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台剧《人选之人》这句台词，引发台湾网络上一连串有关性骚扰与性侵的指控陈述。MeToo运动一时之间在台湾风起云涌，不过社会的集体义愤却让专家忧心，宛如公审的氛围并无助于对话。DW访问专家，深入探讨创伤的疗愈与究责。
台湾的MeToo运动从政治圈开始，目前已延烧到媒体、艺文、体育、外交等社会各领域。（示意图）
（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31日，一封“为时已晚，但也该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触动许多受压迫的台湾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点燃台湾MeToo的火苗。
发文者自述曾是民进党党工，遭到合作的导演性骚扰，向主管求助却被冷漠以对。从这封信开始，MeToo宛如星火燎原，性骚、性侵等性暴力的受害者陆续在社交媒体上现身，从政治圈扩散到社运、媒体、学术、外交等各领域。
据台湾行政院依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公式计算，2021年台湾的性别平等在亚洲名列第一。然而，虽然台湾的性别平权在亚洲相对进步，这波MeToo爆发却比韩国、中国还迟了5年左右。
但有法律并不够，妇女团体指出，现行性平机制仍不足以“接住”性暴力的受害者，还有更多人选择隐忍。伍维婷说，很多人事过境迁多年才说出口，从这点看来，就更能体会“创伤有多么的深……让这些受害人不管经过了几年，经过了十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个创伤其实都没有离开过”。
台湾MeToo事件接连爆
5月下旬，民进党宣布“礼让”前国民党青年团执行长李正皓，让他在该党的艰困选区参选，但李正皓曾因偷拍前女友的私密影像、威胁要外流而卷入官司，民进党与此人合作，遭年轻世代批评违背进步价值。事发后，李正皓主动宣布退选，但针对偷拍的指控，他称“捍卫自己清白的决心不会改变”。
有观察认为，民进党与李正皓合作一事，加上台剧《人选之人》引发对职场性骚扰的关注，刺激了台湾MeToo爆发。随后，具社会影响力的各界人物，纷纷在网络上说出自己遭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MeToo故事，带动更多人愿意说出口，以下为台湾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的几个案例：
《人选之人》编剧简莉颖指控，中国流亡诗人贝岭曾在她大学时骚扰她，其“套路”是先以译作吸引文艺女青年，再约人到住处。贝岭接受台媒访问时，将他与简莉颖的书信往来，形容为异性彼此吸引的“情书”；对此，简莉颖回应：“释出善意和崇拜，并不是性的邀约，他错误把别人的善意当作感情。”
知名记者房慧真揭露，她刚入行时曾在饭局上遭资深媒体人王健壮用手肘碰触胸部；中国文字工作者赵思乐亦证实曾遭王健壮骚扰。对此，王健壮向赵思乐道歉，但称房慧真“指控不实”。
国民党议员钟沛君公开自己遭名嘴朱学恒强吻的经历，且对方还毁弃道歉切结书的承诺；对此，朱学恒直播时自称当时“喝到断片”才有此行为。12日，他在脸书上向钟沛君道歉，称已赴台北地检署主动“告发”本案，但钟沛君反批其告发状用字谨慎、避重就轻，“毫无悔改之意”。
各个领域陆续有以女性为主的人站出来，对于过往曾遭受的性暴力接力发声，台湾MeToo揭开序幕后，持续风起云涌。
台湾这波MeToo运动参与者以女性为主，但也有男性出面指控，例如政治工作者李元钧（又名李援军）6月4日召开了新闻会指控六四领袖王丹性骚扰，并形容自己宛如“那个站在坦克车前的人”。王丹否认相关指控。
为什么说出来？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彭仁郁接受DW采訪时，以《人选之人》剧名的小标“造浪者”形容这一波MeToo浪潮。一如幕僚是政治人物背后的推手，每一个说出来的性暴力受害经验也是在“造浪”：当社会能量到达一定程度，越多人说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要付出的能量就相对少。
