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地方，大温地区在城市规划领域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对以后的市政建设和房市走向都有着重要参照意义。从本期《高度》周刊开始，我们将不定期独家聚焦这些在大温历史上打下深刻烙印的规划项目，希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1石破天惊:一项雄心勃勃的高速公路发展计划
上世纪六十年代，虽然温哥华号称是加西最大都市，但那时候汽车还并没有完全普及，同时整个城市规划仍处于现代主义阴影之下。受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当对一座城市进行重新规划的时候，需要完全推倒重建，可以说接近于摧毁的程度，这其中又以瑞士建筑师Le Corbusier和美国城市规划师Robert Moses为代表，而当时的温哥华也对这股思潮深信不疑。
坦率地说，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温哥华才迎来真正大规模发展，截止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市总人口突破100万人，但与此同时市中心传统商业区开始一蹶不振，逐渐走下坡路。为了使温哥华的城市发展再次得到振兴，1967年当局宣布将正式启动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旨在实现温哥华全市道路网络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温哥华周边许多贫困街区将会面临拆除和重新规划，作为这一雄心勃勃发展计划的代价。
西蒙菲沙大学城市项目主任Gordon Price通过研究认为，当贫困街区予以拆除之后，可以修建更好的住房让穷人居住，并且吸引更多中产阶级人口入驻。此外美国西雅图，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北美大城市都已经修建了高速公路，将整座城市公路交通系统连成一片，进一步拉近了与远郊地带的联系，并且对商贸和就业有着极大促进作用。而当时高速公路项目的其他支持者也认为，一旦最终落成，将彻底改变温哥华部分街区贫穷现状，并使得整个城市面貌都焕然一新，持这一看法的民众和专家也不在少数，当局也倾向于高速公路项目上马。正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最后竟改变了温哥华城市历史走向，乃至影响至今。
2公民抗命:华裔弱女子挂帅出征
其实从1959年开始，当局就萌生出开通高速公路的念头，而且当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波开发过程，与之相关联的温哥华Strathcona社区附近就有不少街区被夷为平地，只不过还没有太多居民认识到这其中危害性，抗议规模也远远不及。等到1967年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正式上马，Strathcona社区已经确定几乎会受到波及，令当地居民深感不安，对当局不满也在逐渐加深。最终一位华裔居民Mary Lee Chan挺身而出，决定带领大家集体抗命，向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明确说不。
Mary Lee Chan丈夫的祖辈在淘金热时来到加拿大，从事铁路工作，站稳脚跟后将自己儿子接过来，一家人从此在温哥华勤劳打拼，最后有了自己的家族产业，靠做进出口贸易生意谋生。Mary Lee Chan 更是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不仅含辛茹苦抚育自己的后代，并且非常热衷社区公益事业。
就当时情况而言，Strathcona社区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普通工薪阶层，而高速公路势必会通过这里，届时许多房屋将被迫拆除，而这些工薪阶层居民如果搬出，一时将很难发现新的可负担社区。对于温哥华唐人街来说，倘若高速公路将最终落成，整个唐人街将不复存在，而温哥华华人的乡愁寄托和精神家园符号也会从此坍塌。所以当Mary Lee Chan挨家挨户搜集民意争取支持的时候，不少居民包括华裔社区在内瞬间就产生共鸣，尽管Mary Lee Chan英文不好，但她的女儿Shirley Chan英文流利，替自己母亲充当翻译，而且还负责印刷传单，召集居民前往家中，开会进一步商量对策。
除了Mary Lee Chan以外，另一位西人居民Harry Com也自告奋勇地参与到领导行列，最后在Mary Lee Chan和Harry Com带领下，数百人在Strathcona社区和唐人街附近游行示威，高呼抗议口号，并创作出抗议歌曲，成为当年温哥华亚文化一道风景线。
起初抗议活动主要围绕在本地居民之间进行，但很快就有不少学者，律师，活动人士和其他社区居民加入，其中刚刚取得律师牌照的24岁年轻西人Mike Harcourt也被Mary Lee Chan和Strathcona社区居民决心所感动，自愿出任抗议居民们的律师，希望在法律程序领域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年以后，当Mike Harcourt回顾起依依往事的时候，不禁由衷地感叹到Mary Lee Chan发起的抗议高速公路修建行动不仅体现出华裔社区的勇气，而且还唤起了身边更多民众对于不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勇敢地说不。
虽然抗议者声势逐渐浩大，但温哥华市府则丝毫没有动摇，尤其是时任温哥华市长Tom Campbell和城市规划总监Gordon Sutton-Brown
不为所动，希望能够跨越重重阻力，说什么也要把高速公路给修成。与此同时赞成修建高速公路的一方也开始了舆论攻势，甚至将抗议民众描述成毛派共产主义者和左翼暴徒，试图利用冷战期间的恐惧将抗议污名化。相反的是，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为了争取更多公众同情和支持，抗议民众还通过法律和数据分析，告诉舆论修建高速公路计划的不合理与荒谬。
