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图文记录：这才是美国老百姓最真实的一天

为了维持生活，这些美国人必须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无法在家、用电子邮件和Zoom会议完成，他们要直面新冠病毒的致命危险。

一名卡车司机在装货，然后将开始又一次横跨全国的长途货运。法院大楼阴暗的等候室里，一位公辩律师正在与客户会面。一家小型五金店的老板正在检查每一个上门的顾客是否戴了口罩。

严酷的现实就是，七个月前，没人能想到新冠会让数百万美国工人置身危险之中。

最新研究表明，在能够居家办公的人群中，白人几乎是黑人和拉丁裔的两倍，他们也更可能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足。

今年春天，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家庭中只有18％能居家办公，而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家庭中有45%能居家办公。尽管居家办公的美国人比春季已有大幅增加，这一差距仍然显著。

通常，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职场人士无法获得带薪病假，这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缺陷的佐证。目前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工作中感染了新冠，使得这个缺陷再次引起关注。然而，政府的公共卫生法规模糊不清，执法不力以及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导致众多公司在应对新冠的问题上反应迟缓。

新冠大爆发之初，医院和超市的工作环境获得大量的报道和关注，而其他行业受到的关注不多。本文追踪了其他行业的几位普通人在9月一个普通的周二的24小时。这个世界上，实在有着太多的不同寻常。

在加利福尼亚的戴维斯市，卡迪娅·兹里迪（Khadija Zridi）是DoorDash送餐服务公司的网约配送员。在奥马哈市，埃里克·里德（Eric Reeder）正在回到肉制品包装厂上班，作为工会官员的他时刻都在担心那里的工作环境。

这些人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说，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尽管担心自身安全，但为了维持生计出来工作，出于承诺、甚至使命感而出来工作。

里德说：“我不想死在新冠上，但遗憾的是，肉制品包装工人必须上班。如果我不来，就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缅因，凌晨4:00

9月是狭鳕鱼的季节，如果天气好，凯拉·考克斯（Kayla Cox）会在黎明前的薄雾里来到菲彭尼丝莱奇（Fippennies Ledge）捕鱼。但是，五个热带风暴有史以来第二次同时席卷大西洋，在缅因州湾掀起了八英尺高的巨浪。

考克斯不能去捕鱼了，她检查了钓具盒，把鱼竿和渔线轮插入船舷支架里。接下来，200磅阿拉斯加银鲑鱼等着她去剔骨。她和既是同事也是丈夫的蒂姆·莱德（Tim Rider）开车前往他们的加工厂，天空还是一片漆黑。

市场对三文鱼的需求及其旺盛。两人给1,000多磅的三文鱼剔骨，做成无骨鱼片，送去三个州，几小时前才刚刚回家。而几周前，他们把6000磅的冷冻鳕鱼和扇贝运到伊利诺伊州，在中西部进行配送。

“我们不干，还有谁干呢？”考克斯问。

除了跨州送货，他们会开着面包车去农贸市场和特色农产品商店卖三文鱼。为了丰富产品种类，他们还会开车去考特角（Cape Cod）买扇贝，去波士顿机场买大西洋的西北鲑鱼。虽然请了几个帮手，但公司New England Fishmongers 的成功运作基本靠考克斯和莱德两人。

但是他们心存感激。感激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他们还能赚到钱，而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感激他们在新冠爆发前一年已经转向直销。如果他们仍然依靠餐厅销售（公司在2015年成立时的重点），那么他们现在就得像周围的人一样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3月的一天，缅因州宣布进入封锁状态，当时他们在捕鱼，没有手机信号。回到码头，手机被打爆，顾客们争相订购10、20、30磅的鱼。考克斯记得当时自己一直摇头，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么多的鱼送到这么多的顾客手里。他们的生意本是围绕着周末市场设计的，而不是像联邦快递UPS那样的门对门快递服务。

