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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I 七粒药丸,绿卡被撤销,亚裔女子面临驱逐出境

640_627ab15a7d42b伦迪和她的家人。

 

近20年来,伦迪·奎(Lundy Khoy)一直生活在对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中。

伦迪的父母逃离了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她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出生,蹒跚学步时来到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弟弟妹妹之间有什么不同。

但是,一个十几岁时犯的错把她推到了联邦法律的十字准线上,导致她在半辈子的时间里一直小心翼翼,努力在她唯一知道的国家证明自己的价值。

她的斗争是悄悄开始的——甚至对她的亲戚都保密。最终,这导致她在国会作证,最近几个月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阿灵顿县的一个法庭。

在此时,距离她被发现钱包里有7颗摇头丸已经过去了20多年,离最终定罪引发驱逐令也已经过去了16年。她现在41岁,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一个面临严重医疗问题的丈夫。她知道,与许多处境相似的人相比,能在美国待这么久,她是幸运的——她的律师们也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将永远结束她的噩梦。

移民专家说,自从1996年国会颁布移民法,扩大可被驱逐出境的犯罪范围以来,已经有数十万移民被驱逐出境,其中许多人是长期合法居民,被控犯有轻微的非暴力罪行。对许多人来说,驱逐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家人都无法说再见。

伦迪的律师们最终依靠的是一份古老的弗吉尼亚州法条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检察官办公室,这为她在移民改革倡导者认为已经破裂的体系中提供了一条道路。

“她唯一的记忆就是美国,”她的律师斯特林·马尚德(Sterling Marchand)在法庭上说。起初,连他都担心官司胜算不大。

去年12月,巡回法院法官小威廉·T·纽曼(William T. Newman Jr.)在一次简短的裁决中宣布,伦迪的认罪请求无效。这一裁决的速度之快令双方都感到惊讶。

伦迪难以置信地伸手去抓律师的胳膊。噩梦真的结束了吗?

被误导

在成长过程中,伦迪是她父母的翻译,也是她两个弟弟妹妹的“第二个母亲”。

去乔治梅森大学读书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任男朋友,开始尝试毒品和酒精。2000年5月,他们在一起的一个晚上,一名警官问伦迪是否有毒品,以及毒品是否属于她。她不想撒谎,也不想让朋友惹上麻烦,于是承认了。她还说,她打算把药卖掉,把买药的钱还给母亲。

她的律师建议她承认持有毒品并企图贩卖毒品。她提醒律师,自己有绿卡,而且希望申请公民身份,她想知道这是否会影响她的移民身份,律师回答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她于是听从律师的建议认罪,被判服刑三个月,缓刑四个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事可以就此画上句号。但问题是,伦迪不是出生在美国。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与许多保持低调、以逃避拘留的非法移民不同的是,合法永久居民往往漫不经心,不知道自己与公民的法律处境完全不同。

“一些移民有一种误解,认为一旦他们获得了绿卡,就不能再被驱逐出境,不是这样的,”移民律师 本·维诺格莱德(Ben Winograd )说。“只需要一次刑事定罪。无论是否导致入狱,都可以作为驱逐出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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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伦迪·伦迪是乔治梅森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美国项目的执行主任艾莉森·帕克(Alison Parker)说,许多辩护律师不知道移民法的变化,包括允许驱逐出境的犯罪名单的大幅扩大,导致律师给移民提供了一系列糟糕的法律建议。

人权观察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2年间,有26万多名非公民被驱逐出境,其中许多人长期居住在美国,与美国有着牢固的家庭关系,而他们犯的罪名中,最严重的是毒品犯罪。

“自1996年以来,我们每天都驱逐像伦迪这样的人,”旧金山大学法律与移民研究教授王兴(Bill Ong Hing)说,他代表过数十名面临驱逐的移民。“他们生命中最愚蠢的五分钟导致被判严重的重罪,继而被驱逐出境。”