1967年11月，Mary Lee Chan成功争取到了联邦运输和住房部长Paul Hellyer的支持，Paul Hellyer随即宣布冻结联邦政府对高速公路修建项目的拨款，给予温哥华市府沉重打击，这也是抗议活动进行以来取得的重大胜利。之后抗议民众认识到了要想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计划，还得积极参政议政，要在议会大堂有自己的代言人，1968年抗议民众组建了市级政党选民行动运动(The Electors’ Action Movement)，并推举候选人参与当年市选，结果有两人成功当选温哥华市议员。虽然这一结果让抗议者感到鼓舞，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阻止高速公路计划的落成。
1972年高速公路准备正式开始施工，抗议民众干脆直接前往一线，组成人链阻挡施工，一时气氛剑拔弩张。正当矛盾有激化趋势的时候，省选落幕，执政长达二十年的社会信用党下台，新上台的新民主党省府宣布停止相关省级拨款，同时转变发展思路，注重于对老城区保护，这对于抗议民众来说是又一个胜利。1973年选民行动运动赢得温哥华市选，囊括了市长宝座和市议会多数席位，而且新一届市府一上台就修改法例，对整个计划进行重新规划，使得原有计划得到更改，停止修建高速公路，不再对Strathcona社区和唐人街产生不利影响，取而代之用新建高架桥Georgia Viaduc和Dunsmuir Viaduct来改善温哥华交通，标志着抗议迎来最终的胜利。而由华裔弱女子Mary Lee Chan发起的公民抗命，也成功写入历史，给温哥华城市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运动也为卑诗政坛培养出不少人才，其中就包括1973年当选温哥华市长的Art Phillips，而抗议者的律师Mike Harcourt则走的更远，1981年当选温哥华市长，1991年出任卑诗省长。就连Mary Lee Chan的女儿Shirley Chan也从此投身于社会运动，并于2004年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参选温哥华东区的国会议员，但最终惜败。
3后高速公路时代:温哥华市政建设理念的变迁
对于温哥华市政建设史而言，高速公路抗争绝对有着深远意义，虽然最后是用高架桥代替，但和原计划高速公路修建相比已经有了不少的改动，将对社区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此后在温哥华城市规划当中多了一分人性化考量，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在地产开发领域注重高密度开发，而且加大对公交领域的投入，方便居民出行。
而高速公路计划的夭折使得温哥华土地资源得到保护，在那个充满动荡的七十年代，卑诗省府有多项新政得以延续至今，其中一项就是农业储备用地，温哥华市府从中受到了启发，储备了大量公园用地，尤其是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构建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
但是一个很明显的遗珠之憾在于，温哥华没有意识到日后会有大批移民涌入，因此在住房建设用地领域没有进行很好地储备，以至于现在出现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局面。另外随着移民和海外买家的大量涌入，温哥华房价也突破了可负担水准，成为全球房价最贵的十大城市之一，这个恐怕是温哥华市政当局和老市民们所始料未及的。
有专家还认为，高速公路的停建直接改写了日后温哥华的城市历史，和北美其他城市相比，凡是建有高速公路的城市，将郊区直接连接到市中心，因此中产以上富裕阶层多选择郊区居住，而城中心反而多贫民窟，
而温哥华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市中心附近得以保留热闹的气息，而且中产以上居民也愿意定居于市中心附近，外加自然风光保存完好，为以后的投资移民大热目的地奠定了基础。
如今Georgia Viaduc和Dunsmuir Viaduct这两座高架桥也完成了历史使命，2018年2月13日，被温哥华市议会用投票的方式判决了拆除，执行费用高达17亿加元。其中包括3.6亿加元拆除高架桥，6.03亿加元修建经济适用房，超过7亿加元兴建公共设施和公园空间，堪称史上大手笔。
对于乐观者而言，温哥华市议会投票结果也给全世界地产投资人指明了下一步战略方向，那就是温哥华东北部福溪将崛起。2019年，拆桥工作正式开始。此后10年内，市府将在福溪地区开发7,200套左右住宅，预计可容纳12,000名新居民，其中包括1,800套政府提供的可负担住房，约可容纳3,250名新居民。
与此同时，和高架桥一并拆除的还有世博大道，然后Pacific Boulevard也将重新配置新的双向六车道，施工预计将影响每日4.5万辆从此通行的汽车，但整个工程全部完工后提升福溪定位的并不是仅是单一的住宅区，而是娱乐、办公、零售、餐馆和酒吧空间，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将在福溪出现，而且三星电子等一流企业都将在福溪地区增设办公区域，最多可以增加8,000个就业岗位。
为了配合福溪社区的定位提升，Creekside公园将扩建成占地11英亩的新公园，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对这个公园很看重，他认为完美的公共配套设施是满足可负担性和宜居性的前提。
但是整个改造项目也被舆论所深深质疑，主要争议就是17亿加元总预算。如果地产开发商不能搞定全部资金，就需要从卑诗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取得资金支持，但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并没有担保会出手相助，所以资金的可持续性将是一大隐患。
不过参与开发的开发商则是Concord Pacific和Canadian Metropolitan Properties，其中Concord Pacific是加国首屈一指的地产开发商，以发展整体规划的社区而闻名，另一家则是印尼巨商黄鸿年在加拿大的开发公司Canadian Metropolitan Properties。这两家开发商在温哥华的地位相当于中国万科和恒大，二者联手开发的项目，未来发展空间可想而知！
所以未来福溪地产估值将不可限量，上有政府保驾护航，下有资深开发商精耕细作。2021-2035年的温哥华地产市场，主角非福溪莫属！而高架桥也以这种方式告别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可负担社区计划更是雄心勃勃，如果时光倒退回1967年和1973年，温哥华市府又该如何决策呢? 总之，成也高架桥，拆也高架桥，不变的是温哥华这座伟大的城市，留给后人的是说不尽的往昔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