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推特治国》，作者在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理解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的选举策略和治理逻辑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读懂美国，读懂美国政治，读懂美国民主。
作者：
雅各布·哈克：耶鲁大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和政治学教授
保罗·皮尔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特聘主席
【文/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
2018年的众议院选举，共和党以明显的票数差距落败，但共和党人并没有转向温和立场。选举结束后，既没有复盘剖析，也没有类似于2010年奥巴马的“一次惨败”、2006年小布什的“一记重击”、1994年克林顿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总统级别的反思。
选举之后那天，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昨天真是一场‘大胜利’啊，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卑鄙媒体的淫威之下！”一个多月后，他就启动了美国政府史上最长的停摆。
众议院选举落败，特朗普却毫无表达懊悔之意，这其实与共和党在面对“保守党困境”时产生的转变相一致。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共和党一边不断扩大对财阀统治的支持，一边利用右翼组织不断煽动选民的愤怒情绪。
对于财阀及其政治代理人来说，获取极端分子的支持比赢得多数普通民众的支持更加重要。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多数选民们在政策追求上渐行渐远。在他们看来，这种日益扩大的分歧并不是他们政策追求不对，而是他们实现这种追求的战略手段不对。
对于这些诉求强烈、目标明确的小派系来说，在票数和政策层面遇到挫折并不意味着共和党需要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没有它们也能赢的方法。
根本问题已经浮现。共和党越来越倾向于服务大公司和超级富豪，满足他们狭隘而不受大众欢迎的诉求，且越来越依靠极端的政治代理人鼓动选民投票。而这些选民群体不但不能从共和党推行的经济政策中获益，其人口数量也在相对下降，这就是那些没有学位、生活在乡村地区的老年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
这些趋势无法持续，至少在自由公平选举、多数统治原则的背景之下如此。不幸的是，这些政治问责制的支柱正在崩塌，共和党利用美国宪法秩序的弱点，让防止极端少数分子持续统治的机制短路了。
自2016年大选以来，政论家开始关注特朗普威权主义倾向可能带来的威胁。他们的担忧合情合理，但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共和党此前漫长的转变过程给特朗普的崛起和统治提供了土壤。
正如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和史蒂文·李维兹基（Steven Levitsky）在他们2018年合著的书《民主国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展示的那样，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强人渐渐关闭政治的竞争赛道，并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逐渐被侵蚀。不断集权的独裁者——无论是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还是唐纳德·特朗普——都成为了民主衰退的象征性人物。
然而，还有另一种衰退，这种衰退是我们的政治体系特别鼓励的：反多数主义，亦即推行持续的少数统治。随着共和党及其有组织盟友的目标变得更加极端，他们通过利用现有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且越发严重的弱点来为少数人的追求服务，即便这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
我们所面对的幽灵，不只是要求政党和政治机构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政治强人；还是正在牢固确立其权力的少数派，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领导者的野心和职业生涯。无论特朗普能否打破现有政治体系给独裁统治设下的障碍，他和他的政党——在财阀和右翼人士的支持下——正在破坏多数主义民主。
正如美国独有的右翼民粹主义形式，反多数主义所形成的独特威胁也反映了极端不平等现象与我们不寻常的政治制度的结合。在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危机之中，国家内部急剧增加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一议题是齐布拉特对20世纪早期保守党研究的重要内容，可在他与李维茨基合著的书中却几乎没有提及）。
事实上，极端不平等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倒退，因为经济精英将民主视为对他们权势日增和追求不同利益的威胁。但精英们无须正面出击对抗民主。他们坚持要求保守党派以侵略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特权。要使他们稳坐权力宝座，这些党派必须依靠煽动性的言论、制造骚乱的群体以及反民主的手段。
我们当今面临的危险更加隐秘：一个致力于推行不得人心政策的政党，却找到了方法，能够在缺乏民众支持，甚至是在未取得控制政府各部门的多数议席的条件下达成目标。这样的危险很特殊，因为这样的政党及其盟友寻求的不是独裁的机会，不是为自身追求权力，而是为很具体的目的，这些目的根植于财阀统治之中，右翼民粹主义则是其养料。
为追求这些目的，共和党甘愿向特朗普的威权主义行事方式低头，其中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目前控制了他们所培养的极端化选民群体。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民主的重大威胁。但通过多年努力，共和党政治精英及其盟友也锻造出了能够抵抗民主问责制的政策和权力，无论白宫是否在他们手上。反多数主义和威权主义都来源于财阀民粹主义，但打败了一个并不代表打败了另一个。
不断蔓延的反多数主义得到的关注更少，不只因为与野心勃勃的威权主义相比，它缺少了些戏剧性，也因为它利用了美国政治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特点。其中有三个特点的可利用性尤其显著。
