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 文化行旅万流归宗

大温文化界最近发生了两件大事，均与洛夫先生有关。一件是，寄居大温逾二十载的洛老即将回流台湾，这是本地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按照他的老友——诗人氩弦的话，就是“我的背后顿时空了”。另外一件是，洛夫先生即将举办一场个人书法回顾展，算是对自己这段寄居岁月划下的一个句号，老诗人的这一笔回眸，意味深长。本篇专访，则是《高度》周刊对文化洛夫的致敬。

相隔数年，再次到洛夫先生在列治文的府上拜访，我们没有过多地盘带在以往诗歌创作过程的细节上，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话题的触角直截地深入到宏观的文化思考。年近九秩的洛夫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作为过来人，他也相当简洁地概括了自己整个文学生涯，明确肯定了从西方超现实主义向中国古典传统的回归努力，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文学自觉。

正是在这种横向宽阔的思辨领域里面，洛夫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潮进行了纵向反思，抒发了自己的历史感触。其间一些鞭辟入里的个人见解，已经超越了诗歌乃至文学的语境范围，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历程。话锋至此，洛夫先生神色有些凝重，这个时候的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诗人，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行吟书字的文人，而是作为一位见证大江大海的跨世纪老者，梳理出来一些对中国之命运的顿悟，具有普世意义。这其实是洛夫先生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因为基于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一部从古至今的诗史就如同于一部国史，诗人的小我往往与民族的大我交叠重合，家国情怀自不待言，一并载浮载沉。

一进洛夫先生家的客厅，一股浓浓酽酽的书卷气就逼仄而来，茶几上堆放着成摞的典册，沙发边角挤放的也是书籍。两面墙壁上，有洛夫自己的书法条幅，正中是一幅水墨风景画，烟雨江南轻舟横渡，运笔细腻墨色皴晕，笔触有限而意蕴无穷。洛夫先生率先介绍说，这幅画作出自家乡一位名画家之手，该画家如今在中国画坛举足轻重，这幅画也价值不菲。

我们就由山水题材的传统文人画，谈到千山万水之外魂牵情绕的故土，自然而然地谈到洛夫的老家湖南衡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湖就是楚文化的重地。自古以来，湖南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多以文采斐然见称于世。洛夫提到一代名臣曾国藩，也是文人驾驭行伍，为大清挽狂澜于既倒。如果没有曾文正公的湘军，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坐大是有可能的。

文人治国在湖南不乏其例，因此在湖南也就习养而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这种气氛对湘江大地的人才养育，就显得十分重要。洛夫特别提及书院的形制，在湖南地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书院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民间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书院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藏书、供祭和讲学构成书院基本内容，传承文化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位于湖南境内的岳麓书院声誉卓著，在历史上与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齐名。曾经亲临岳麓书院的洛夫为我们吟诵起一组诗句，是岳麓书院一幅对联，出自山长之手。通过了解获知，古代书院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书院则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距离，教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洛夫先生虽然没有赶上书院时代，但他上过私塾，那种民间私学的文化传承是有渊源关系的。

洛夫兄弟6个，有一个妹妹，他排行老二。到国共内战最后一年，即1949年，他高中毕业，正赶上国军在当地招募新员。他报名入选，和其他几十名同学一道，直接开拔到台湾。

如今追忆起当时情景，洛夫说就想走出家乡，到外面去闯荡，见见世面。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是读书人那种济世救国的理念，或许已经潜移默化在洛夫的内心深处，遇到合适的外在环境，就会展露出来。那时父亲支持他出行，只是母亲更多一些担心，往他兜里塞了一些银元，后来到台湾很快就花掉了，而那份母爱长久地留在内心深处。

1988年两岸开禁，洛夫说他只是顺应当时大的潮流，返回阔别了40年的家乡。离开时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青年，回来时已是声名颇著白发上头的诗人了。就像一只放出去的风筝，飞得再高，仍然被线拴结在故土。洛夫惦记着家乡，家乡也以厚爱回馈这位游子，不但举办洛夫诗歌节，而且还拓建“洛夫广场”，开设洛夫纪念馆。             

虽然长期在国军服役，不过洛夫表示自己应该算是文职人员，即使在军界也一直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这种境遇可以说成全了他的诗歌创作，为取得丰硕的文学成就提供了某种客观条件。

