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去俄罗斯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遇到了一个矛盾状态。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莫斯科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欧洲城市，到处都是经过精心绿化的公园、自行车道和停车位。在过去十年里，普通俄罗斯人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该国的政治制度正越来越接近威权主义。
在此之前15年，鲍里斯·叶利钦羞愧地离开了权位，他在国家电视台道歉，因为他“未能证明人民的希望是合理的，他们相信我们能从阴暗停滞的极权主义过去跃入光明、繁荣和文明的未来”。
到2015年夏天，他的继任者普京似乎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光明和繁荣。他所建立的政治体系限制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已经学会适应它。
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开始为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工作，投身社区建设——使他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2011年和2012年的抗议运动失败了，人们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宏大的政治是没有希望了，但人们可以通过小的行动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样的妥协还有另一个方面：普京似乎也受到了约束。政治行动可能是禁忌，但涉及宗教、文化和许多表达形式等其他方面则比较宽容。在他的考量中，要想让体系平稳运行，就必须为社会留出一些空间。
我在俄罗斯生活了九年，从2000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报道这个国家，那一年普京首次当选。在公开写作和我的私人生活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人们，俄罗斯有时可能看起来很糟糕，但它也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内，我感觉自己正在看着我爱的人们失去理智。俄罗斯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表示，许多转向“小行动”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也感到震惊和恐惧。
“我看到很多帖子和对话都在说，这些小行动正是一个大错误，”她说。“人们有一个比喻。他们说，‘当癌细胞在胃里不断生长的时候，我们却试图给我们的脸做点整容手术。’”
我开始怀疑俄罗斯是否总要落到现在的地步，而我们只是没能预见到。于是我给俄罗斯记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茨打了电话，她早在1990年代就曾警告过克格勃卷土重来的危险。阿尔巴茨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她一直认为，面对普京的任何妥协都是一种幻觉。
她说，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普京与西方离心离德，甚至入侵了另一个国家，而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她上个月在电话中说，“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也正是他开始做的事情。他的行为极其理性。他只是意识到你并不关心。”
她指的是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刚刚开始谈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我曾报道那场战争，在格鲁吉亚的哥里镇与一支俄罗斯部队一起度过了一晚。我记得士兵们看起来精神焕发，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说些笑话。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留下了一种痛苦的屈辱感和失落感。入侵似乎令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普京上台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名军官告诉我。“我们找回了一些昔日的力量。人们又开始尊重我们了。”
阿尔巴茨听起来很疲惫，但却非常坚定。我们谈话的那天，她前往俄罗斯的一个流放地，出席对她的朋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宣判。纳瓦尔尼是俄罗斯很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他利用宣判中分配给他的时间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演讲。
“我们现在明白，当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开战时，他必须除掉纳瓦尔尼，”她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勇气反抗的人。
事实上，纳瓦尔尼从未接受放弃直接对抗的立场，他正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反对运动，领导人们走上街头。他拒绝妥协，为了反抗，他愿意坐牢。
阿尔希波娃指出，纳瓦尔尼的口号是，这场战斗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是正义与中立的斗争，这是在直接挑战普京所要求的政治被动。
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说，纳瓦尔尼在多年自由行动后，在2020年遭到投毒，并于2021遭到监禁，这标志着社会契约的结束和普京战争的开始。就像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前夕杀死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一样，普京也必须清除反对者。
莫斯科社会与经济科学学院的政治哲学教授格雷格·尤丁认为，2018年到2019年，政治反对派的成功开始加速，正是这种成功将普京推向了战争。
尤丁说，普京无法想象，俄罗斯国内会有人为国家谋福利，但却反对他。所以他寻找叛徒，并执着地认为西方在追杀他。
“这是这种政权的一个特征，”尤丁教授说。“它把内部的异议解读为外部的威胁。”
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据人权组织OVD-Info的数据，俄罗斯入侵后的几周内，警方在全国拘留了逾1.5万人，远远高于2012年抗议活动期间的人数，研究那次抗议活动的阿尔希波娃说，当时在12个月内约有5000人被拘捕。
阿尔巴茨留下了，她对没有留下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
她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容忍”。她还说，“他们直接就跑了。”
同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她说。“在被关进监狱和不进监狱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不进监狱，”阿尔巴茨说。她还表示，因为报道这次战争，她面临数千美元的罚款。
尤丁说，选择的困难在于镇压已经完成，政治反对派已经被粉碎。
“最贴切的类比是1939年的德国，”他说。“你期待那里发生什么样的民主运动？这是一样的。人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试图保命。”
当然，不是所有人。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告诉我，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
“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他说，指的是那些依赖养老金和国企工作等公共资金的人。“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他指出，“如果你看看我们自普京上台以来20年的研究，那么普京得到的支持和其声望高峰总是与军事行动相吻合。”
1999年的车臣战争便是其中之一，那是一场尤其残暴的征服，是普京在首次当选总统前的标志性行动。那场战争的一些特征开始在乌克兰出现：双手被捆绑的尸体、乱葬岗、酷刑的故事。车臣战争的结果是系统地消灭了所有抵抗俄罗斯的人。这是否是俄罗斯在布查的意图，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现在这种妥协中止了，幻想破灭了。俄罗斯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是什么样的阶段？尤丁认为，俄罗斯正在从威权主义——以政治被动和公民不参与为主要特征——走向极权主义，后者依赖于群众动员、恐怖和统一信仰。他认为普京正处于危机边缘，但可能会犹豫是否做出转变。
他说：“在极权主义体系中，你必须释放自由能量才能引发恐怖。”他说，普京“是个控制狂，习惯于微管理”。
然而，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崩塌，无论是通过俄罗斯经济的崩溃还是在乌克兰的军事惨败，“释放恐怖将是他自救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乌克兰和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人来说，目前的局势如此危险。
“普京深信他承受不起失败，他会升级，”尤丁说。“他押上了一切。”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