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土改描写比较

上期提到方方的小说《软埋》，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靶子。其实就中国的土改题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出过几部名著，现时拎出来做一比较，倒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课题，从这个特异的窗口，既可以管窥到诸位知名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可以由此观察当时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政治波动，会成为评判《软埋》的另一种视角与尺度。 

中国的土改实际上在解放区就已大规模展开，到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更推向一个高潮，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土改也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遭到批斗，甚至枪毙。官方的口径是：土改“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三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围绕着土改先后出现了多部文学作品，按照报告文学作家戴晴的说法，其数量大概能以吨计，似乎略有夸张了。不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张爱玲的《秧歌》，在文学史上都算有一席之地，本文就其三部进行一点创作比较。 

与方方跨代切入他人追忆的方式不同，无论丁玲、周立波还是张爱玲，都是当年土改运动的同代人，通过不同方式和不同身份，都程度不同地亲临其境，应该说有细节上的真实。但由于角度和立场不同，在行文描述上，在情节选择和设置上，在整体渲染的时代气氛上，则有相当大的差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国内外有相当声誉。前者是丁玲亲身到农村生活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华北暖水屯为背景，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映农村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有若干对人性的分析，但明显地体现了“讲话精神”，在人物塑造上有格式化痕迹。设立两条阶级斗争的线索，一条是地主钱文贵和李子俊，另一条是贫苦农民张裕民和程仁。毕竟是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的可贵之处是没有把地主脸谱化，如钱文贵的哥哥是贫农，儿子是八路军战士，媳妇是中农的女儿，女婿是村治安委员，侄女是农会主任的情人。也写了白天分地、晚上退地的农民，没有对土改生活一刀切。不过由于丁玲毕竟是生活在官宦家庭的大小姐，只是客串一把乡村，所以在该书的描写上有时失之于沉闷，通俗朴实不足。 

1948年周立波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描写了东北元茂屯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包括 “三斗韩老六”， “斗争大肚子”，还有杜善人和唐抓子等，都归于所谓“阶级敌人”阵营，清晰地划分出“好人”和“坏人”。尽管在细节刻画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在人性复杂程度的挖掘上略逊于丁玲，不过这只是在两者之间的比较而言。 

在写土改方面，丁玲和周立波都怀有“文以载道”的使命，在体验生活时多少带着任务下到乡村，难免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化。而张爱玲的《秧歌》就不同了，她本人或多或少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在她眼中的土改更多地展现了消极一面。从她的出身和经历来看，这点也情有可原，所以这部张爱玲在海外写的作品，也就难怪被国内研究界归类为“反共作品”了。《秧歌》的主角金根是翻身农民，分到土地和浮财，但却仍然喝稀粥，吃不上一粒粒的米饭，伴之细绳子般的野菜。不但要将收成的一半交公粮，还要按国家派定的价格卖余粮，忍受低价收购的蚕丝、茶叶、麻，自贴材料和功夫做军鞋，交钱买飞机大炮。给军属拜年送礼，摊派半只猪和40斤年糕，还要扭着秧歌送去，可能这就是“秧歌”书名的由头。但由于过秤 “斤两不足”，惹起饥饿农民的骚动，乃至抢粮。村中粮库的守卫者开枪，几个村民丧命，金根受伤，小女儿被踩死。最后整个事件被定为间谍案，金根的妻子引火身亡。 

 一件有趣的事是，在美国加州时，张爱玲一度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挂职，研究的对象竟然是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