最初几周到底怎么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就是不停的接电话、打电话、编目录、开发票和送货，每送一次就换一次手套，每一个冷藏箱都要从上擦到下。考克斯最终建立了一个在线商店，简化了物流。她说：“但这并不完美。”

在加工厂里，考克斯穿上橙色背带橡胶工服，把长长的棕色马尾辫绑到后脑勺，带上蓝手套，操起刀开始工作。她把鱼片切成块，称重、标重，装入塑料袋，抽真空、密封。先是三文鱼，接下来是黑鲈鱼。这一切都必须在今天完成。

25岁的考克斯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环境顾问，她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坐在办公室里。但几个夏天跟着龙虾船出海的经历让她爱上了大海。做为女性，她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中遇到不少挑战，但她学会了无视各种冷嘲热讽，专注于产品供应和销售。在任何情境下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天气、许可证等许多外在因素她都无法控制，现在还得应对新冠、强制性口罩、不停的消毒和洗手。

考克斯和莱德两人中有任何一人得了新冠，公司就会垮掉。没有他，捕鱼船无法离开码头。没有她，就没有送货、市场或社交媒体的促销。

在处理黑鲈鱼之前，考克斯需要休息一下。她脱下工作服，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冲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坐到办公桌前。一手拿着咖啡，另一只手在日历上写出了一周的分销和市场时间表。这些事，她可以掌控。

—记者Sue Hertz/ 摄影Salwan Georges

马里兰 早晨 7:50

商店还没开灯，大卫·比尔曼（David Billman）站在收银台旁，提醒四名早班员工，每位顾客进门都要戴口罩。他说，当地卫生检查员一直在进行突击检查。违规可能意味着罚款。

员工们准备就绪，比尔曼沿着过道往后走，在配钥匙柜台拐弯，走进库房，按下10个开关，100盏灯亮了。克林顿五金商店（Clinton Do It Best Hardware ）开始了新一天的营业。比尔曼家族拥有这家商店已经57年了，比尔曼从15岁开始就在这里工作。

新冠流行期间，比尔曼百感交集，一会儿困惑，一会儿恐惧，一会儿又感到幸运。而这周，他感到内疚。

离他商店不远有一家美甲店，经历了春季几个月的强制关店之后，两位女店主在苦苦挣扎。他有一个朋友是修理乐器的，学校关门意味着没有音乐课，也就没有小号、吉他和鼓什么的送来修理。比尔曼最近见过他，跟他说要坚持。当朋友问起比尔曼的生意状况时，他回避了细节。

他说，我们还活着。

而实际上，随着对草坪肥料、软管、洒水器、蔬菜种子、储物罐、地鼠陷阱和油漆的需求激增，比尔曼的生意蒸蒸日上。

他说：“你会感到尴尬，因为你生意很好，而且他们正在挣扎。”他知道，如果五金店不属于基本服务行业，如果不是上班族突然有了空余时间，对园艺和DIY项目产生兴趣，情况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订单一小时以内就会进来。比尔曼的办公室在二楼，墙上挂着三代店主的照片，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但他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要跟员工们一条心。他担心员工们和家人面对的风险。一名员工有个90多岁的祖母，另一名员工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最年长的一名员工有肺病，比尔曼把他的班调到营业结束后，希望能保护到他。

有一天，一位女顾客买了挂图钩来到收银台，一阵剧烈的咳嗽。柜台旁的每个人都惊呆了。女顾客意识到大家在想什么，坚持说只是过敏引起的咳嗽。

尽管如此，店员还是赶紧先帮她结账，再把其他顾客引到另一个收银台结账，关店。然后擦拭柜台，信用卡读卡机和整个挂图钩区域，往空中喷洒消毒剂，洗手，更换口罩。

53岁的比尔曼说：“你可不想冒险。”他的岳母跟他和妻子贝琳达（Belinda）住在一起，夫妻俩每晚回家都会先给鞋子消毒、洗澡，再跟老太太打招呼。

一位男顾客走进店里问草坪机在哪里。比尔曼跟他聊了几句，带着他去草坪机那边，这是他的策略，让顾客买完东西尽快离开。他介绍了不同型号草坪机的功能，顾客选择了售价89.99美元的红色Chapin牌草坪机。