彭仁郁也在脸书上写下自己从5岁开始的多次创伤经验，侵犯或骚扰她的有父母的熟人，还有老师、水电工和陌生人。她抛出疑问：“一个女孩或男孩的成长、学习、职涯过程中，究竟要遇上多少次性侵害，才能够长成足够强大到有办法捍卫自己的人？”
她告诉DW，自己虽从未刻意隐藏这些经验，但她盼望在网络上的公开，可以影响到仍然“隐形”的受害者甚至加害者，促使社会大众反思，“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当中，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框架底下，会让这样子的行为一直处于某种模糊地带，没有办法被思考清楚”。
越来越多受害经验被说出来，讨论也越来越复杂细致。网络上大量的MeToo叙事中，许多受害者都曾经景仰、信任加害者，也深爱自己所处的社群或团体；选择说出自己被骚扰，却反而被批评破坏“大局”。
第一封“求救信”之后，另一位前民进党党工发文写道：“我知道此时此刻，民进党承受不起再有第二个受害者出现，任何的受害事件，都会被上升为政治炒作，进而攻击这个我深爱、且投入一切热情服务的党。但是，对不起，我真的撑不住了。”她写道：“要说出真相，我当然很害怕，但如果不说出来，导致还有下一位女生受害，我会更无法原谅自己。”
她进一步表示，有时候受害者没有“喊打喊杀”，反而是旁人义愤填膺，好像“就是要加害者死”。但社会大众不该以为自己能轻易站上“正义”的位置，却不反省自己是否也曾伤害他人，或对压迫噤声。外界过度的声讨，反而可能让受害者更加无法发声，甚至遭保守势力反扑。
“我期待这场运动推进的方向，是设法建立让做错事的人，承担与他过错或罪行严重程度相符的责任的制度，”彭仁郁在脸书上这么写道。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彭仁郁说，她期盼台湾这波MeToo浪潮能够促进社会思考，如何针对性暴力加害者建立符合比例原则的究责制度。
性暴力指控的追究难题
“我一直说不要，住手，拜托，请你停止……我也记得他双臂擒抱住自己身体，力气很大，我动不了，可能有试图拍两下要对方放开吧，但这之后，我喃喃自语几次不要，就停止了。”
6月10日，一名曾旅居德国的女性在脸书写下超过4千字的MeToo故事，指控去年波兰驻台外交官李波（Bartosz Ryś）侵犯她、导致她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她说自己当时花了20分钟“劝导”他不要这么做：“这个社会这样养大一个女生，到头来我连说不要都很礼貌，连说不要，都用沟通的。”
事后，她向李波寻求道歉不得，决定采取司法途径。然而，她告知朋友说自己“没事”的文字信息，却成为法庭证据，认定她“事后之反应，与一般遭到性侵害者之反应迥然有别”，最后诉讼遭到驳回。
李波主张，台湾的法院判决已认定“指控不成立”，并称控诉女子曾向他要求250万元台币，暗指她是为了钱而提出指控；对此，这名女性否认，称对方“说谎”。上述双方指控，DW未能证实。
在法庭上，性侵指控案件的证据门槛高，且两造证词常变成各说各话，因此相当难以定罪。台湾法务部2020年的数据显示，性侵案最后定罪的比例仅约15%。台湾科技法学会受法务部委托、于2017年发表的报告指出，性侵案无罪的最大主因在于“被害人、证人之证述前后或相互是否有不一致或矛盾”。
根据该报告，在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一路上从警询、检察官侦讯、到法院审理，被迫不断重述受害之经过”，且细节“不断地被挑战”，不但对其造成再度伤害，也更有可能出现证词前后矛盾。
此外，事发时是否积极反抗、事后是否继续与被告往来，也是法院判定被告无罪的主要因素。但专家指出，暴力的受害者承受了创伤，创伤后的反应跟一般理性逻辑的行为模式未必相同，未必会符合外界想像。