首先，我们的选举体系是基于地理辖区划分，人口大部分聚居于城市的民主党不得不面对这一系统性的劣势，我们分散的选举管理系统更是进一步放大了共和党的这一优势。
第二，参议院越来越向低人口州倾斜，议事阻挠（filibuster）在参议院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又进一步利好共和党。
第三，我们的政治体系依赖于其三大分支机构进行相互制衡，但这一机制很容易被极端化的共和党所利用。这个政党愿意，且有能力控制更多的联邦法院，但当总统权在他们手上时，却通常不愿意保护国会的权力，也不愿意监督行政机构的行为。
存在于我们政治体系中的这三个突出特点带来的危险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就像党派分化一样，共和党占据着绝对优势。民主党有时能从这些特点中的一个或几个获益，但近几年来，共和党从所有特点中都得到了好处。
2016年，他们让特朗普这个带着史无前例的严重负面评价的候选人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而赢得全国大选，而这是在获得少数选民票的情况下实现的。进入白宫后，这些特点又让他得以推行不得人心的政治计划，而不必受到来自国会和法院的抵制。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时以微弱优势获胜，她不仅需要获得多数选票，更重要的是，她还需要在国会中（以及在两党胶着的最高法院），尤其是参议院，面对一个轻松就能制衡她的反对党。
由于这些独有的特点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之中，我们很容易认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宪法框架内的必然。然而，我们这一政治体系的设计绝不是为了让强权少数派稳坐权力宝座。事实上，当初的设计是为了避免出现缺乏广泛认同的多数统治，而不是给一个凝聚力极强的极端少数派掌权扫除障碍。然而，这正是今天的财阀民粹主义的野心所在。
美国公民从小就熟知，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担心的是“多数人的暴政”，暂时的多数以轻率而冲动的方式制定政策。他们尤其担心这些多数威胁到个人权利。然而，他们也担心“少数人的暴政”，即由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少数派持续的统治。他们意识到，当这些少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得到扩张，这种威胁将变得最为严重。
美国宪法秩序为少数派统治创造了机会，但这并不在宪法制定者们的计划之中。相反，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今天的状况，这也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宪法本身存在的漏洞和人们预料之外的互相作用将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宪法制定者们最大的疏忽在政党身上。他们对政党极其不信任，因此他们所设计的宪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政治忠诚是多对象、有交叠、跨政党的，联盟多元化的状态有利于实现妥协。
但完全摒除政党这一形式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充斥着地区和意识形态上的裂痕，但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整个联邦体系上上下下的党派分化。
宪法制定者们想当然地以为，资源和代表权将（在白人男性之间）相对平均分布。1787年宪法是一部明显的“中产阶级宪法”，它假定贫富分化不会严重到一个阶层会试图利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反多数主义机制来对抗另一个阶层。
制定者们还认为，代表权的地区不平等将保持在一个很小的程度。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候，“美国宪法之父”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开始思考这个国家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和贫富差距时才意识到，此前所有的假设都大错特错。但是至少麦迪逊可以说，他这时所担忧的代表权不平等加剧并不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曾表示过，参议院的席位分配应当基于人口数量，与众议院一样。
在所有制定者的眼中，美国宪法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在赋予联邦更多权力的同时配备了一个精妙的制衡体系。宪法第一条所提到的国会就是这一体系的中心。它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和代表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还被赋予了不受行政权影响、独立行使的权力。
制定者们最害怕的是“煽动家”，那些利用民众热情来破坏这套体系的保护机制的总统。因此，他们在赋予中央政府更多权力的同时继续将其分割，以防止暴君的崛起，以及避免法律制定的主导权落到强势的少数派手里。
极端分化和极端不平等的出现削弱了这一平衡。如果要对美国逐渐老化的宪法秩序进行压力测试，最有效的工具莫过于今天这个极端化的共和党。它利用在参议院、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代表权倾斜的优势，试图在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同时牢牢把权力抓在手中。共和党人利用这些优势将极端分子安插进联邦法院以取得控制权，阻挠国会制定法律应对社会问题，并将选举规则和重新划分选区变成锋利的党派分化武器。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这一政治体系的确经受了更大压力，但其弱点却早在他上台之前就已暴露无遗。更令人恐惧的是，在美国社会一些强势群体的眼里，这些弱点并不是问题，而是可利用的机会。
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将权力从经济精英以及他们在政府的代言人手中夺过来。新选民的加入、更加强大的反对力量，保守党派及其赞助人需要接受这些新事实的合法性，或至少是不可避免性。而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今天我们再重读大众民主诞生时反对它的那些论点，将会感到精神爽朗。
例如，爱尔兰保守党人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在批评英国选举权范围扩大时说：“在人类所有的发展领域中，在所有形式的竞争中，自然法则都无可逃避，优越性永远属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只有将引领和控制的权力交予这些更加优秀的少数人，人类才能取得成功。”
