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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要内爆一样” 泄密事件后,美国最高法院幕后充满怨恨和恐惧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堕胎案中,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的意见书草案被泄露后,最高法院这一任期的一切都不像往常一样了。

通常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大法官们都会交换数百页的意见草案,并在任期内最具挑战性的案件中相互合作,解决分歧,达成共识。相反,法院被法律书记员、工作人员,尤其是法官自己之间的不信任弄得四分五裂。

幕后的氛围是如此丑陋,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这个地方就像要内爆一样。”仅举一个公开的例子,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几周前的一次演讲中似乎表示,他不再信任他的同事。

“当你失去这种信任,尤其是对我所在的机构的信任时,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机构,”他对一个保守团体说。“你开始凡事小心翼翼。这就像一种不忠,你可以解释它,但你不能抹杀它的痕迹。”

具体来说,他暗示他不信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

他说:“回想从前,我们曾在一起共事11年的法庭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法庭。你会期待成为其中一员。”

在从前那11年里,首席大法官是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他于2005年去世,由罗伯茨接任,讽刺的是,罗伯茨多年前曾是伦奎斯特的助手之一。

这不是最高法院第一次泄密。10年前,罗伯茨改变主意,投票支持《平价医疗法案》的关键条款,这激怒了最高法院的一些保守派。这种改变很少见,但确实会发生;法官们会改变主意,而且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他最后的投票跟草案投票时完全不同,这个消息也从最高法院中走漏了出来,当时人们怀疑这显然是从某位与保守派法官有关的人那里泄露出来的。

一次更大的泄密

现在,最高法院要处理一个更大的,事实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泄密——从最高法院流出去的是一个扭转了半个世纪堕胎先例的草案意见。首席大法官称这次泄密是“背叛”,并命令最高法院进行内部调查。但调查不一定能找出泄密者,反倒可能平添更多问题。

首先,监督调查的最高法院法警没有调查人员的经验;最高法院警察部门同样没有。他们的工作是保护法官。而据有调查经验的人说,泄漏调查是“噩梦”。

格伦·法恩(Glenn Fine)曾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担任司法部和国防部的监察长,他进行并监督了大量此类调查。

他写道,通常,一开始“我们会被告知……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被泄露的材料。只有少数人参加了关键会议或参与了文件的制定。”

但是,他说,“当我们探索有权限访问的人的宇宙时,”这个数字总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一数字不再是有限的几个,而是包括“额外的同事、办公室工作人员、计算机管理人员、参与事务的人的亲友,甚至是路过办公室的人”,在疫情时代,由于法官和书记员等工作人员在家工作,这可能还包括出入他们房子的家人、家务助理或孩子保姆。法恩说,即使有一些与记者接触的证据,“我们通常也无法证明是接触导致了泄露。”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调查人员最终得出的都是理论和推测。

内部调查

现在,谈到这次泄密事件,CNN报道称,法院“已采取措施”要求书记员签署宣誓书,并在实质上交出他们的手机。

“采取措施”并不意味着真的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书记员被要求签署一份宣誓书,那法律问题就太多了。因为泄露意见草案虽说严重违反道德,但该草案并不是机密,所以泄露不是犯罪。但是,在宣誓书中撒谎,那就属于犯罪了。

想象一下,你发誓说你和泄密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结果发现你以前的大学同学现在是记者,在泄密事件发生前的4月份,你和他共进了晚餐;你可能会有大麻烦。因此,有迹象表明,一些最高法院书记员正在请律师。

更不用说,如果法院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从一名职员的手机中获取信息,这直接违背了最高法院八年前的裁决,当时最高法院表示,在一名犯罪团伙成员在一次交通拦截中被拦下后,警察不能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他的手机。

罗伯茨撰写了法院的一致意见,称现代手机不仅仅是另一种技术便利。它们是一个人生活中所有事情的概要——你的政治偏好、兴趣、爱好、医疗记录、你去过哪里、和谁在一起。

“允许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未经授权的搜查,不只是像看一眼烟盒那样的偶然闯入,”他在法官席上总结意见时说。“这是对隐私的严重侵犯。”

他指出,《第四修正案》是国父们对殖民地时代遭人谩骂的“一般搜查令”的回应,这种搜查令允许英国官员“不受限制地翻找房屋,寻找犯罪活动的证据”。

法院的结论是,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手机进行搜查也没有什么不同。

混乱的法庭

然而,现在,法院可能正在这么做,受惊的法律书记员已经给律师事务所打电话,想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法律代表。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带来了道德问题,因为这些律师事务所确实有官司要打进最高法院。

至于法院本身,情况并不好。

一位与大法官们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我不知道最高法院到底要如何完成这个任期的工作。”他解释说,这些书记员就像是“法院的外交使团”。尤其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会在老板的同意下互相交谈,看看这个案子或那个案子的极限能推到什么程度——或者反过来,如何软化措辞,让五位法官同意。但现在,他指出,书记员们害怕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会被毁掉,所以他们不能这样做。简而言之,这对最高法院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纽约时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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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chnappi

来源:NPR

翻译: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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