王兴说,被驱逐出境的柬埔寨人中,有一名34岁的建筑工人被发现在德克萨斯州公共场所小便,一名22岁的海军陆战队员因酒后驾车导致妹妹死亡而被控过失杀人罪。

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移民希望将他的驱逐推迟到拜登上任。这样的努力没有成功。

帕克说,尽管两党近年来都致力于改革严厉的毒品量刑法,但几乎没有政治意愿集中在改革移民法上。

她说:“人们普遍认为,整个禁毒战争需要停止。但是,有一个群体没有被纳入所有这些改革中,那就是移民群体。”

被迫发声

被定罪后,伦迪搬回了母亲家。她每天早上5点去电话会议公司上班,然后去上社区大学的课程。她的缓刑监督官后来成为了这家人的朋友。

2004年4月,23岁的伦迪带着她的大学成绩单参加了一个会议,兴奋地向她的缓刑监督官展示她获得的全A成绩。但当她到达会场时,却被移民官员团团围住。她记得他们让她靠着墙站着,然后把她关进一辆开往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的面包车里。

“这不可能发生,”她记得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想。这是她第一次得知自己可能会因为被定罪而面临驱逐出境。

她的妹妹琳达·奎接到缓刑官的电话时正在上班。

“我真的很抱歉,”这位女士说。

在拘留期间,伦迪才意识到她的情况是多么普遍,她认识了一名20多岁的波斯尼亚妇女和一名被判犯有毒品罪的以色列母亲。两人都被驱逐出境。

在她被拘留的九个月里,她的母亲和妹妹一直在担心。琳达说,“每天我们都在想,他们会把她驱逐出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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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和她的姐姐伦迪。伦迪当时大约4岁,琳达大约3岁。

接下来的几年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伦迪需要接受移民局的例行检查,静静地寻求法律建议,并努力想象她将如何在柬埔寨生活,在那里她没有亲人,语言也不流利。

2012年,伦迪突然被安排参与一个“密集监控项目”。她被戴上了脚链。她觉得,被驱逐可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事情说出来——这意味着她第一次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

伦迪还参与拍摄了一部纪录片。2016年,她获得了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特里·麦考利夫(民主党)的赦免。

川普当选是另一个转折点。他在竞选时发誓要打击移民,声称墨西哥正在将毒品、罪犯和强奸犯送过边境。当时刚当妈妈的伦迪决定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分享她的故事。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引发了新一轮媒体关注,令伦迪感到意外的是,她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些人担心川普当选总统对移民意味着什么。

“我不是帮派成员。我不是毒贩,”她写道。“但我有犯罪记录,我很害怕。”

 

机会渺茫

华盛顿贝克博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钱德和安德鲁·乔治(Andrew George)审查伦迪的案件时,她已经在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中生活了16年多。

两位无偿接下该案的律师认为,伦迪的第一位律师提供了几乎完全错误的法律建议,他们因此指出,伦迪得到了糟糕的法律建议,她不可能“故意和自愿”理解认罪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们的登月计划,”马钱德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他们怀疑这是否有效,直到他们与阿灵顿县联邦检察官帕里萨·德加尼-塔夫提和联邦助理检察官保罗·威利进行了交谈。

在个人层面上,伦迪的故事令德加尼-塔夫提产生了共鸣。德加尼-塔夫提从小就随父母从伊朗移民过来,她说自己无法想象被送到一个无法读写语言的国家会有多么“恐怖”。

德加尼-塔夫提说,如果伦迪的案子今天出现在她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它会得到不同的处理。德加尼-塔夫提的办公室支持伦迪的律师要求撤销判决。德加尼-塔夫提说,剥夺伦迪在美国的生活,并把她送到一个与她没有关系的地方,这种惩罚与她的案件事实“极不相称”。

在12月他们聚集在阿灵顿的法庭上的那天,当法官宣布他的裁决时,她说她感到如释重负,差点跳上跳下。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伦迪感到感激和宽慰——快二十年了,她这是第一次不再感到恐惧。

但她说,她也不断地想到那些没有同样资源的家庭,他们的亲人在有机会战斗之前就被驱逐了。

“这样的困境,”她说,“比我一个人面临的痛苦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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