在今天，对民主的蔑视需要以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但随着“保守派困境”在美国重新浮现，保守党对人民统治的反对论调也重新出现。然而，因直接反对多数主义民主的理由说服力不足，这些声音多数被遮掩了起来，或仅以间接的方式被表达。随着经济精英想要的和人民统治所产生的结果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抱怨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右翼的这句口号越来越常见：“我们是共和制度，不是民主制度。”很明显，它是极端反政府组织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领导者在1961年采用的口号，谴责“将政府权力集中在简单多数的手里……共和政体的敌人今日试图将此强加在我们身上”。
它所传递的信息非常简单：那些认为通过“简单多数”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想要的东西（民主）的人其实是在背叛宪法制定者的愿景（共和）。但制定者们对“民主”和“共和”的定义根本不一样。他们说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就像古雅典时一样。他们说的“共和”则指的是经由民主方式选举代表组成政府——亦即今日每一个民主国家所采用的政府形式。其特征不在于选举是否应由多数选票决定，也不在于选出来的代表是否应当按照多数统治原则行事。
但历史上的错误解读不是这一民主/共和口号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援引这一口号的人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来说明弱势少数群体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或者某些决策应该得到绝对多数的支持。他们给出的论点是，民主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它威胁到强势少数群体的财产和权力，而任何通过背离民主来防御这种威胁的手段都应当得到保护。
这样对多数统治原则的控告远远超出制定者们的考虑范围——未经检审的多数统治可能导致轻率的政策制定。这更加接近于极端自由放任主义人物安·兰德（Ayn Rand）对“民主”的描述：“在这个社会体系里，一个人的工作、财产、思想、生命，全都掌握在能在任何时间通过获取多数选票为他的任何目的而服务的任何团伙手中。”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站在受益端的人尤其容易对民主采取兰德式的怀疑态度。前自由放任主义专栏作家威尔·威尔金森（Will Wilkinson）表示，他曾在科赫集团投资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供职数年。随着不平等问题愈发突出，他曾参与的保守派运动变得越来越“对实行再分配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威尔金森将民主和“实行再分配的……制度”联系起来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民主不是零和游戏，再分配也不是民主制度能做到的唯一一件事，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它显然是右派恐惧的最大来源之，至少对那些“倾向于自由的资金捐赠者、学者和政治家”来说如此。威尔金森认为，这些人在共和党内的势力已经增大。
在二战后的共同繁荣时代，这样的观点非常少见，至少不是主流。重要的是，当时造成这种观点被边缘化的一个因素正是经济精英们本身，特别是商业群体的主要代言人。当伯奇主义者开始谈论“简单多数”统治的危险时，建制派大佬将他们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科赫兄弟是在他们的持有伯奇主义立场的父亲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咒骂中成长的。但那时的商业领导者们完全忽视弗雷德·科赫（Fred Koch），并将他排除在核心圈之外。
弗雷德和他的儿子们一样是成功的商人，也同样资助右翼政客。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在共和党内没有任何影响力。艾森豪威尔曾在给他极端保守主义兄弟的私人信件中嘲讽过科赫这一类反动派商人。“联邦政府无法避免或逃避民众坚信应由它来承担的责任，”他坚持说。接着，他提醒他的右翼兄弟，大多数商业领导者都同意一点：“当然，有极少数的小派别人士认为那是可以做到的……但这样的人数可以忽略，而且他们都很愚蠢。”
而到了今天，他们的人数已经无法忽略了。更重要的是，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相比，今天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人已经更加接近权力中心。在宣扬限制性投票法律以及共和党咄咄逼人地、不公正地进行选区划分时，“美国人争取繁荣”组织和ALEC等团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一点是，这些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党派利益。他们逐渐将“反民主党”策略变成“反民主”策略，部分原因是，民主本身就是对财阀统治资源和权力的威胁。对前持自由论的威尔金森而言，保守派财阀和右翼共和党人之所以诋毁选举民主和多数统治原则，是因为它们可能赋予那些并不富裕的美国人机会，让他们得以挑战日进斗金的富豪们。
威尔金森观察到，这种恐惧“似乎增加了其道德合理性，甚至让人觉得事态紧急，可以不择手段。与种族歧视者结盟、咄咄逼人地进行选区划分，以及发明薄如纸张的所谓投票规则以对民主党造成损害，任何可能的手段都被用来阻止多数群体通过投票分得更大块的蛋糕”。
有这种想法的人通常不会在公众场合说出来，但也有表达的时候：在奥巴马执政的前两年，大公司和金融行业领导者都相继公开表达了失望。最著名的例子是黑石（Blackstone）集团联合创始人（后来接受特朗普委任，为其提供政策咨询）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他把一个民主党提案称为“希特勒入侵波兰”。
那个没有获得通过的提案试图填补所谓的连带利益漏洞。利用这个漏洞，像苏世民这样的私募基金亿万富豪通过管理别人的资产获利数百万美元，但只需上交20%多的联邦税。另一位华尔街亿万富豪利昂·库珀曼（Leon Cooperman）解释称，奥巴马总统“将永远不会获得商人群体的支持”，只要他继续回应那些“支持他的、这个国家40%或50%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的诉求”。他的同行金融家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则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交一百万的税，获得一百万张选票。”