乘着顾客付款，比尔曼把草坪机推到后面，给轮胎打了气，然后到停车场把机器装进顾客的皮卡里。

他走向商店的双开门，最大的一批货到了，有水暖设备、暖炉过滤网和园艺工具。卸货、摆货大概要干到傍晚了，一位女顾客正在离开，比尔曼跟她致意。

“谢谢，女士。”比尔曼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 记者V. Dion Haynes / 摄影 Michael Robinson Chavez

田纳西 上午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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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根·汤普森（Meigan Thompson）通常很早就去法庭。所以，当警员带着一个客户进来时，她已经坐在办公桌前了。那个人戴着亮黄色手铐，跟其他四名黑人绑在一起。

对于这位39岁的公辩律师来说，这样的场景时常出现，有些时侯，她是孟菲斯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法庭上唯一的黑人律师。司法中心位于波波拉大街201号，是一栋雄伟的米色混凝土建筑，里面有监狱和刑事法庭。

大家都听说201里新冠大爆发，几百位等待庭审的刑拘人员和监狱工作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一名副监狱长死亡。

虽然大楼名里有“司法、正义”的字样，但汤普森觉得，大楼对她的客户而言没有多少正义可言，很多人并没有被定罪，但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被无限期拘押。

她说：“我们的客户面临各项指控，要让法院和公众相信和信任他们的良善和价值，终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今天的客户是个18岁的少年，被控持械劫车和袭击。由于监狱爆发新冠后被隔离，他错过了上一次开庭，汤普森想把他从新冠危险中解救出来。但是今天面见法官只有两分钟，不是要求保释的好时机。他不得不继续等待。

‍汤普森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和他私下见面，解释接下来的事情。在五楼法庭旁的一个暗淡的等候室里，汤普森见到了戴着手铐的少年，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私下会面的地方。

然后汤普森收拾好她的笔记本电脑，调整了一下口罩，去地下室见另一个被保释的客户。

她试图减少出庭时间，因为这栋大楼让她感到沉重。大楼以南三个街区，就是当年的奴隶贩子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买卖黑奴的地方，那些黑奴都被关在他的私人监狱里。后来福雷斯特当上联邦军队的将军，又成为三K党党领。在吉姆·克罗时代，三K党开始对汤普森祖母一家施暴，迫使他们逃离北卡罗来纳，去了加利福尼亚。

汤普森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Pasadena）长大，后来去南部的斯佩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上学。毕业后，她在密西西比州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的少年司法项目工作，后来去上了法学院。毕业后她通过一项公民立法提案来到孟菲斯工作。这个立法提案把精选的法学院毕业生分到全国各地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工作，旨在促进刑事司法文化的变革。

在她看来，这项任务是一个使命，尤其是现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大多是黑人，它也是全国最贫困的城市之一。“我不是在做慈善，”她语气温柔，但信心满满地表示。“这对我有更大的意义。”

在她眼里，她的客户们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她面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律师费。今年春天，她根据访谈记录，创建了“人性项目”网站。不久之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活动达到顶峰，她的母亲从加利福尼亚发来短信，就一句话：“我很高兴你不是检察官。”

上午十点左右，汤普森继续在201大楼里奔走着，在二楼的办公室放下文件，打了个电话。10点35分，她冒着新冠风险走进监狱。她要跟另两个客户讨论案子。

—记者Emily Yellin / 摄影Andrea Morale

伊利诺伊 下午12:10

里克·查普曼（Rick Chapman）靠在他的彼得比尔特（Peterbilt）579型载重长头卡车的车头上，院子里停满了载重卡车，柴油发动机在低速运转着，栅栏外的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整个院子都在震动。这里是芝加哥南部州际公路的汇集点，也是卡车运输的枢纽。下一趟横跨全国运输的文件还没有送到，但查普曼并不着急。