对于洛夫先生的文学创作，很难予以确切归类。有人评论他的诗作属于豪放派，却能从其诗句中找到很婉约的内容；有人称他为军旅诗人，其实他的思乡诗亦堪称一绝；有人形容他的作品是现代派风格，他却回归到古典。后者这种回归正是我们访谈的重点，由此管窥到洛夫先生的心路历程。

像同代人余光中和白先勇等一样，洛夫最初也是学外文的，都在文学创作之初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侵淫，诗作中带有意识流特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不约而同地重新转向中国古典文学，自发地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余光中重新认识中国古典诗词之美，白先勇致力于昆曲的挖掘与拯救。而洛夫说对于上述转变，应该在中年阶段就开始了。当年在起步的时候，由于正赶上战后西方文艺思潮的井喷，又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就很自然地被“西化”了。这样走过十几年之后，洛夫变得有些迷茫，因为随着文学创作的深入，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已不敷使用，这时他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老祖宗的文学典藏，有一种惊艳的震撼。

洛夫坦诚地讲，从识字发蒙时就接触中国古典文学，有些内容并不陌生。但在有了多年阅历之后，再研读古人名作，却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提炼和升华，也是对早先遭遇西化经历的检讨和总结。他就此援例说到，当年所痴迷的超现实创作手法，后来发现在千年前的中国古诗中早就存在了，而且使用得相当娴熟，如唐代诗人李贺与李商隐等，他们的超现实写法并不输给西方现代派。

依循这种路径，洛夫先生从个体经验扩大到社会层面的群体，认为文化反思应该溯源到“五四”前后。由于“打倒孔家店”过头失据，“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创作就显得粗糙。文化承续事关重大，一定不能因所谓政治原因而使文化从精致转向粗鄙。

正是基于上述体认，洛夫先生对舍近求远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多方位思考，于是乎静下心来，以自己当代的心境，来展开对古诗的诠释工作。首先他截取的就是唐诗这个横断面，实施自己的再创作。经过如斯努力，在台海两岸分别出版《唐诗解构》专著，穿越时空说古道今。

据洛夫先生介绍，《唐诗解构》大体包含三个部分，即每选一首已有定评的唐诗，附上原文之后，根据词意用现代语言再写一首，最后用毛笔字书写一遍原作。

《唐诗解构》不是简单的翻拍，而是体现了洛夫先生文学思想的锻造净化。正是于再创作之中，他发现原来古人与今人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是以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由此观之，年代并不构成绝对的障碍，会穿越时空达到理解。之所以先选择唐诗作为解构对象，他认为迄今为止唐代仍是中国诗史的最高峰，这种偏爱不无理由。以后可能会延及到宋词或者其他朝代，如果写作条件成熟了的话。  

今年正好是洛夫先生旅居加国20周年，这应该算是整日子，而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整日子往往带有更值得纪念的况味。

回顾海外这20年经历，对于洛夫先生来说无异于开启了新一段历程，有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正是在定居大温期间，洛夫发起组织了漂木艺术家协会，顽强地把华语文学的薪火传递下去。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温哥华，洛夫先生像走了一个之字形，这里面充满了曲折、掘进和无奈。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洛夫先生在海外的文化坚守，耄耋之年仍在进行着诗歌创作，如此高龄却质量不减，这在世界诗歌史上亦不多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由于国家的内战变故，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洛夫的相继迁徙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犹如当年屈原的放逐，此乃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放逐。正是这样一种颇有些沉痛的背景，遂使洛夫的晚年诗歌创作更加沉重，遣词用句惜墨如金地更加洗练，寓意也更加深远，更加令人琢磨再三。

难能可贵的是，洛夫先生的境界阔朗光明，岁月的磨蚀和生途上的跌宕并没有遮挡向前看的视线。在访谈中他能客观地评判两岸文坛各自的擅场，认为由于“文革”等种种苦难，在故事叙述上使大陆的小说创作略胜一筹；而台湾由于没有出现文化上的明显断代，相对来说文化传承比较完整，其诗歌创作应该更细腻雅致。无论从台海还是整个国际社会，洛夫对诗歌界都寄予厚望，认为都正在往上走，只是期望新的诗人能够沉潜下来，耐心打磨，锐意进取。如果那样的话，诗歌创作前程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