在同一时期，彼得·蒂尔（Peter Thiel）, 因创立PayPal致富的大财阀，给出了对多数统治更精妙的反对理由。在为卡托研究所撰写的文章中，他阐述道，“自1920年以来，社会福利保障扩大以及女性获得投票权这两个对自由论者非常不友好的机制，让‘资本主义民主’变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因此，他总结道，“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可以共存的。” 蒂尔成为首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科技创业家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对民主最露骨的批评也许还是来自曾被特朗普提名为美联储理事但落选的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他是一名非常活跃的保守派分析师，曾作为首席经济代言人为美国传统基金会工作数年。在2007年，摩尔曾表示个人所得税法是“一百年来获得通过的最道德败坏的法律”。也许就是这样的感受致使摩尔后来吐露，“我甚至不怎么相信民主。我总是说，民主就像两只狼和一只羊在讨论晚餐吃什么。”
意识到这样说可能会失去读者，他又补充道，“听我说，我支持人们拥有投票权，诸如此类。”但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背后的政党正在试图夺走人们的投票权。
投票权和其它权利一样，都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但我们正在目睹的，是自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以来对投票权最持久的联合攻击，而这都是由一个政党所带领的。直至2010年，一直在吹捧由ALEC推动的限制性投票示范立法的共和党，在保守派势力的催促和资助之下利用对各州众议院的新增控制权通过了一系列的投票限制法。
接下来的几年中，约有一半的州立法机构通过了限制性投票法律。其中一些规定选民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很多穷人和少数族裔难以提供；一些则让投票注册或保持注册状态变得更难；其它则对提前投票和不在场投票进行限制。事实上，几乎每一条这样的限制性法律都是由共和党推动的。
学者就这些法律的有效性进行辩论，但关于它们为何获得通过，则毫无疑问。这些法律的内容及其获得通过的时机都与选票造假无关，选票造假现在已几乎不存在了。但是，它们与党派及种族有紧密联系：共和党在获得对立法机构完全控制权时，尤其是在非白人选民占比大时通过了这些法律。
至于这些法律所产生的聚合效应，其方向也再明显不过。在选民注册和投票过程更简单的地方，投票率也更高。其差别非常显著：即便在对其它因素进行控制的条件下，流程最方便的州和限制最多的州相比，其投票率相差超过10%。
对一党有利的选区划分，比限制性投票更有效。如果强有力地采取这一措施，可以将50对50的选票胶着状态变成一边倒。选区划分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技术的发展、民主党人在城市日趋聚集、共和党在南方和低人口州的主导地位、共和党联盟组织的崛起及跨州协作等因素的影响，让选区划分变得更容易操作，也给共和党带来更多回报。
因为支持者在地域分布上更为分散，共和党已经获得重要优势，而选区划分图则在州和联邦的层面都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优势。虽然赢得总统选举非常吃力，但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已获得决定性优势。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共和党在众议院选区所获选票要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全国所获票数高6—8个点。其中约有一半是选区划分带来的结果。
近期共和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操作展示了选区划分在胶着州可能产生的效果。2010年，共和党首先控制了州议会。很快，他们就任命了共和党人、选区划分的行家托马斯·霍夫勒（Thomas Hofeller）为他们绘制选区划分图。直至2018年去世之前，霍夫勒都只是一个不知名人物。他喜欢把选区划分称为“美利坚合众国唯一合法的偷票方式”。他曾对一名州立法会议员表示，“选区划分就像是反向选举。这真的很棒。通常是政治家被选民所选择。但在选区划分中，选民被政治家所选择。”
2018年，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赢得了“反向选举”，即便失去了州多数选民票，但仍获得了州议会控制权。在争夺国会众议院席位时，共和党只赢得州选民票的半数，却获得了77%的席位。一个全球选举监督机构将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诚信度”与古巴、印度尼西亚、塞拉利昂并列。
霍夫勒并不仅担任了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的顾问。他也供职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十多年来共收取了超过240万美元的酬劳。同时，他还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的顾问。2018年3月，罗斯，这位特朗普豪华内阁阵容中第二富有的成员，宣布他意图在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中增加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从未出现在美国任何人口普查中）：“这个人是否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能使1965年《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执行得更好。
然而，人口普查官员反对增加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移民聚集的社区害怕被压迫甚至被遣送回国，因而不敢参加普查，这样会导致不完全的统计。局内专家估计，这会影响超过800万美国居民。
罗斯这样做其实与选举权没有多大关联，要说有，他也只是想削弱选举权，而不是使其得到更好的实施。临死前，霍夫勒敦促罗斯在人口普查中增加这一关于公民身份的问题，目的是为了让各州在重新划分选区时有更好的数据作为依托。
霍夫勒的这一请求产生于2015年他为得克萨斯进行州议员选区划分所做的秘密报告。当时研究的是得克萨斯州的选区划分是否能基于符合投票年龄的公民的数量，而不是所有居民，甚至不是所有公民的数量。
他最后得出的答案是“不能”，但这不是因为这一操作违法，而是因为“功能上无法实施”。这样的数据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在人口普查中加入这个公民身份问题，如霍夫勒所说的，共和党就能 “彻底脱离‘一人一票’联邦规则的束缚”。根据他的估计，其结果将“对共和党和非拉丁裔白人有利”。
