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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区域大国而言，给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适当援助是题中之义，算是国际社会一种义务。但这种援助一方面要有的放矢，名正言顺，帮到点子上，这才属于雪中送炭；另一方面要量力而行，顾及本国国情，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援外兼顾安内，这样外援才能走得更远。那种不顾本国实际，一味谋求国际领袖风头，国内外舆论形成讽刺性反差，就得不偿失了。
之所以抒发上述感慨，就在于近来联邦总理特鲁多大撒币，不惜拨巨款给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来受援对象并非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二来加国贫困问题愈发严重，尤其是儿童贫困屡创新高，低收入阶层的情景不容乐观。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时下实行的是赤字经济，寅吃卯粮，至今尚无明确有效的振兴战略，谅必贫困问题将积重难返。因此有识之士呼吁决策者，外援要量入为出，切勿随性而至；同时要尽快拿出化解本国贫困问题的切实方案，不可再贻误下去，本期《高度》周刊深度分析。
慷慨外援国际喝彩
2017年3月8日，联邦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承诺斥资6.5亿加元，用于支持全球生育健康服务、性教育等相关计划。就此特鲁多表示，加国政府会将现行预算加倍，于未来3年资助全球各地相关项目，包括提供性教育、加强生育健康服务、支持计划生育和避孕等。另外，这笔经费也用于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包括强迫婚姻、割礼，并支持女性获得安全与合法堕胎的权利。在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上，特鲁多还表示，加拿大一直致力于预防有风险的堕胎行为及倡导生育自主权，并在这场“战役”中扮演领导角色。
其实前联邦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在执政时，就不同意将堕胎服务经费纳入妇幼保健方案中。联邦保守党如今也批评说，特鲁多上述做法等同资助拆散母子，且在加拿大援助的许多国家，堕胎根本就违法。
2017年7月，特鲁多政府又计划斥资2.41亿加元，援助19个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项目，其中65%以上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南苏丹、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非洲以外的援助专案，则涉及约旦难民营、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交战地区等，内容包括避孕、妇女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其他保健服务。
2018年3月，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加国援助资金中的95%直接或间接用于惠及妇女和两性平等，推动受援国实现堕胎除罪化。还称此举将令加拿大“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领袖”，荣膺“明确将政策标榜为女权主义的首个援助国”。
在伦敦举行的计划生育高峰会上，联邦国际发展部长比博（Marie-Claude Bibeau）公布了特鲁多政府上述计划。她这样强调：“在许多情况下，贫困地区实行避孕有助于减少战争冲突和改善妇女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经济更加恶化”。比博说她不久前亲访加纳，特意解释“何以将大量援助用于堕胎方面，以及何以要推动非洲国家堕胎除罪化”，称正因为堕胎非法，所以很多外国资金裹足不前，“加拿大要迎难而上，我们有这个能力”。2018年6月G7峰会，特鲁多再次宣布拨款4亿加元，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女童上学，熟悉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证实了加拿大上述捐款数额。
不久前特鲁多在与新任安省省⻓福特（Doug Ford）⾸次正式会晤后，因在接收难⺠问题上受阻，指责福特不了解加拿⼤根据《难⺠公约》所应承担的义务。然⽽难民律师兼约克⼤学难⺠法教师巴鲁奇斯基(Michael Barutciski)却指出，特鲁多夸⼤了国际难⺠法给加拿⼤追加的义务。《难⺠公约》的有限保护条款，并未要求加拿⼤向在边境出现的每个申请⼈提供听证和避难机会，是特鲁多扭曲了这⼀历史性条约中的义务。特鲁多向难⺠们暗⽰“⽆论其信仰如何，加拿⼤⼈都会欢迎你”是严重误导，正确做法应该像默克尔收回她的不可持续难⺠政策⼀样，认识到夸⼤国际法律义务⽆助于难⺠保护。
本国百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根据Metcalf Foundation研究报告，采用联邦统计局上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8至65岁、正在工作的加拿大人贫困问题。该报告对加拿大贫困居民的定义是：独立生活、非学生、税后收入少于低收入标准（(LIM)。对于单身人士，低收入标准2005年是16163加元，2011年是19930加元。