他已经在路上好几个星期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他在车头里寻找中午要吃的药。“你在这儿呢，”他说，抓起糖尿病药片，就着Bang能量饮料吞了下去。

车头就是他的家。

新冠爆发时，46岁的查普曼很担心会把病毒带给家人，带给他交往了很久的亚利桑那州的女友和她的三个孩子，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父亲和一个患病的兄弟。

所以，从春天开始，每次外出工作，他都会离家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在6英尺x 7英尺的空间里呆着，微波炉，冰箱和电冷却器被他用弹力绳绑在了副驾驶座上。他睡在铺着超级英雄床单的床垫上，比在家睡得踏实。每当离回家不到14天了，他就尽可能不去休息站、餐馆和杂货店，并疯狂地用洗手液洗手。

但是他认为新冠的危害被夸大了，对戴口罩也持怀疑态度。即使身患糖尿病，他也只是在有佩戴口罩要求的地方才把围脖拉起来遮住口鼻，主要是因为他不想跟人起争执。

尽管常常不在家，卡车司机这份工作适合查普曼。他原本是电工，金融危机期间曾经任职的公司倒闭了，他就去驾校学习卡车驾驶，并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不过，他不再收听车载调频电台的广播，因为那里面充斥了种族主义的言论和谩骂。

大约一年前，JKC 卡车运输公司分派给他一个全新的彼得比尔特车头，每英里支付他55美分的薪水，他觉得挺好。他的年薪通常在60,000美元左右，今年可能会更好。他不断经历着最为严厉的新冠封锁，常常把冷冻肉运送到西海岸，再满载着新鲜的西红柿，鳄梨和其他农产品返回芝加哥。

他说：“这并不是说我是英雄，而是一种责任。” “你几乎放弃了正常的生活而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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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少离多的日子终于让女友受不了了，交往十多年后，两人在八月分手了。几天后，他的兄弟在埃斯孔迪多（Escondido）去世，父亲独自一人住在查普曼的公寓里。他想着自己会一直在外面待到十月下旬，然后回去陪伴父亲。

货运文件到了，他要在46小时里把23,508磅牛肉送到佐治亚州，再用24小时把15,600磅牛肉送到佛罗里达。

经验告诉他，到佐治亚州的休息站只需要10小时58分钟，刚好没超过联邦法规定的每次行程不超过11小时。他看了下手表，上了高速。芝加哥周边的午间交通是一场噩梦。现在，他要等候。

送餐员在院子里找到了查普曼的卡车，他送来了意大利面（双份的酱料）和沙拉。查普曼坐在床上吃了起来。

意大利面太大份了，查普曼的新陈代谢系统和能量饮料无法消化。躺在超级英雄“银河护卫队”的床单上，他无法入睡。

—记者Peter Kendall / 摄影Joshua Lott

内布拉斯加州  下午2:25

奥马哈市JBS工厂的屠宰场里，数百名员工在屠宰、包装牛肉，工作服上满是血。周围的标语写着“保持社交距离，所有员工必须戴口罩。”埃里克·里德（Eric Reeder）的工作是确保员工们遵守工厂的规定。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工厂北门的安全保卫站登记后，走进一个白色帐篷，通过全身体温检查，进入工厂，来倾听工人的担忧和抱怨。

“我一辈子都在工会工作，”里德说。去年秋天他当选美国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293分会的主席，当时他的工作重点是传统工作安全，比如重复性压力造成的伤害，快速线上的割伤等等。293分会覆盖内布拉斯加州东南部的13家工厂，它们负责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麦当劳、斯密斯菲尔德肉制品公司（Smithfield）和 Costco供应汉堡包、烟熏肉和烤鸡。