是谁购买了这份2015年的报告？是对冲基金经理保罗·辛格（Paul Singer），他将其视为雇佣保守派律师进军这场选区划分大战的先锋。这件事也是霍夫勒死后才浮出水面，因为辛格是通过保守派喉舌《华盛顿自由灯塔报》（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进行的操作。这一保守派网站的洗钱行为就是为了避免辛格的操作曝光于众。
而其余的右翼媒体则不遗余力地抨击少数族裔选票造假，共和党也是借此使投票限制合理化——这更是万众瞩目之下对民主制度的直接打击。
2019年，最高法院参与了对罗斯这一提案的讨论，包括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以及其他四位倾向自由主义的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断言这是“一个谎言”（“编造”是最精准的措辞）。大多数观察者都从这次否决中得到了安慰。最高法院起到了其弱势群体保护者的重要作用，确保2020年人口普查中不会出现关于公民身份的问题。
这一作用就是美国人珍视的反多数主义保护机制。大法官的任命不经民众选举，且为终身任职，不应该参与日常法律制定。但当经由民众选举的大多数试图剥夺个人权利、胁迫弱势群体时，法院就应该介入，进行制衡。
然而，保守派现在已经控制了法院，其至关重要的反多数主义保护机制已经被颠覆，尤其是在决定在这片土地上最终施行的法律的最高法院。今天，相比起保护站在规则不利端的弱势少数群体，最高法院更倾向于为强势少数群体发声，这些人想要改变规则，将少数派的控制权永远内化在宪法之中。
大法官罗伯茨曾将他的保守的司法哲学比作当赛事裁判，在他的任职听证会上，他说，“我会记住，我的任务是判断‘好球’还是‘坏球’，而不是去‘投球’和‘击球’。”但在他的法庭上，似乎所有的“坏球”都来自于财阀利益诉求和共和党右翼代理人，而所有的“好球”都来自于另一群人，他们有可信的主张，称自己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民。
法院通过各种裁决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剥夺了它们为工人伸张权利的话语权，而工人只能依靠集体谈判获得与汗水相称的回报；削弱了消费者和工人的力量，允许企业和雇主在未来就任何法律纠纷提请亲商业势力的独立仲裁机构，无论是涉及手机资费套餐还是工资克扣；削弱了普通公民的力量，允许政府官员操纵选举，利用手握资源的团体影响竞选活动和政策制定，罔顾民众意愿。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官员”和“手握资源的团体”分别指的是共和党人和保守派财阀。共和党在最高法院任命的法官是过去25年来最保守、最拥护商业的（相反，从历史角度看，法院的自由主义者却并没有显著的左倾表现）。
有温和派倾向的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卸任后，他们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操作，巩固共和党势力，对能动政府发起挑战。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则是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只是这些政策没有获得保守派财阀和尖锐的共和党盟友的支持。
例如，2019年的选区划分一案以5比4的投票结果结案，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写下判决书。这本质上等于宣布：只要法院掌控权在保守派手上，就绝不介入此事，无论选区划分的行为多么不公正。
罗伯茨并未婉转地表示选区划分对公平性的冒犯：“党派在划分选区上存在严重分歧，产生了似乎不公正的结果，这很正常。但事实是，选区划分‘与民主原则不兼容’并不意味着联邦法院能给出解决方案。”那么该去哪里寻找解决方案？罗伯茨建议民主的支持者可以去州政府层面寻求帮助，但这些原则在州层面早已经被掏空了。
最重要的是，罗伯茨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和他的保守派同僚其实已经无形中加入了对党派选区划分的宣传当中。联邦要求曾有剥夺选举权历史的州进行选区划分时需要获得联邦司法部的“预批准”（除阿拉斯加以外，所有这些州都在南方），而在2013年的“谢尔比郡诉霍尔德”（Shelby County v.Holder）一案中，保守派法官以5比4的票数通过判决，使该要求失效。在罗伯茨写下的多数意见书中，他还斥责国会没能充分意识到“因为《选举权法》的存在，我们国家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天，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就展示了他们这一大步到底是迈向何方。他们宣布计划通过一个综合性选举预算方案，并请求获得各族裔使用选举条款的相关政府数据。他们基于这些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调整，而且所有调整都削弱了黑人选民的权利。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这样总结道：“他们这样制定出的法律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伤害如手术般精准。”
罗伯茨和他的保守派同僚选择了远离这场斗争。但选票操纵得以实现，他们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竞选经费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到了今天，“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案已经成为资本渗透美国政治的代名词，而这些资本越来越多来自最富有的捐赠者。但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深藏在狭隘的判决之下。
科技和组织的发展丰富了影响力的支配手段，再加上贫富差距大幅扩大，大资本普遍变得更具影响力了。唯一能够独立处理党派性极强的议题的最高法院，不仅默许接受了这些破坏民主的做法，还积极助长这类行为，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行为会造成腐败常态化，更不用说它将导致的权力失衡。
这样的失衡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更为严重。例如，大企业可以无限度地部署“资源”以左右选举，“联合公民”案让雇主将员工变为政治走卒。从前，大企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只能一年两次通过书面方式联系其雇员，这次裁决之后，它们可以以包括面对面会议在内的任何形式无数次向其雇员发出政治呼吁，还可以要求其雇员利用工作时间支持候选人及政党。在大多数州，他们甚至可以处罚或解雇不服从的雇员。根据一项近期研究，16%的雇员称他们曾目睹此类报复行为发生。