如果孩子所在家庭的收入低于联邦统计局低收入标准，这个孩子就属于贫困儿童。前联邦新民主党领袖布罗德本特（Ed Broadbent）1989年在国会首次提出结束儿童贫困问题时曾说，当时全国共有112.1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日常生活缺衣少食，生病无法求医。为此，当时国会一致投票决定用10年时间消除儿童贫困问题。但近30年过去，儿童贫困现象不仅没好转，反而恶化了，仍有近12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保持承诺组织（Keep The Promise）表示，该数字至少增至116.8万。当年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如今有些长大成家后，其子女依然摆脱不了贫困处境。
在加拿大10个人口普查大区，2006年居民贫困率首位是温哥华，为8.4%。2012年，多伦多从8.2%升至9.1%，温哥华升至8.7%，全国平均值从6.4%升至6.6%。多伦多地区居民贫困率，5年内增加了11%，升幅全国最高，安省居民贫困率平均值从6.8%升至7.3%。
多伦多贫困标准是2015年家庭年收入两口人不到31301加元，四口人不到44266加元，这项标准是以税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计算。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显示，多伦多仍是加国儿童贫困之都，四分之一孩子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一份弱势家庭社会服务机构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更显示，该地区贫困儿童种族分化现象明显。该报告题为“不平等的城市：多伦多儿童与青少年中存在看不见的鸿沟”，提到 移民家庭儿童贫困率几乎是非移民家庭儿童贫困率三倍，有色人种家庭孩子生活贫困可能性是非有色人种家庭两倍多，即23.3％比11.4％。多伦多Oakridge社区不少移民来自孟加拉国，约有55％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南亚妇女权益组织表示，儿童贫困是妇女贫困结果，妇女贫困原因是就业率低。 另外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大多伦多是工薪族贫穷人口比例最高地区，不过原来市中心贫困增加最快的现象，已开始向郊区转移。《隐藏的灾难》报告指出，多伦多虽说是个富裕城市，但儿童贫困问题全国最严重，29%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和纽芬兰圣约翰齐平，超过其他所有城市。报告作者斯特普顿（John Stapleton）用“曼哈顿化”来形容多伦多地区贫穷工人居住变迁，现在很多新移民先去宾顿市周边，因为住在多伦多太贵。有些公寓单元里住了很多人，客厅也被用来当卧室用，有人不得不使用上下铺，这种现象已经不限于新移民。
卑诗贫困率全国第二
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最新报告显示，卑诗省贫困人口比例为全国第二高，卑诗省也是全国唯一未制定计划减少贫困的省份。上述报告指出，卑诗省20%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该报告作者之一克雷恩（Seth Klein）说：“我们的报告驳斥了常见的错误观点，即贫穷的人只要‘找份工作’就解决问题。”
年前统计在卑诗省内约有18万低收入人士，每月靠领取710加元救济金维持生活，算是本省“最低贫困线”了。作为贫穷人士维权组织，改善福利大联盟(Raise the Rates)强调，想在卑诗省生存，每月救济金至少要1300加元。而且该组织2012年还曾发起过一项省议员救济金大挑战(MLA Welfare Challenge)活动，向卑诗85名省议员发出邀请。经过半年征询，素里Fleetwood选区新民主党省议员贝振国（Jagrup Brar）应征，只靠610加元(当年救济金只有610加元)过一个月，这点钱包括房租、食物、交通、电话、个人卫生及所有支出。贝振国本人当时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对贫困话题的关注，了解造成贫穷的原因以及贫穷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当时有网民说，很高兴看到有人为普通百姓着想，亲身体验穷人困境，更多人这样做才能使各项政策更实际，使这个国家更好。但也有人认为，福利金不能不发，但也不能过高，否则大家都想不干活多拿钱，其结果就是现在欧洲正在经历的危机，大家遭殃。
改善福利大联盟负责人丝瓦逊（Jean Swanson）则希望藉由这项活动，让社会大众了解现状，唤醒政治人物采取行动，解决贫穷问题。已故新民主党省议员巴尼斯(Emery Barnes)1986年也曾进行过相同体验，当时他以350加元过一个月，在温东待了7周，为此要求省府将救济金增至每月700加元，折合目前币值约1270加元。巴尼斯的女儿康斯丹丝(Constance Barnes)对此说，父亲当年体验以350加元救济金过活，想不到这些年后还要有人再试一次，证明卑诗省社会状况丝毫没有长进。
前年一百多位无家可归者在维多利亚法院前的场地上，搭建百余所各式各样的帐篷。卑诗省政府敦促法院发布禁制令，予以取缔。共同抵制贫穷协会（the Together Against Poverty Society）负责人珀特曼（Stephen Portman）当时表示，必须等可负担房屋单位全部对外开放之后，维多利亚帐篷城才考虑撤离。他认为不管法院出台什么结果，帐篷城出现对维多利亚这个城市的发展都有正面意义。而维多利亚市民哈蒙德（Stephen Hammond）则表示，维多利亚帐篷城给本地市民带来困扰，附近社区犯罪率升高。
三级政府口惠实不至
加国没有统一的官方标准用以测算和界定贫困线,不同年代和地区有不同标准,联邦层面主要以低收入临界点（Low-incomeCut-offs,LICOs）为替代标准，根据税前税后又细分为LICO-BT和LICO-AT。低收入临界点的统计对象，是在衣食住行上的花费超过社会平均值20%以上的家庭，这些家庭消费数据作为测算依据。计算LICO-BT时总收入的70%用于衣食住行，计算LICO-AT时总收入的63%用于衣食住行，这样的家庭所对应的收入即低收入水平线。而且联邦统计局还使用低收入测算法（LIM）和一揽子商品测算法（MBM）等统计方法，来计算低收入水平。