3月下旬，他刚刚入职不久，就接到消息，格兰德岛以西几小时车程的JBS工厂有员工确诊新冠，不久，克里特小镇的斯密斯菲尔德猪肉工厂也有员工确诊。确诊病例很快从几例跳升到了几百。斯密斯菲尔德公司宣布将关闭工厂进行深层清洁和检疫，但第二天就改变了决定。第三天晚上，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肉类加工厂为民生必须行业，强迫工厂继续开工。

里德的电话被惊恐的工人们打爆了。他们并肩站在生产线上，几乎没有口罩或面罩。大多数生产从未减缓，确诊病例一增再增。每次进入一间工厂，里德都在想自己有多大概率感染病毒。他会很晚才回家，马上洗澡，最大程度地减少女友感染病毒的风险，他会一直戴着口罩，直到去另一个房间上床睡觉。

六个月后，每天回到家他还是这样做。他说：“必须这样。为保护她，我们得有这套常规动作。”

56岁的里德不知道什么时候情况会好转。他每周有六天早上5点起床，每天平均开车约200英里，去工厂倾听工人们的抱怨，跟管理层交谈，向各公司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投诉。八月，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关作证时警告说：“除非有强制性要求，企业主们不会主动采取防护措施。” 除了沮丧，他越来越觉得疲惫不堪。他的工会会员里有近1,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至少六人死亡。

‍有些工厂的巡视要几小时。今天没什么大问题，所以30分钟后他就走出了那座庞大的，低矮的工厂，看了看手机，新的电子邮件堆积如山，他叹了口气。工厂已经向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重返生产线，要么被解雇。一家工厂正在统计有多少工人会回来上班。

回到他在工会大楼的拥挤不堪的办公室里，里德忧心忡忡。荧光灯下，他的黑眼圈更重了。昨天有新闻报道说，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主要是由肉类行业的游说集团撰写的，他听了怒不可遏，联邦政府没有颁布保护工人的强制性法规，反而为了维持利润跟行业沆瀣一气。“这让我气得要命。”

不过，他不能老想着这事。他要回复信息、写申诉信，还要跟拜登（Joe Biden）团队开Zoom电话会议。拜登团队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跟工会的联系非常密切。如果运气好，今晚他能赶在女友睡觉前到家，跟她待上一会儿，再关灯上床。

—记者Ted Genoways / 摄影Calla Kessler

得克萨斯 下午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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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楼有房间要消毒，小儿科的窗帘也要换，但玛丽安娜·巴尔达索（Mariana Baldazo）先要打扫一条长长的走廊。她站在一台工业清洗机的平台上，在亮闪闪的米色油毡上来回清洗。

这就是她在圣安东尼奥大学医院当保洁员的日常。新冠疫情大爆发以来，她的工作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一切似乎都变了。巴尔达索今年47岁，每天早上上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个个大垃圾桶推到外面的垃圾粉碎机边。今天早上有五个垃圾桶，这意味着她要5次从垃圾粉碎机边上停的一台冷藏车旁走过。冷藏车是夏天开始停在这里的，用来存放新冠病人的遗体，医院太平间已经放不下了。

这真的太惨了。她知道，有些病患死去时，身边没有亲人的陪伴。“你看到那些尸体，你祈祷。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继续做事。”

巴尔达索常常祈祷。她住在圣安东尼奥市西部的贫民区，离医院20分钟车程，来医院的路上，她把收音机关了几分钟，在寂静中祈求上帝帮帮她、她的家人、医生、护士、病人还有她的同事们。然后她打开收音机，找些积极向上的音乐。今天找到的是MercyMe乐队的歌。

当朋友和家人问起新冠疫情下她在医院的工作情况时，她没有提到冷藏卡车，而是说现如今她还能有工作是多么幸运，而且医院有及其严格的规定，能保护她的安全。她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戴着口罩，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停下来跟前台开开玩笑。医院不允许在电梯里聊天，一次只能有四个人乘坐电梯，且要分别站在四个角落。

巴尔达索是个单身母亲，留着黑色短发，挣着30,000美元左右的年薪，和14岁的女儿生活的紧紧巴巴。母女俩住在巴尔达索父母房子后面的一个小套间里，她睡客厅，女儿睡卧室。