在这些行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美国工商业政治行动委员会（BIPAC）的“繁荣项目”（Prosperity Project）。2014年，超过7000家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了这一项目，通过BIPAC的专门软件向其雇员发送了惊人的2.38亿条信息。2015年对所有商业经理（不仅是参与了BIPAC项目的那些）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商业经理承认曾以某种方式鼓动其雇员，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与游说政府的效果不相上下。
在2016年大选预备阶段，一项针对雇员的调查显示，30%—40%的雇员表示曾受到来自雇主的政治公关。这些信息中，绝大多数是支持保守派和共和党候选人的。这项调查表明，最高法院的裁决出台后，大企业正在变身“政治机器”，而它们的雇员则成了“基层雇佣兵”。
法院的介入在各州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联合公民”案解除了近一半的州对竞选资金的法律限制，这就像是一场自然实验，在一夜之间违背立法机构的意愿改变了政策。结果呢？各州的政治外支出大增，尤其是受到这一变动影响的州；而这些支出中流向共和党的数额激增；共和党的胜选率也有了显著增长（但选民意见却没有相应的变化）；获选的共和党人进一步右倾，尤其是在政策被颠覆的州。
所有这些趋势都让共和党得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权力，通过投票限制政策，重新划分选区，抵制联邦法律。在一项关于州立法议员的新调查中，有了重要发现：共和党议员认为其选民保守程度比实际的要高。他们所服务的商业游说群体和尖锐的共和党盟友确实是极端保守派，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普通选民。
保守派大法官帮助巩固了少数派的权力，而掌权少数派又反过来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形成了一个闭环。联邦主义者协会的保守派财阀和社会保守派的互惠交易是另一个例子，这两派的政治议程都无法获得大众认同，但在法庭上却不会产生冲突。
然而，法院的多数势力从反多数主义政治机制中所获得的支持远不止于此。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之中，4位是由获得少数选民票的总统提名的。并且最近获得任命的两位是由代表全国人口少数的州的联邦参议员确认的。
例如，投案支持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参议员就只代表全国42%的人口，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也是如此。换言之，这5位保守派大法官反映了反多数主义在美国的蔓延。
然而，他们并没有为了赢取多数支持而采取更温和的司法理念。相反，他们现在倾向于为财阀和右翼政治诉求辩护，即便国民态度和人口统计数据与这些诉求渐行渐远。多数群体覆盖广泛但缺乏组织性，少数群体处于弱势，他们都只能独自安身。而反动财阀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法院的支持。
反多数主义确认投票显示，最高法院不是唯一向财阀民粹主义倾斜的机构。参议院也是。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偏向低人口州。这一偏向已变得更为明显，其后果也更严重。
随着各州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上升，美国参议院已成为富裕国家中分配比例最不公正的立法机构。（在参议院，怀俄明州每个选民的选票分量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的68倍；而在比美国更富裕的民主国家中，上院的选票分量比例都要比这小得多——奥地利的比例是1.5∶1，而澳大利亚则是13∶1。）
让选区划分变得更易操作的人口和地域趋势（尤其是与城乡分歧和民主党—共和党分歧的相关性越来越高）也让对乡村的偏袒成了对共和党的偏袒。而因低人口州的黑人及非白人移民数量极少，参议院不仅过度代表了美国农民，还过度代表了美国白人。例如，拉丁裔实际得到的代表权只有典型美国白人的一半，非裔美国人的差距也不小。
简而言之，参议院不公正的分配比例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一道防御堡垒，它与选区划分、投票限制具有同样的效力（它还有一个额外优势，那就是它本身已经内化于宪法之中）：帮助面对“保守党困境”的政党在其政治议程越来越缺乏民众认可、其核心支持者数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权力。
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多数票优势，但事实上选举这些参议员的选民却只是少数。2016年，特朗普以2.1%的选民票差距落后于希拉里。但共和党却在参议员选举中获得了3.6%的选民票中位数优势。
此外，特朗普发现参议院中几乎有一半的参议员来自他票数领先至少5%的州，虽然他的选民票数仅排第二。假如希拉里在她失去的核心州以微弱优势获胜，也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会来自她票数领先至少5%的州。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原因是，参议院的这一偏袒特性很大一部分被带入了总统选举人团中。这是另一个反多数的漏洞，现在对保守派财阀和右翼团体相当有利。因为选举人团分配比例不公（每个州的票数是该州参、众议员人数之和），怀俄明州有两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名额，其选票分量是加利福尼亚州的3.6倍，该州有两个参议员和53个众议员名额。
2000年以前，未能获得双重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最终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只发生过三次，而且都发生于20世纪以前。而如今，仅仅在五次选举中就发生了两次。有人预测，这将成为共和党未来继续胜选的路数。
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在这个选票胶着的时代，双方势力相当的竞选中赢得多数票的那一方在选举人团一关落败的概率高达40%。而在这些场景中，获胜的多数是共和党。2019年，也许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以这样的标题发表一篇文章：《共和党承认特朗普失去2020年多数选民票，但对拿下选举人团充满信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乡村的偏袒的确在选举人团中给共和党带来帮助，但其对参议院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参议院中，共和党通常以更少的票数获得更多的席位。即使没有多数席位，也能通过议事阻挠这一愈发重要的手段来阻止多数人达到目的。
