心。医院里还多出一些平时自己开诊所的家庭医生，他们把诊所工作集中到一两位合伙医生身上，自愿来大医院帮忙。很多退休老医生也回到岗位。这一局面响应了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的呼吁：所有德国医院，为面对新冠危机招募更多人员。德国的医疗人力资源和硬件类似，同样留有提升的弹性。
3月16日，徐卫国救治了他的第一位疑似病人，其过程堪称德国早期防疫一线得失的缩影。他回忆：“一位40岁出头的男性患者，身份是货车司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司机接触较多。体温37.6℃，呼吸困难，在高速服务区报警。”陆续到达急救现场的硬件配置顶尖：急救医生车、急救运送车、消防车悉数到齐。但是这时隔离措施和耗材配给还未跟上：徐卫国穿着的还是自备的埃博拉时期的防护服。半小时诊疗过去，病人生命体征平稳。接下来的流程很标准：因为缺乏确凿的阳性病例接触史，科隆大学医院暂未接收，于是送至综合医院进行检测。
当天也是政府展示抗疫决心的重要时刻。3月16日，德国启动了与法国、奥地利和瑞士的边境检查。全境16个联邦州已于14日全部完成各级学校停课；柏林已在一周前关闭了酒吧和俱乐部；汉堡于20日宣布关闭餐厅并颁布6人以上聚集禁令；拜仁州自3月21日起生效了对公共生活的限制。只有食品供应、物流快递和医疗等相关单位保持开放。接下来的一切，不再局限于医疗救治，挽救经济与生活常态的措施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