她从来没想过在医院工作。高中毕业后，她在学区做了七年监护人，晚上睡的很晚，为孩子们补习功课，对那些英语不太好的孩子们她尤为用心。她希望能当老师。

但事如愿违。五年前，她急需一份工作。有人介绍了公立医院保洁员的工作，她接受了。

她要做负责楼层的清洁，还要监督20多位医护人员，确保他们维持工作场所和洗手间的卫生。她每次上班得走大约25,000步。快到下午4点了，她把清洁工具收起来准备下班。她伸手到裤兜里去掏那把沉甸甸的钥匙，另一个裤兜里装的是硝酸甘油，她有心脏病。

特别难挨的日子里，巴尔达索在午休时间坐在自己的车里，肚子绞痛，吃不下饭。最近她开始服用抗焦虑药。三月以来，她掉了12磅，四次去看急诊。“我会眼冒金星、恶心，出汗、发抖。几乎像心脏病发作一样。”她说。四次看急诊都做了检查，没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她被送回家休息。

现在，上大学和转行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她将所有精力都放到了女儿身上。女儿迫不及待地想搬进更大的房子里，巴尔达索试着给女儿泼冷水，但又要小心翼翼不让她的希望完全破灭。

“我知道，米娅，”她告诉女儿。“但是总有事情妨碍我们。”

— 记者Sindya Bhanoo / 摄影Brandon Thibodeaux

科罗拉多 下午5:40

在丹佛国际机场，一个穿着棕褐色T恤、没戴口罩的秃顶男人，绕过有机玻璃隔板，探进安东尼·考赫德的小小问询台里。

“我怎么赶晚上7点的飞机？”他态度蛮横地问道。

考赫德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瞥了一眼伸到他面前的皱皱巴巴的登机牌，抬手指着说：“大厅往前走，过安检，”那个旅客有多粗鲁，他就有多客气，“机场摆渡车坐两站到登机口。”

黄昏时分的阳光穿过机场航站楼的尖屋顶。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航站楼都是他的办公室，成千上万来来往往的旅客都是他的职责所在，也让他每天暴露在新冠风险中。

新冠刚刚爆发那会儿，他对可能感染新冠、把新冠传给他室友80岁的母亲很不以为然。每周40小时的客服工作还能继续做，时间也没被缩短，他每天都带着感恩的心情来上班。

随着旅客数量暴跌，周遭变得异常安静，大厅空空荡荡，商店大门紧闭。考赫德试着让自己忙碌起来，用消毒湿巾擦拭柜子，在展位上摆放旅游景点的宣传小册子。他还参加了应急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尽管在机场工作了14年之后，每一个细节他早就烂熟于心。

朋友们叫他“甲骨文”，因为他有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在同事眼里，他专业又礼貌，还能做美味的白桃水果馅饼。

成长的过程中考赫德爱上了旅行，跟家人们一起在芝加哥西面的杜佩奇机场周围野餐。1990年代初他移居到丹佛，开了一段时间卡车，还在麦当劳做兼职。现在，他觉得机场就是家，最近还升了职。他说，跟旅客们互动的工作很适合他。他的母亲总跟他开玩笑，说他是“天生的话痨”。

然而，他个人的旅行计划（去中西部走亲戚，飞洛杉矶去最喜欢的墨西哥餐厅吃饭）被搁置了。他仍然希望明年能去夏威夷，跟朋友们一起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

随着旅行开始恢复，机场成为少数几个无法避免的大型室内聚会场所之一，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在这里来来往往。新冠的担心还没过去，他又开始为家庭的财务状况焦虑了。

面对高达1.9亿美元的预算缺口，负责机场运营、支付员工薪酬的丹佛市政府已经要求一些机场员工在今年进行八天无薪休假。考赫徳把这八天分配到不同的时间段，希望能减轻对家庭财政的影响。即便如此，无薪休假也让他不得不搁置在郊区购买联排别墅的计划。

