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加拿大人生活水平方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生产率（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但加拿大在这方面落后了。
加拿大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杰斯（Caryolyn Rogers）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称之为“打破玻璃……紧急情况”，警告加拿大正在进一步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同类国家。
联邦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其2022年预算案中警告说，如果不做出任何改变，从现在到2060年，加拿大的生产率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属38个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这意味着加拿大的经济表现可能是所有主要竞争对手中最差的，其中包括七国集团的所有其他成员–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方慧兰将生产率低下形容为加拿大经济的致命弱点，并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保证了每个父母的梦想–我们的孩子将比我们更富裕”。
数以千万计的加拿大家庭都知道，这个梦想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建立职业生涯和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而挣扎。
几十年来，生产力低下和下降一直是个问题，杜鲁多政府继承了这个问题，而不是创造了这个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工人懒惰。
这意味着，由于缺乏商业信心和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他们没有获得更聪明、更高效工作所需的工具。
政府的作用是通过降低贸易和竞争壁垒、避免或减少不利于贸易和竞争的税收以及根据国家经济需求调整移民政策来提高创新能力。
问题是，杜鲁多政府解决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办法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制定更多的政府法规，提供更多的政府补贴，以挑选经济赢家和输家。
杜鲁多的气候政策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强加新的政府法规和大规模补贴–涉及在100多个政府项目上花费2000多亿元–叠加在全国碳税之上，而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却没有碳税。
这不是解决生产力低下问题的成功秘诀。它与我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都市网Rick编译，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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