在美国历史上，议事阻挠是一项参议院议事程序，而不是宪法规定，它与今天无处不在的“60票制”没有任何可以相提并论之处。随着1970年代规则的改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党派分化，出现了现在的“僵局型”议事阻挠。1990年代，处于少数地位的共和党参议员利用这些规则阻挠了克林顿总统一系列的议程和提名。
随着分化日趋严重，妥协能获得的好处减少，由米奇·麦康奈尔带领的新一届共和党参议员面对一位民主党总统，而他们在6年内启动了超过500次阻挠议事程序。事实上，麦康奈尔几乎将这一手段用在了任何可用的情况。
两个政党都使用议事阻挠程序，但正如对其它强硬战术的运用一样，共和党才是主要的创新者。议事阻挠的发展虽曲折，但其路线非常明确：共和党少数派喜欢闹个底朝天，而民主党少数派则倾向于捂住不放。
由于参议院选票分配不公，即使民主党是少数派的时候，共和党的政策反映的也更多是代表人口少数的州参议员的立场。这一现象在2017和2018年尤其突出。在特朗普胜选到卡瓦诺被任命大法官投票之间的20个月，获得至少50个议员支持的议案或者人事任命，都是依赖仅仅代表总人口44%的参议员的支持。
这些多数投票涉及的议题包括：确认5个巡回法院的法官、确认特朗普总统的几个提名、2017年的减税方案，以及9条为奥巴马时期法规划上句号的法律。保守派财阀的政治议程获得了通过，但整个过程中，它不仅没有获得选民的支持，也没有获得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民选官员的支持。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这一点问题也没有。虽然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只想着赢的共和党操盘手，但他对“赢”的定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的国家政治生涯当中，他曾奋力对抗竞选经费规则，用尽手段让极端保守派大法官获得任命，并努力使对大企业及超级富豪有利的政策获得通过。
在此之外，他不辞辛劳地工作，以确保把挑战右翼追求的任何议案扼杀在参议院。麦康奈尔被称为“死神”不是毫无理由的，他也喜欢这一绰号。在他帮助下组建的参议院里，任何被保守派财阀、右翼团体、乡村农民州所反对的政策都不会获得通过，无论这些政策是为了解决气候变化、提升工人组织性、规范枪支使用等，还是其他大多数选民支持但共和党联盟不支持的议案。
如果国会陷入僵局，那么话语权将从国会转向政治体系的其他分支机构，它们通常对重要议题有制定规则和进行裁决的权力。只要法院在共和党手里，麦康奈尔一样很满意。当最高法院宣布某条法规无效的时候，其保守派多数总是说国会完全有权对其进行修正。但在“死神”的统治下，参议院的情况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在上班遇到塞车时对开车的人说：你完全有权发动引擎。
然而，最严重的危险正是国父们最担心的：总统权。如果总统权无限制地扩张，就会对民主造成致命的威胁。尤其是当这个总统拥有财阀和右翼盟友，并且他们都对他进行唆使的时候。
2019年年初，无党派监督机构自由之家在报告中称：“特朗普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和传统，包括三权分立、出版自由、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防止腐败，以及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公正的选举。”这一机构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程度，它总结道：“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堡垒将坚固如初，我们的民主将永续永存。保护这个国家规则与规范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急迫。”
然而，国会保护规则与规范的意愿从未如此微弱。宪法制定者们将国会（宪法第一条，也是最长一条条款的内容）视为美国政府的心脏，并希望它能精心守护其特权。在2016年大选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这样赞扬即将到来的国会权力守卫战：
“我们已经与帝王式总统对抗了五年半之久。每当在国会与越权的总统对抗，我们就被谴责，最好的说我们搞党派分化，最坏的说我们搞种族歧视。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总统时，可能人们会看到，这首先是有原则的对抗。实际上，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机会。这说不定会很有趣，一个严格拥护宪法的国会议员正在对抗一个不严格拥护宪法的共和党总统。”
在特朗普赢得选举后，很多共和党人学着米克·马尔瓦尼去战斗，但他们是为“一个不严格拥护宪法的共和党总统”而战，而不是对抗他。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半个马尔瓦尼。特朗普对民主规范的攻击越明目张胆，共和党人的回应就越少。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里，白宫充斥着他的推特：国会和板球。
最让人措手不及的是，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也突然放弃独立立场。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麦凯恩的密友，曾在2016年大选期间痛斥特朗普，但到了2018年，却成为了他最忠实的守卫者之一。
《哈珀斯》杂志（Harper）将他在不同时期对“世界上最大的蠢蛋”（指特朗普）的评价收集起来：从先前“种族迫害者、仇外偏执狂”到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无论格雷厄姆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系列说法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领导下共和党的“堕落”。
其他共和党人也许没有格雷厄姆那么极端，但他们几乎都走了同一路线。他们支持极端少数派联盟，也因此支持一个“无赖”总统。为应对“保守派困境”，共和党将保守派财阀的追求视为己任，特朗普在国内的多数政治议程也都以实现这些诉求为目的。他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现在正全力对付从里面跑出来的东西。
福克斯新闻频道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公关部门后，总统只需发一条推特，就可以鼓动资本兴风作浪，或者发动右翼媒体的猛烈攻势。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共和党人只有两个选择：退缩，或是加入攻击者阵营。
事实上，特朗普曾对他的政党进行灵魂拷问：他们是否愿意与极端少数派共存亡，即便必然到达反民主的立场也在所不惜？唉，答案是：愿意。当特朗普需要进行防守时，共和党人一窝蜂跑到践踏民主规范的总统一边，即便这样做也践踏了国会自身的特权。保守派顾问和评论员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曾表态永远不会支持特朗普，他如此批评他那容易屈服的政党：“他们铺好了床，准备睡觉，同时希望自己不要做噩梦。”