考赫徳把焦虑埋在心里，表面上风平浪静。他在机场大厅巡视，凭着第六感觉，总能发现需要帮助的旅客。机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升级改造，航站楼的大部分已经被拆除，到处都是裸露的钢梁，各种布线和临时的隔墙，这给旅客造成了很大困扰，他忙着回答旅客的问题、指引方向。

“美联航票务柜台在哪里？”

“哪里能抽烟？”

“租车柜台在哪里？”

他的工作是答疑解惑，指引方向。但他意识到，口罩掩盖了大家的情绪。他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餐馆、书店依旧关着门，转机、旅游柜台也没人上班。附近的一个自动扶梯吱嘎作响，机场广播里大声播放着录音警示：“看管好你的私人物品。”

一个戴着双层口罩、身材娇小的黑发女人来到咨询台前，低声问道：“卫生间在哪里？”

—记者Jennifer Oldham / 摄影Rachel Woolf

加利福尼亚 晚上8:00

‍车胎漏气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寓的一位邻居帮了忙。阿努瓦尔（Anouar）驾驶着午夜蓝小货车向戴维斯市市中心驶去，大多数餐馆都在那里。如果他走3街，就会经过他曾经上班的地方。

“El Patio到了，”他妻子指着街角的一家商店说。外卖马上就能取了，阿努阿尔知道该怎么做，他把卡迪亚（Kadija）在店门口放下，然后开车兜圈直到她拿着外卖出来。

要想在DoorDash外卖公司做个成功的外卖员，有很多细节要注意。最关键的是要在公司应用程序预估的时间里把外卖交到顾客手里，这样能让顾客满意，而一个满意的顾客可能会额外多给小费。

从技术上讲，这只是卡迪亚·泽里迪（Khadija Zridi）要关心的事，而实际上，这份工作事关全家。丈夫默罕默德·阿努瓦尔·马斯卡奥伊（Mohamed Anouar Maskaoui）原本在3街上的Burgers＆Brew餐厅当侍应生，新冠爆发后餐厅关门，他失了业。从那天起，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卡迪亚在DoorDash当外卖员的收入维持。卡迪亚还是希望自己能待在家里，开开心心地照看小女儿阿拉。但是现在，她的愿望不重要。

夫妇俩在2016年通过抽签幸运地拿到了美国绿卡，他们感到上帝伸出了援手。阿努瓦尔说：“你恳求上帝赐给你另一种生活，改变你的未来，你孩子的未来，只有上帝能帮你。” 他和妻子离开摩洛哥来追寻、实现他们的美国梦。达拉斯不行，芝加哥太冷。朋友提起戴维斯这个大学城，于是他们就来了，后来阿拉出生了，是美国公民。

而现在，生活却是这个样子。

‍今晚的取餐很顺利，几天前的晚上卡迪亚也来过这家墨西哥餐厅，有人拿走了她要取的外卖，她不得不焦急地等餐厅再做一份新的。

很多顾客要求把外卖放在家门口，但如果顾客希望面交，卡迪亚也会同意。她今年32岁，丈夫阿努阿尔42岁。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洗手液就在身边，还带着小女儿。外卖送了一家又一家，阿拉坐在后座上，烦躁不安。

每送一份外卖，可以挣2到10美元，外加小费。他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要送早餐，然后在晚上再送三、四个小时的外卖。星期一生意不多，每个月的头几天，生意也不好。

大学生们正在返校，“那是好事，”卡迪亚说。但是，如果返校导致当地新冠确诊病例增多，优乐县（Yolo）就不能全面开放，阿努阿尔也不能如期重返工作岗位。他一直工作到午夜甚至更晚，给大学生们送外卖，再拿小费。