从事暴力防治的“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雯接受DW电话采訪时表示，如果不了解这点，“会发现他（受害者）所有的反应都跟你想像中、你认为该怎么样的反应，他都不符合”，甚至反而误解受害者的矛盾是在“说谎”。
中研院民族所学者彭仁郁认为，司法是代替社会去追究加害者的责任，但有时法官或检察官会“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把受害者当成加害者一样审讯。“无罪推定”是保障被告人权、避免冤案的重要原则，有其存在必要，且必须极其慎重，但在性暴力案件中，很多受害者感受到的是：“加害者的无罪推定，其实就等于受害者的有罪推定。”
彭仁郁说，两边都要公平的时候，就像是两边都在审判：一边在审判被告有没有性侵别人，一边也在紧盯原告有没有做伪证。然而，“维持调查公正”跟“避免受害者二度伤害”，两者不该是互斥的。
相较性侵，程度较轻微的性骚扰案件，究责也并不容易。根据台湾劳动部2017年至2021年的调查，受职场性骚扰者约有7成选择不申诉，因为担心被指指点点、害怕工作不保，而变成“沉默的黑数”。此外，由于互动当下不一定能立即录影、录音，骚扰案件因而难以搜证，许多人倾向“不自找麻烦”而不申诉，也让许多骚扰事件因此未能被究责。
说出自己的经验之后，对性暴力受害者而言，要透过申诉、司法管道究责仍面臨重重难关。（示意图）
社会疗愈的可能：MeToo之后，接下来呢？
妇女团体指出，台湾的性平申诉机制常流于形式，相关法律也有漏洞，因此呼吁应尽速修法。
以职场性骚扰为例，妇团批评劳动机关主要关注雇主是否已依法设置防治措施，却不会过问申诉机制有没有效果、最后是否真能惩处加害者。《性别工作平等法》内的重大漏洞，还包含“雇主就是加害者”的情况常变成“自己调查自己”；妇团主张，更好的做法是由劳动主管机构建立“外部独立调查机制”。
对受害者而言，也许司法途径无法获得正义，但“夺回对受害经验的诠释权”仍然很重要。中研院学者彭仁郁说：“讲白了就是有人愿意相信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真的。”而说出来之后，每个受害者期望得到的结果并不相同，甚至有些人也未必清楚“什么是自己渴求的正义”，这时候需要的是梳理经验，疗愈自己的心理空间。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雯表示，要究责加害者，首先应“打破过去所有不让受害者说的”因素，建立一个让受害者“被聆听、相信与支持”的环境。调查搜证的过程也应强化；并不是每一件案例都必然陷入“罗生门”，因为性暴力常有多人受害，这时就不只一个人的证词对上另一个人，而是“他跟他们”的对抗。
廖书雯说，很多时候受害者需要的其实是加害者的道歉，但不是为了逃避刑责的表面功夫，而是真心认错、真正认知到自己的行为对受害者带来多大的伤害；然而，这在台湾社会却比想像中更难以实现，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与教育，还未能让性别暴力加害者认知到自己在做一件“很伤害别人的事”。
观察台湾这波MeToo浪潮，被指控者往往会强调自己没有骚扰的动机，把问题归咎于“意图”与“主观感受”的落差。
“当加害人说我没有那样的意图的时候，他就是对法律的无知，或者是在卸责。”世新大学性别学者伍维婷说：“人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去感受到对方觉得不舒服，或者对方在躲你，或者对方在害怕……看到对方这样的反应之后，还要一直去push，还要一直去进行性骚扰的行为或言语的话，那个非常明显就是一个犯行了。”
如何强化有关身体界线、关系互动的性别教育，需要更深刻的检讨，或许才有可能从年轻世代开始改变社会环境。伍维婷指出，教育现场仍因保守团体压力，让许多老师仍“不敢教”性平教育，年轻人也还无法学会真正的尊重，“这是保守势力让我们台湾社会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