不管他们有没有做噩梦，其结果都令人害怕。因为最明目张胆的越权都得到了忍受。特朗普对他无法享受独裁者的权力而沮丧，于是做了一件从未有总统做过的事情：他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另行使用联邦预算支出，用于建造他心爱的边境隔离墙。
“国家紧急状态”令是1970年代的法令，其设计是为了让总统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有权采取迅速的应对行动。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能剥夺国会对预算的控制权了。与此最相近的先例是尼克松曾试图使用该法令“扣押”国会批准的预算。那时处于领导地位的民主党人谴责这是“帝王式总统”的做法。
后来，参议院以80∶0的投票结果阻止了这一行动，在场的每一位共和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然而，特朗普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却只有12位共和党议员反对他。这实为徒劳，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票数无法对抗总统的一票否决权。
共和党在面对乌克兰丑闻时的高度团结带来了更严重的危险。而且，正如我们写的那样，这种团结程度正在上升。无论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都有可能因过度关注特朗普而忽略了这股长期推动共和党转变的更广泛力量。
共和党精英及其盟友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开始削弱民主制度。只要这样的联盟还存在，这些资源丰富、组织性强、占尽优势的少数派就能够日益巩固其权势，从而带来严重的威胁。
随着2016年大选临近，古板的保守派杂志《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被疯传。这篇文章将即将到来的竞选比作“93号大选航班”（The Flight 93 Election），声称美国正在冲向灾难，希拉里如果胜选，那真是太恐怖了，现在必须冲进驾驶舱——也就是给特朗普投票的意思。
这位匿名作者（后来被披露是曾为小布什政府服务的前财政官员，后来为特朗普服务）表示，如果这次勇敢的行动失败，“永久的胜利”就会属于“左翼、民主党，还有从此不需要假装尊重民主制度和宪法规章的两党一致的军政府”。
到2016年，这样的想法已经主导了共和党的权力中心。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忧虑，但他们都共同看到了大难临头。布道者式的领导者声称他们被迫害，甚至已经濒临灭绝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领导人警告称，只需一小步就可以摧毁为躲避来自“古拉格”的枪支监管所做的努力。坐拥空前财富和影响力的财阀们担心他们的财富会被人民剥夺。右翼媒体则在一旁煽风点火。
2019年夏天，最受特朗普喜爱的福克斯女主持人珍妮·皮洛（Jeanine Pirro）坚持认为民主党“重塑美国是为了将非法移民带进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投票方式，给他们许可，让他们可以投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票……想想吧，这就是他们重塑美国的目的。将美国公民替换成非法移民，让这些非法移民为民主党投票”。
今天，所有这些团体都更有可能被多数票击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共和党代理人有无数理由来夸大这一风险。因此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让部队保持振奋，并同时维持资金源源不断注入。然而，即便他们所预测的惨淡未来过于夸张，权力的丧失却很可能成真。对财阀们来说，这种恐惧在民主制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他们：民众不热衷于他们的政治议程，因此导致了“保守派困境”。
但今天，他们的代理人也看到了同样的威胁。现代共和党所依赖的居住在乡村的高龄白人选民群体正在衰落。而对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城市化的美国人来说，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就像毒药一般。
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胁在于，保守派为富人减税、反对同性婚姻、反对枪支管制、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越来越不得民心。这迫使他们更加保护推进这些政策的政治联盟。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所以当他们的盟友参与反民主行动时，他们只会视而不见，甚至接受“民主对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构成了威胁”这一观念。
“93号大选航班”选举证实，极端党派分子已经对“民主制度和宪法规章”失去兴趣。只是，这些极端分子都是在共和党内。选举结束不足48小时，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就召开“跛脚鸭”会议，旨在剥夺即将上任的民主党州长多个关键权力。两年后，北卡罗来纳州的剧本将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重演，在这些州经历了一次急剧“右转”后，投票者又开始集体反对共和党州长了。
竞选期间，威斯康星州的大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共和党。药房巨头沃尔格林（Walgreens）正在争取保留一个不受欢迎但对他好处巨大的税收漏洞。于是，沃尔格林直接资助州众议院议长、议员罗宾·沃斯（Robin Vos）。沃斯说道：“如果让麦迪逊和密尔沃基从州选举地图中消失，我们就会成为明确多数，拥有全部5个宪法规定的官员职位，甚至能在立法会获得更多席位。”其他州的共和党人也发表了类似的反城市论调，并援引了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一条民主原则“一人一票，除非这个人生活在城市”。
一年之内，威斯康星州立法会“跛脚鸭”会议对另一党新上任州长做出的许多限制将被诉诸法院，但其所传递的信息却没有丢失。在华盛顿和两党势力相当的州中，与极端不平等和极端立场结为同盟的共和党将利用反多数主义策略来保护他们狭隘的政治议程，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破坏民主制度。
《推特治国》，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