夜幕降临的时候，小女儿阿拉受够了。每次妈妈下车，走出她的视线去送外卖，她都会哭闹。她还不到三岁，已经习惯了妈妈一直在身边。

今晚的生意不太好。卡迪亚和阿努瓦尔安慰自己，这才星期二，接下来的日子会好的，阿努瓦尔会重回餐厅工作，生活也会如他们希望的那样走上正轨：学习、学习再学习，然后开自己的公司。

无论如何，今晚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活着。”

— 记者Mark Kreidler / 摄影Preston Gannaway

华盛顿 晚上11:30

‍庭院里夜幕低垂，连常青树都悄无声息，但是奥什内·马修斯（Aushenae Matthews）和同事们都不说“安静”这个词， 她解释说，这里是为家庭暴力受害者设立的临时住所，“如果你说‘安静’这个词— 大家都知道你在诅咒这一整天。”

马修斯（Matthews）是家庭暴力妇女网络（National Abuse Women”s Network）设立的避难所的负责人，避难所位于金县（King County），全天候开放。马修斯和同事们为家暴受害人寻求各种权益，帮她们安排上庭、看医生。他们一起努力着，试图治愈这个社会。马修斯只有22岁，但自从去年入职以来，已经两次获得晋升。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女性首当其冲地承受着不断加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时间很晚了，家暴热线沉默着，给了马修斯难得的思考时间。她常常接到来自急诊室和犯罪现场的电话，家暴幸存者跟护士、警察、社工或精神专科专业人士在一起。她马上行动。

妇女避难所的床铺太少，意味着每57位求助者中只有1人可以住进来。这个避难所住了二十个人，包括孩子。避难所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以确保住客的安全，到目前为止，这里没有人得新冠。马修斯和同事们（都是女性）温和地提醒住客们戴口罩……

一个男孩走进厨房找吃的，T恤上印着“黑人的命也是命”。除了他，避难所里寂静无声，大厅里没人，用来冥想或谈话的“月亮屋”里也空无一人。白天，住客们在避难所的一个叫“黎明”的角落里感受着生命的希望：书架上满是书，厨房里可以嬉戏，还有三轮车。黎明角的墙壁上满是五颜六色的图案，都是这里的年轻住客们画的。

‍马修斯在附近的塔科马（Tacoma）长大，有两个兄弟姐妹，都是拉丁裔单亲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小时候，她每天晚上都穿着校服上床睡觉，这样第二天早上就能跟兄弟姐妹一起准时到校。她是全家最早上大学的人之一，学的是刑法和心理学专业，同学都是梦想当警察的白人男性。“我得付出双倍努力，才能得到一样的尊重和评分。我唯一能看到自己影子的地方，就是在家暴幸存者中间。”

她试图“以某种方式改变人生”。毕业那天，同学们都在狂欢，她和家人却在学生公寓里收拾打包，以便早日开始新的工作。

18个月过去了，她一直在避难所跟家暴受害女性在一起，倾听、感受她们的经历和磨难。跟她们一样，她也曾遭受来自亲人的暴力侵害。她跟恋人从高中就在一起了，他是社工，负责帮助寄养家庭的孩子。回家的高速路上，她总是在车里唱歌，来忘记痛苦。

大多数朋友都无法理解她在做什么。新冠期间，家人也不在身边。她说：“我感到很孤单。” 工作时，她时不时触碰手腕上的设备，它能帮她从受害者的悲伤经历里解脱出来。黑夜里，睡眠麻痹、恐怖景象充斥了她的潜意识，昔日的创伤就这样来回纠缠、折磨着她。

每天早晨，避难所的厨房里，培根在锅里噼啪作响，平底锅叮叮当当。到了午夜，马修斯在厨房里站着，望着外面，六台冰箱发出嗡嗡的声响，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就像在一起合唱。车里的司机们并没有意识到，就在这里，勇敢的女人们在梦想着更好的生活。

记者Kristen Millares Young / 摄影 Jovelle Tamayo

Ref：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road-to-recovery/24-hours-with-american-workers/?tid=a_classic-iphone&no_nav=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