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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主流社会的轻视和自身社区分裂的情况下，不断寻找自我突破的瓶颈。一种消极的观点是，既然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鲁迅批判得最为深刻）和“酱缸文化”（柏杨提出）是超稳定的“存在”，那么海外华人要想“脱胎换骨”并非容易之事，一百年解决不了，两百年也收效不大，所以不必去强求。但是，也有积极的观点认为，在大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华人可以通过参政议政，来克服“看客心态”、“过客心态”、“唯官是从”、“奴隶心态”等不健康的民族心理，改造成适应全球化的“新华人”。
不容否认，在亚裔中，华人的参政议政程度是最差的，投票率远低于印裔（卑诗省主要是信锡克教的旁遮普人）、菲律宾裔等。这些情况，社区呼吁了几十年，都没有决定性的改变。从参政人数来看，逐年都有增加，加入过联邦内阁或者省内阁的议员，也大有增加。但从参政质量来看，则不容乐观。在各级议会中，提出立法建言的已经凤毛麟角，推动法律通过的更少见。联邦层面近期比较著名的华裔立法案例是，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提出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 2014, 该法案约束党领权力，提升议员代表选区选民的权限）；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邹至蕙推动、执政保守党通过的“平民拘捕及自卫法例”（the Citizen’s Arrest and Self-Defence Act, 2012)，该法案缘于多伦多金牛城超市东主陈旺自行逮捕小偷的风波而成，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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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议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政治花瓶”，唯党的领袖命令是从，有的议员甚至在选区不设籍，认为只要党领认同，选民只是四年一次的“抬轿者”，上位后即可漠视。也有的议员身居高位，却无法做成像样的事情。更普遍的是，华裔参政者在社区呼吁民众积极投票或者参政，但这种参政的呼吁则狭隘到只对他／她所属的政党和个人投票。但这些议员上台后，只是为自己或者自己人谋些“小利益”，导致选民热情渐冷而难以为继，以至于华人社区参政者渐多，但无法激发华人大幅度提升投票率，甚至促使华人的“劣根性”在加拿大蔓延，形成了加拿大政党领袖将华人视为“政治提款机”的怪现象出现，华人的政治影响力和被人在政治上瞧不起的情况愈发严重，而华人最终也自我看轻，放弃政治争取。
其实，华人要在加拿大产生“决定性影响力”，必须在政治上有发言力。而阻碍这种影响力发挥的是“两个盲点”。
第一，有些政党和华裔议员鼓吹继续把华人变成他们的“铁票”，他们传递华人天生是某个政党“铁票”。这种“铁票”概念，除了让一两个参政者得到益处之外，对提升华人的“政治能量”没有半点好处。华人本来在社会中就是“少数族裔”，即使成为某个政党的“铁票”，也是少数，因此很容易被不良政客予取予求。其实，“少数”和“关键少数”，具有天壤之别。前者只能等待执政党和领袖的“恩赐”与“垂怜”，而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后者则拥有决定谁是执政者的“生杀大权”（有时候五到十席，就可以决定两党在选举中的胜负），自然在与执政党的谈判中容易得到“利益”。如何成为“关键少数”？那就是华人大多数选民不要做“铁票”，而是要做“中间选民”，谁忽悠华人，对华人搞小动作，就不选它。
第二，华人不能把两党政治中的一方看成是华人的“死敌”，那是投机政党和素质很差的华裔议员制造出来的“敌情”，目的是要把华人变成没有独立思考和政策判断的“铁票”。华人没有本钱与任何主要政党为敌，而是要多方参与，改造对华人有偏见的“政治人物”。华人如果形成共识，提出有利于大部分华人的政策诉求，然后要求各政党表态，“关键少数”的票就投向“首肯华人诉求”的政党和候选人。
华人在政治上具有“关键少数”影响力之后，华人的地位将有重大改变，这也会推动更多有素质的华裔出来参选。
本文发布于： 2016-12-19 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