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朋友那里传来洛夫先生往生的噩耗，时值温哥华本地傍晚，当时微信上还在为李敖刷屏。我马上预感到，至少在大温本地，过一会微信上的暂时主角李敖，就会让位给洛夫了。当天夜里，洛夫先生在微信里的风头如期碾压过了李敖，最不同之处也最有特色的是，多了许多各自与洛夫的合影。原因无他，因为洛夫先生在列治文居住多年，三不五时地参加一些大温社区活动，作风一向亲善的洛夫先生，但凡有合照请求他都应允。
通过短信与合影表达对洛夫先生的垂念，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谨希望对一位着名华语诗人的热爱不要很快完全被另一位新闻人物或什么新闻事件所风靡湮没，过眼烟云稍纵即逝，最好留下一些思考，留下一点实录。因为洛夫先生毕竟曾经离我们如此之近，如此之久，耳闻目染之下有责任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这才是对洛夫先生的最好追念，胜过千万张合影与千万句恭维。
前些日看到一场格非与李洱的当堂对话，两位作家这次对话的题目就是“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可以说这是一个恒久严肃的大命题，也是一道令人煞费苦心来破解的难题。因为现当代许多文人从反传统出发，摸爬滚打之后又幡然悔悟，发现写作需要与传统之间构成对话关系，而不是绝然分裂。
对于上述这个时代感很强的命题，我个人认为，洛夫先生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以此作为本篇小文核心内容。我先后到洛夫府上直接采访过他两次，以后在其他社团活动的场合，又有过多次间接接触，流水账式的创作经历就无需多言，我最大感受就是洛夫先生对文化传统的态度转折，深值后来者品味再三。特别对那些有志于学的人，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尽量避免走弯路。
洛夫与余光中、白先勇、于梨华、聂华苓和痖弦等应该算是同一辈人，也是同道中人，他们早期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崇尚现代主义。当时西方现代主义之风在台湾劲吹，从文学到哲学发起全面攻势，而他们又都攻读英语文学，受“五四运动”影响殊深，对以儒家体系为核心的中国固有传统持程度不同的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写出了一批乡土题材诗歌与小说，却在其字里行间中可以管窥到浓烈现代主义影子。
记得年前在洛夫家里，我们对面而坐，作为诗人的他一上来却提到“五四运动”，认为这场运动有过犹不及之处，却让我略感讶异。他当时就表现出晚年的一种历史反省，谈的基本上都是诗歌之外的东西，与多年前第一次到他府上采访大异其趣，却表现出了他的思想深度。这里洛夫先生表现出了中国式文人风骨，说明他并不满足于既有创作成果，也并不满足于所谓“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虚荣，而是扎扎实实地进行思辨，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反思，而不是跟风或由外界强加的形式主义表态。
可以说洛夫暮年对书法的倾入，《唐诗解构》一书写作，无不是他持续不懈求索的结果。有人认为洛夫先生的《唐诗解构》，只是对50首唐诗的简单重译而已，其实不然，这里面内涵了洛夫先生向传统回归，是现代主义向古典主义回望。但这又不是一种意气用事的简单回归，而是通过深思熟虑得到的千淘万漉结晶。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式文艺复兴，重新发现树木之本与活水之源。值得提及的是，这不仅仅是洛夫先生个人体验，而是一种群体现象，不久前刚刚过世的余光中先生是如此，他在晚年以维护中小学教科书中古文分量为己任；仍然健在的白先勇先生也是如此，他更为推广中国戏剧活化石昆曲而奔走呼号。
由此观之，晚年时候的洛夫先生依然孜孜以求，所到之处，只要有机会，都宣讲中国文学古风雅韵。同时重新思考“现代性”发生，不但努力做中国语言特殊性的守护者，而且把对中国文化的守护上升到自觉的高度。一如李白在《古风》中所吟诵：“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