据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通过上述3种测算方式统计出的全加贫困人口和占比分别为8.8%约300万人（LICO）、11.3%约390万人（MBM）、13%约450万人（LIM）。根据OECD2016年统计，加拿大贫困人口率在31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0位。所以真正化解贫困问题，在加拿大要由三级政府联手行动。而联邦政府既缺乏全国层面的战略规划，也缺少三级架构的联合举措。
安省省府2008年曾宣布减贫计划，发誓5年内消除儿童贫困。但2011年后，由于经济衰退省府减缩开支，推迟儿童福利金上调计划，对低收入家庭支持减少，导致消除贫困工作进展停滞。安省2000年至2005年间，最低时薪从6.85加元升至7.45加元，期间物价指数升了11.6%；2006至2012年间物价指数升了10.8%，但最低时薪升幅是前面5年的4倍多。有关人士说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工人生活艰难，就不能成为有效的消费者，这对个人和经济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希望政府不要等雇主被迫提高时薪去聘请工人，那时已经造成伤害。
庄德利（John Tory）初任多伦多市长时也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称在任期内减少儿童贫困。他有鼻子有眼地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得从成人失业、年轻人失学、公交和住房等根本问题着手，同时有长期针对性拨款。然而现实是，多伦多高居全国儿童贫困最严重城市之首。多伦多市议员米赫威克（Joe Mihevc）负责多市减贫工作，他说多伦多应该为自己是加拿大贫困儿童之都感到羞耻。大多数多伦多人看不到贫穷，因为贫穷隐藏在公寓楼和城市角落，是富裕居民不常去的地方：“一个吸引了如此多全球和整个国家财富的城市，竟存在触目惊心的贫困，非常令人震惊。”“正因为这种隐形或半隐形状态，让贫困很难成为公共政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主流社会了解这些数字是真实的。”
此前卑诗省政府认为，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针对特定人群提供帮助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立法制定扶贫计划并不能保证降低贫困率。然而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的报告显示，卑诗省政府应对贫困策略也是失败的。
亟需再定解决时间表
发达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同样揭不开锅，同样要砸锅卖铁才能送子女读书，只是数量少些，不大容易被看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无家可归者才需要帮助，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至少十分之一加拿大人即使有地方住，却只能勉强收支相抵。为了看到这种情景，慈善公益组织救世军（Salvation Army）曾把多伦多一幢房子内部进行改造，让当地人了解加拿大穷人过的是什么样生活，打开大门看看贫困家庭每日境况。这次活动的主题就是“贫穷并不那么容易见到”，其组织者勒林格尔（Darlene Remlinger）就此说：“生活窘迫的人们可能就是你们的邻居，贫穷比我们认为得近。在这样一个发达富有的国家，为什么不做些事来帮助身边这些没那么幸运的人呢？”
针对加拿大国内存在的贫困现状，不久前有宗教领袖、经济学家、教育人士和医生等纷纷表示，政府要再次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表，但不能光说不做，要重新找解决办法，确保每个儿童都能有个美好的生活开端。
保持承诺组织联合会长、哲学教授兼神学家莱迪（Mary Jo Leddy）女士就此表示，在结束儿童贫困这一问题上，大家意见都一致，现在缺乏的不是共识，而是决心和意愿，是真正行动的急迫感。另一位保持承诺联合会长、资深社会公平倡导人士毕富德（Rabbi Arthur Bielfeld）说，经济好时政府才有减贫计划，是儿童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之一。现在需要一个全国性计划，对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目标，然后对目标实施进展进行监督。而不是大选前夕当个摆设秀一下，说说就放在脑后。
还有专家认为，解决上述贫困问题，一要减少父母孩子抚养成本，二要增加抚养孩子所需各种资源。具体说来，就是增加优质、低成本日托设施，修建更多经济福利住房，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儿童福利，增加教育和就业培训机会等。
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经济学家亚尼兹扬（Armine Yalnizyan）说，国家其实有钱做这个事，有条件进行这方面投入，许多其他国家在消除儿童贫困上的大量成功经验，加拿大也可照着学。长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没道理。具体来讲，在全国开设大量政府补助日托设施，让父母们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外出工作，如此才有更多收入改善孩子经济状况。目前，全国5岁以下儿童，仅22%能享受正规日托服务，导致日托成本昂贵，许多父母因此不敢重返职场。
加拿大无家可归状况（SH）报告说，未来10年每年平均投入6.4亿加元，就能为低收入租房人士新建8.4万个经济福利住房。租房和按揭一直占家庭预算最大头，如提供更多经济福利住房，或增建合作公寓（co-op），低收入家庭就能省下更多钱花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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