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推出新作《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重塑了信息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民主与极权的极端化的产生条件等等，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影响与可能的危机，再一次打破许多惯常的观念与认知藩篱，令人耳目一新。
书中指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简称主体现实）。“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客观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比如山川河流。主观现实是个人的感知，比如喜怒哀乐。主体现实“则存在于许多心智形成的联结里”，如法律、神祇、货币等等。“讲得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就是依赖于人们共同认定才能存在。
人类由于“会讲故事”而产生了更多的联结，让许多人能在一起生活、劳动，创建部落、社会、国家。这一点在尤瓦尔的《人类简史》中详细介绍过。在《智人之上》中，尤瓦尔深入分析了人类会讲故事的“利与弊”——讲故事能促动人类社会进步，但如果乱讲故事则可以通过散布虚假和错误信息而引发纷争、战乱和灾难。
书中详细分析了由于乱讲故事而凭空而出的案例——欧洲的“猎巫行动”。这场历时三百年，导致五六万人被无辜处死的灾难竟然完全是源于“虚假信息”、源于阴谋论。
“中世纪天主教会并没有把女巫看成对人类的重大威胁，有些教会人士甚至还劝阻民众不要猎巫”。到了15世纪20-30年代，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教会和学者“从基督教、地方民间传说与古希腊古罗马遗产当众取用各种元素，结合成一套新的巫术理论”，认为女巫的背后“是撒旦领导的一个全球化的女巫组织，形成了一个制度化阴谋反抗基督教的宗教，目的就是彻底摧毁社会秩序和人类”。
但是，在1428-1436年间，阿尔卑斯山地区杀害了200名“巫师”之后，这套理论仍未被欧洲其他地区在意。直到1487年，由于痴迷于“猎巫”而被赶出阿尔卑斯山区的修士克雷默出版的《女巫之锤》成了畅销书后，欧洲的“猎巫”之火才被大面积点燃，并熊熊燃烧了数百年。
《女巫之锤》“迎合了人类最深的恐惧”。制造恐惧、激发愤怒、以仇恨将人们聚合在一起，是从古至今、从石器时代到网络时代最常见、有效、便捷的“团结群体”的方法。人工智能在自助学习后竟然很快掌握了这套思路，因此在许多社交媒体上，无论是算法强推短视频还是机器人编制虚假信息，都是利用人性的这条软肋在增加受众和粘合度。
在女巫阴谋论泛滥后，被处决的“巫师”中甚至有年仅5岁的孩子。“当时，人们只要抓到一星半点儿的证据，不管多么薄弱，就会开始互相指控使用巫术，常常只是为了报复个人受到的侮辱，或是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好处。”社会陷入一种癫狂状态，相信女巫的存在、怀疑他人是女巫、并可以随意指控女巫而无需提供任何证据，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
“只要开始正式调查，遭指控的人就像是迎来了世界末日”。“被告如果承认自己行巫术，就会遭到处决，财产由原告、刽子手与裁判官瓜分。被告如果拒绝认罪，恰恰证明了他们如恶魔般顽固，于是会遭受各种可怕的酷刑折磨”。“被告早晚会受不了而招供，接下来就是完成处决。”简而言之，一个人一旦受到指控，那真是百口莫辩，死路一条。尤瓦尔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全家被指控的例子——审讯从10岁的幼子开始，最后全家承认了多项罪行而被处死，“包括以巫术杀死265人，以及造成14场毁灭性的风暴”。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也许会感觉猎巫行动太荒唐，是由于古代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所致。其实不然。20世纪30年代，“苏联同样发明了一套全球阴谋论，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存在的敌人”——富农。
彼时，“苏联当局一再把经济灾难归咎于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并称富农或资本主义农民为其代表。就像在克雷默的想象中，女巫听从撒旦的命令，召唤冰雹摧毁了农作物；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想象中，富农被全球资本主义控制，于是破坏了苏联经济。”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宣布苏维埃国家应该消除富农阶级，并立即鼓励党与秘密警察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于是，认定了苏联存在着大量被境外势力操控的、破坏本国经济发展的富农，全国上下都要齐心协力发现、消灭富农，成了苏联的“政治正确”。任何人胆敢对这一说法质疑，都是对国家的不忠诚，会受到严格审查，甚至丢掉性命。
“时至1933年，总共约有500万富农被赶出家园，遭到枪决的户主高达3万人。”“只要被打上富农的烙印，就再也无法摆脱。”“就像10岁的‘男巫’，苏联的‘富农’也发现自己被困进了一个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类别，这个类别被人类的故事所发明，再由无所不在的官僚制度套在他们头上。”
“苏联官僚制度虽然收集了大量关于富农的信息，但那些并非客观真相，只是强加了一些苏联当局虚构的主体间现实。”尤瓦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富农’这个标签完全出于虚构，却成了了解某个苏联人的一个关键要素。”
可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能虚构出一套阴谋论，将某些社会生活中的不足归咎于某个群体使之成为出气筒，或是为了转移矛盾而树立一个假想敌，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的“替罪羊效应”。
除了强权的压迫，大众能自愿接受完全基由想象力所产生的“替罪羊”的存在，是由于：责难、惩罚“替罪羊”能让大众转移责任，避免面对自己的错误或无能；减少焦虑，通过“归咎他人”，降低内心的冲突和挫败感；增强群体凝聚力，共同指责一个“敌人”，让群体内部更团结。因此，在灾难发生、经济下行、社会不稳定时，某些少数族裔、移民、异教徒、异见人士、其他国家等都容易成为替罪羊。
尤瓦尔对“替罪羊效应”的分析极具洞察力——当某些属于不实信息、虚假信息的“主体间现实”通过人类独具的“讲故事”的方法形成阴谋论时，便会形成从主流媒体到官员阶层都将喊打替罪羊视作“政治正确”的可笑又可悲的社会怪状，导致许多无辜的人受害。
不幸的是，这一悲剧不断在人类历史上重现。除了上述的欧洲猎巫、苏联杀富农，还有中世纪由于黑死病爆发对犹太人的清洗；19-20世纪发生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对华裔、日裔的以“抢工作”、“传染病”为由的排斥；二战时德国指责犹太人破坏经济而对其进行的种族灭绝；1950年代美国担心“红祸”而推行的麦卡锡主义；911事件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新冠疫情间的全球许多国家发生的仇亚歧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